【世界知識】疫情將促使新加坡進一步調整外勞政策
原創 楊丹志 世界知識 今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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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前，新冠疫情在東盟國家得到了有效控制。統計數據表明，東盟各國確診病例數占海外（即中國以外）國家確診病例總數的1.46%，死亡率也低于海外平均值。值得關注的是，在疫情暴發初期被國際社會譽爲防疫“模範生”的新加坡一度遭遇反彈，4月中下旬開始確診病例急劇攀升，至5月20日累計超過2.9萬人。
2020年4月14日，新加坡總理李顯龍參加東盟抗擊新冠疫情特別峰會。
防疫體系暴露外勞管理短板
在疫情暴發初期，新加坡采用了先進的檢測檢疫手段，推行外松內緊的全社會整體防疫措施，並根據疫情變化及時調整。政府在盡可能不引起社會動蕩、減小經濟損失的情況下相對有效地控制了疫情，因此得到了世界衛生組織的高度贊譽。但4月中下旬開始，新加坡國內疫情突然強勢反彈，確診人數連日急劇攀升，最主要的原因是，來自印度尼西亞、馬來西亞等國的外來勞工（客工）群體集中出現疫情，且一度有失控之勢。
自4月15日起，新加坡衛生部在每日發布的疫情數據中將國內公民及永久居民同外籍勞工分開。公民與永久居民新增確診數始終較低，維持在10～20人，甚至更少。新增客工病例卻一直保持在三位數甚至破千的高位。在5月19日中午12時至5月20日中午12時的24小時內，新加坡新增確診患者570例，其中僅兩例是公民和永久居民，其余均爲外勞。
此次疫情在外勞居住區大規模暴發，使得新加坡民衆質疑政府忽視了對外勞宿舍的管理，導致其成爲防疫盲區。早在數年前，新加坡政府就制定了《外籍雇員宿舍法》（Foreign Employee Dormitories Act），開始建造配有小超市、食閣、電影院和板球場的專門建造宿舍群（purpose-built dormitories）供客工居住，法案還對這些擁有超過1000名外勞的大型宿舍群獲得工作准證和運營的方式予以規定，並對衛生設備、清潔程度和人均面積提出要求。然而這些在此次抗疫中並沒有發揮作用。新加坡巡回大使許通美發文批評當局對待外勞的方式，媒體也披露49個外勞主要聚集點的宿舍狀況擁擠不堪、衛生堪憂、防疫缺位。外勞防疫俨然已成爲新加坡防疫體系的薄弱環節，如果缺乏及時、有效的應對，新加坡的前期抗疫成果有可能毀于一旦。
新加坡城市天際線。外來勞工爲新加坡的經濟發展作出了積極貢獻。
爲加強外勞集中居住區的防疫工作，新加坡政府已經成立跨機構的工作組，衛生部、人力部、內政部等部門以及武裝部隊都參與其中。工作組的工作內容包括建立醫療站和分診診所，供應物資和食物，管理後勤和提供清潔服務，同時也要確保外勞能通過互聯網和家人、朋友保持聯系。據報道，政府已經對3.2萬名客工進行了核酸檢測，政府承諾接下來會檢測所有約30萬名住在宿舍的客工，確保他們體內沒有病毒才能複工。此外，政府還提供了更爲寬敞的宿舍，將7000名健康工人轉移至其他臨時居所，包括海上宿舍、空置的公共組屋及多層停車場。
疫情促使勞工政策發生改變
雖然新加坡外勞疫情得到有效控制，但對新加坡政府而言，未來將不可避免地面臨以下挑戰。
一是外勞群體與新加坡當地居民之間的矛盾可能加劇。雙方在過去曾因日常瑣事的摩擦引發街頭騷亂，這次因對外勞的救治占用大量公共衛生資源，不排除引發一些新加坡本地居民的不滿，影響社會和諧與穩定。
二是多個外勞宿舍區的衛生管理出現問題，暴露新加坡外勞安置政策的短板。外勞感染人數急劇上升，而本地居民疫情防控卻做得很好，這種差別不僅有損新加坡政府的執政形象，也引發部分國際人權組織和媒體的抨擊，政府需要采取必要的危機公關行動來緩解壓力。
三是近年來新加坡不斷收緊的外勞政策與勞動力需求旺盛存在矛盾。目前新加坡人口老齡化、生育率低、勞動力短缺等問題凸顯，城市國家經濟運行高度依賴的建築業和服務業尤其離不開外勞的貢獻，他們已經成爲新加坡經濟發展不可或缺的重要支柱力量。如何在收緊外勞政策的同時保障充足的勞動力，將是新加坡政府面臨的一大難題。
可以預計，經過此次疫情之後，新加坡的外勞政策會有以下新變化。
第一，經濟轉型將促使外勞務工條件進一步收緊。長期以來，新加坡引入的外勞主要集中于低端産業。近年來，爲了保持國內經濟活力，政府積極推動經濟轉型升級，強調依靠創新驅動經濟增長。爲此，新加坡政府推出了提高生産力計劃，努力推動生産力導向型經濟進行重組，這就包括通過減少外勞配額、提高外勞稅、限制廉價外勞、提高外勞准證申請門檻等措施，持續收緊外勞政策。與此同時，新加坡政府也積極扶持企業加大自動化投入和對高端技術、管理人才的引進力度，間接起到了減少對外勞依賴的效果。此次新冠疫情在外勞群體中的集中暴發無疑會促使新加坡政府更爲堅定地推進這些政策。
2019年7月，政府已經將本地員工薪金門檻從1200新幣上調至1300新幣。今年3月3日，人力部長楊莉明宣布，政府將在今年7月將本地員工薪金門檻進一步上調至1400新幣。新加坡政府采取的這一措施旨在爲本地居民創造更多就業機會，同時確保只有符合一定條件的外國人才能進入新加坡工作。即將開始的第二輪薪資上調將直接影響到企業可申請外勞准證的配額。
第二，可能出台新法規加強對外勞人員的管理。目前，新加坡主要通過《移民法案》《雇傭法案》《外國人力雇傭法案》《職業安全與健康法案》《工傷賠償法案》和《雇傭代理法案》等法律規範工作准證、勞動關系、外國工人管理、工傷賠償以及職業安全與健康等方面的問題。今後，有可能制定新法規，強行要求政府和企業爲外勞提供必要的生活保障，包括改善其居住條件並提供相應福利，規定無論是由政府部門還是企業修建的外勞集中居住宿舍，都必須符合衛生防疫條件，以避免類似新冠疫情交叉感染的情況再次發生。
第三，加強對外勞和當地民衆的心理疏導，盡可能減少彼此隔閡、猜疑和沖突。既要避免過去簡單化的處理方式，即大量外勞與新加坡社會事實上的相互隔絕，又能使外勞群體和當地居民保持必要的距離和相互舒適度。
外勞問題能否得到妥善解決，與新加坡未來的繁榮發展及國家聲譽密切相關，也會影響到新加坡與印尼、馬來西亞等鄰國的關系。作爲一個種族和文化多元共存且高度依賴對外開放的城市國家，新加坡將會吸取此次疫情帶來的教訓，更加審慎地處理外勞問題，仔細在利用與管理之間拿捏平衡，既不放任自流，又不因噎廢食。
（作者爲中國社科院亞太與全球戰略研究院博士、中國人民大學國家安全研究院高級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