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新加坡總理 李顯龍
翻譯：黃金順，本文經《外交》（FOREIGN AFFAIRS）許可翻譯。版權所有2020，美國外交關系理事會（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Inc） www.ForeignAffairs.com。
本文轉載來源于公衆號新加坡萬事通。
近日，新加坡總理李顯龍對美中對抗現狀發布了一篇長文。
以下爲原文翻譯：
“近幾年有一種議論，說下個世紀是亞洲太平洋世紀，好像這樣的世紀就要到來。我不同意這個看法。”中國領導人鄧小平在1988年向來訪的印度總理拉吉夫·甘地表達了這一觀點。30多年後，鄧小平證明了自己的先見之明。幾十年來，亞洲取得了非凡的經濟成就，如今是世界上增長最快的區域。在這10年內，亞洲經濟體的規模將超越世界其他經濟體的總和，這是自19世紀以來從未出現過的情況。然而，即使到今天，鄧小平的告誡依然讓人警醒：亞洲世紀既非必然實現，也非命中注定。
亞洲之所以繁榮，是因爲二戰結束以來一直維持著的“美國治下的和平”（Pax Americana）提供了有利的戰略環境。然而目前，美中兩國的緊張關系引發了有關亞洲未來和新興國際秩序形態的深刻問題。包括新加坡在內的東南亞國家尤其感到擔憂，因爲它們處于各個大國利益的交彙點上，必須避免被夾在中間或被迫作出令人不快的選擇。
亞洲的現狀必須改變。但新的格局會帶來更多的成功，還是會帶來危險的不穩定局面？這取決于美國和中國分別和共同作出的選擇。這兩個大國必須制定出一種共處模式，在一些領域保持競爭關系的同時，不讓兩國之間的矛盾危害在所有領域的合作。
亞洲國家視美國爲在本區域擁有重大利益的常駐大國。與此同時，中國是隔鄰的區域大國。其他亞洲國家不希望被迫在兩者之間作出選擇。如果任何一方試圖迫使亞洲各國作出選擇一如華盛頓試圖遏制中國的崛起，或是北京尋求在亞洲建立一個專屬勢力範圍一美中將走上一段持續數十年的對峙之路，使長久以來預期會出現的亞洲世紀岌岌可危。
美利堅治世的兩個階段
20世紀亞洲的“美國治下的和平”有兩個截然不同的階段。第一個是在1945年到1970年代，也就是冷戰的前幾十年，美國及其盟友與蘇聯集團爭奪影響力。盡管中國在朝鮮戰爭和越南戰爭期間，同蘇聯聯手對抗美國，但其經濟仍然是內向型和封閉的，與其他亞洲國家的經濟聯系也很少。與此同時，亞洲其他地方的自由市場經濟體正在騰飛。先是日本，然後是香港、新加坡、韓國和台灣等新興工業化經濟體。
美國使亞洲的穩定和繁榮得以實現。美國倡導建立一個開放、一體化和基于規則的全球秩序，並提供一個安全保護傘，使區域國家能夠在此基礎上合作與和平競爭。美國跨國企業在亞洲大量投資，帶來了資本、技術和創意。隨著華盛頓促進自由貿易和向世界開放美國市場，亞洲與美國的貿易逐漸增長。
1970年代的兩件大事將亞洲的“美式和平”帶入了一個新階段：時任美國國家安全顧問基辛格于1971年秘密訪問中國，爲美中在敵對數十年後，恢複邦交奠定了基礎；鄧小平于1978年啓動了“改革開放”政策，使中國經濟起飛。到1990年代末，經濟壁壘逐漸消除，國際貿易迅速增長。越戰和在柬埔寨的戰爭結束後，越南和中南半島的其他國家得以把精力和資源集中在經濟發展上，並開始追趕其他亞洲國家。
長期以來，許多亞洲國家一直把美國和其他發達國家視爲主要經濟夥伴，但它們現在也越來越抓緊中國快速發展所帶來的機遇，與中國的貿易和旅遊業逐年增長，供應鏈也緊密結合在一起。在幾十年內，中國從在經濟上對亞洲其他地區無足輕重的國家，變成本區域最大的經濟體和主要的經濟夥伴。中國在區域事務中的影響力也相應增強。
盡管如此，“美式和平”依然發揮效用，中國地位的這些根本性變化便是在其框架內發生的。中國沒有能力挑戰美國的主導地位，也沒有試圖這樣做。事實上，它采納了鄧小平的名言“韬光養晦”作爲指導思想，將農業、工業和科技的現代化放在軍事力量建設之前。
因此，東南亞國家在與中國建立經濟關系的同時，也與美國和其他發達國家保持著牢固的聯系，從而享有兩全其美的好處。它們還加深了彼此之間的聯系，並共同努力，爲植根于亞細安組織的區域合作建立一個開放式架構。亞細安在1989年成立亞太經濟合作組織、1994年成立亞細安區域論壇，以及2005年以來每年召開東亞峰會等方面，發揮了核心作用。
中國充分參與了這些進程。每年，中國總理都會到訪一個亞細安成員國，會見亞細安各國領導人，准備充分地闡述中國對東南亞地區的看法，並提出加強中國與亞細安成員國合作的建議。隨著中國在本地區的利益不斷增加，它也推出了自己的倡議，包括“一帶一路”和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這些都有助于加深中國與鄰國的合作，當然也提高了其影響力。
但是，由于這是一個開放的區域架構，中國並沒有絕對的影響力。美國仍然是重要的參與者，它通過《亞洲再保證倡議法》（Asia Reassurance Initiative Act）和《善用投資促進發展法》（Better Utilization of Investments Leading to Development Act）等倡議，鞏固區域安全與穩定，並加強其經濟參與。亞細安還與歐盟、印度和許多其他國家建立了正式的對話機制。亞細安認爲，這樣的聯系網絡爲合作創造了更強有力的框架，並爲在國際上推進其成員國的集體利益提供了更多空間。
至今爲止，這個做法行之有效。但“美式和平”的戰略基礎已發生根本轉變。改革開放40年來，中國經曆了翻天覆地的變化。隨著中國的經濟、技術能力和政治影響力成倍增長，它對世界的看法也有所改變。今天的中國領導人已不再引用鄧小平的“韬光養晦”箴言。中國視自己爲一個大陸大國，也渴望成爲一個海洋大國；它一直致力于陸軍和海軍的現代化，以使將其軍隊轉變爲一支世界級的戰鬥力量。中國越來越希望保護和推進其海外利益，並確保其在國際事務中應有的地位，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與此同時，在許多方面仍然是超級大國的美國，正在重新評估其宏觀戰略。隨著美國在全球國內生産總值（GDP）中所占份額的減少，目前尚不清楚它是會繼續承擔維護國際和平與穩定的重任，還是會轉而采取更狹隘的“美國優先”方式來保護自身利益。在華盛頓對其在全球體系中的責任提出根本性反思之際，它與北京的關系受到了越來越多的關注。
美中的重大抉擇
美國和中國各自面臨重大抉擇。美國必須決定，是將中國的崛起視爲一種生存威脅，並試圖以一切可能的手段遏制中國，或是承認中國本身就是一個大國。如果選擇後者，美國就必須制訂與中國打交道的方法，盡可能促進合作和良性競爭，而不讓競爭傷害整體關系。理想情況是，這一競爭將在商定的多邊框架內進行，並采用類似聯合國和世界貿易組織所遵循的規則和准則。
美國可能會發現這是一個痛苦的調整，尤其是華盛頓有越來越多人認爲，與北京的接觸已經失敗，有必要采取更強硬的手段來維護其利益。但是，無論這項任務對美國來說有多艱巨，在現有的國際規則和規範體系內，盡最大努力滿足中國的抱負還是值得的。這一體系規定了所有國家的責任和限制，加強信任，幫助管控沖突，並爲合作和競爭創造更安全、更穩定的環境。
反之，如果美國選擇試圖遏制中國的崛起，就有可能引發反彈，使兩國走上長達數十年的對峙之路。美國不是一個衰落的大國。它有很強的韌性和實力，其中之一就是它能夠吸引世界各地人才；在九位諾貝爾科學獎華裔得主中，有八位是美國公民或後來入籍成爲美國公民。另一方面，中國經濟擁有巨大的活力和日益先進的技術；它遠不是一個波將金村莊（Potemkin village，編按：指專門用來給人虛假印象的建設和舉措），也不是蘇聯最後幾年搖搖欲墜的計劃經濟。這兩個大國之間的任何對峙，都不太可能像冷戰時那樣，在一個國家和平崩潰的情況下結束。
就中國而言，它必須決定是否要成爲一個不受制約的大國，爲所欲爲，憑借其絕對的影響力和經濟實力取勝，但也要冒著遭到美國和其他國家強烈抵制的風險。這種做法可能會加劇緊張和不滿情緒，從長遠來看，會影響中國的地位和影響力。這是個真實的危險：皮尤研究中心最近一項調查發現，加拿大、美國，以及其他亞洲和西歐國家的人，對中國的看法越來越負面。盡管中國最近努力在海外打造軟實力，例如通過孔子學院網絡，以及中資國際報紙和電視媒體等，但形勢還是對它不利。
又或者，中國可以承認自己不再積貧積弱，並接受世界目前對它抱有的更高期望。在政治上，中國不再有理由享有它在較小和較不發達時所獲得的優惠和特權，例如2001年加入世貿組織時的慷慨條款。一個更大、更強大的中國，不僅應該尊重全球規則和規範，也應該承擔起更大的責任，維護和更新中國取得如此輝煌成就的國際秩序。如果現有規則和規範不再適用，中國應與美國和其他國家合作，制定出所有國家都能接受的訂正安排。
創建新秩序的道路並不平坦。強大的國內壓力推動和制約著兩國的外交政策選擇。在當前的美國總統競選活動中，外交政策並沒有得到太多的關注，即使有，其主要焦點也是“美國優先”這一主題不同版本的論述。在中國，領導層的首要任務是確保國內政治穩定，並在經曆了近兩個世紀的軟弱和屈辱之後，再次展現出一個古老文明正在崛起的雄心。因此，我們不能想當然地認爲，美中會根據對國家利益的理性考量來處理雙邊關系，甚至擁有互利共贏的共同願望。兩國不一定會走上對峙的道路，但也不能排除發生沖突的可能性。
亞太區域的勢力變化
世界各地將上演這些勢力變化，但一個關鍵的舞台將是亞太區域。美國在本區域一直擁有至關重要的國家利益。爲了在太平洋戰爭中打敗日本，美國消耗了大量資源，也付出了流血的慘重代價，並險些失去了三位未來的總統。它在朝鮮和越南打了兩場代價高昂的戰爭，爲亞洲的非共産主義國家鞏固社會和經濟，贏得與共産主義的思想鬥爭，爭取了寶貴的時間。
美國慷慨、開放的政策極大地造福了亞太區域，這些政策源于根深蒂固的政治理想，及其作爲“山巅之城”和“光照諸國”的自我形象，但它們也反映了其明智的自身利益考慮。一個穩定而繁榮的亞太區域，首先是冷戰時期對抗共産主義國家的堡壘，然後是世界上一個由許多對美國友好、穩定而繁榮的國家組成的重要地區。亞太區域爲美國企業提供了巨大的市場和重要的生産基地。這也難怪美國在亞洲有幾個最堅定的盟友，如澳大利亞、日本和韓國，還有一些長期合作夥伴，如新加坡。
中國在本區域也有重大利益。東北亞依然籠罩在第二次中日戰爭和朝鮮戰爭的陰影下。東南亞是中國能源和原材料的來源地、經濟合作夥伴，以及重要的海上交通線。爲了保護能源安全，它也將馬六甲海峽和南中國海視爲必須保持開放的咽喉要道。但與美國的一個關鍵區別是，中國將亞太區域視爲俄羅斯所謂的“近鄰”（near abroad），因此對其自身安全至關重要。
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說過，太平洋足夠大，容得下中美兩國。但他也說，亞洲的安全歸根結底要靠亞洲人民來維護。這就産生了一個問題：習近平是認爲太平洋足夠大，可以讓美中兩國和平共處，有重疊的朋友圈和夥伴圈呢？還是認爲它足夠大，兩個大國可以將之一分爲二，形成敵對的勢力範圍？新加坡和其他亞太國家會傾向哪種解讀，是不言自明的。盡管它們可能對事態的發展沒有太大的影響力，但還是熱切希望不要被迫在美中之間作出選擇。美國的安保力量對亞太區域仍然至關重要。沒有它，日本和韓國將不得不考慮發展核武器；兩國都是核門檻國家，而這個課題也經常出現在他們的公開討論中，特別是考慮到朝鮮日益增長的核武器能力。幸運的是，這些事態發展仍然只是假設，但其前景既不利于東北亞的穩定，也不利于全球的防擴散努力。
自二戰以來，美國第七艦隊爲東南亞地區的安全做出了貢獻。它確保海上交通線保持安全和開放，從而促進了貿易和經濟增長。盡管中國的軍事實力不斷增強，但它還是無法取代美國所發揮的安全角色。與美國不同的是，中國在南中國海與本地區的幾個國家存在海洋和領土爭端，這些國家會認爲，中國的海軍部署是爲了推進其海洋和領土主張。
阻礙中國接替美國在目前所扮演的安全角色的另一個障礙是，許多東南亞國家都有爲數不少的華裔少數民族，他們與占多數的非華族的關系往往很微妙。這些國家對任何中國對其華裔人口有過度影響的看法都極爲敏感，尤其是回想起中國在1980年代初之前，一直支持東南亞共産主義叛亂的曆史。在可預見的未來，這些敏感因素將制約中國在東南亞事務中的角色。
新加坡是東南亞唯一以華人爲主的多元種族國家。事實上，它是世界上除中國之外，唯一擁有如此人口結構的主權國家。然而，新加坡卻爲打造一個多元種族，而非華族的國民身份付出了巨大努力。而且，它還極其小心地避免做任何可能讓自己被誤認爲是中國的爪牙的事情。爲此，新加坡直到1990年才與中國建交，成爲除文萊外最後一個與中國建交的東南亞國家。
當然，新加坡和其他亞洲國家都希望與中國建立良好關系。它們希望得到這樣一個大國的善意和支持，並參與其發展。從飛機、手機到手術口罩，全球供應鏈將中國和其他亞洲國家緊密聯系在一起。中國的龐大規模使其成爲大多數其他亞洲國家的最大貿易夥伴，包括美國在本區域的所有條約盟友，以及新加坡和幾乎所有其他亞細安國家。
美國很難或者幾乎不可能取代中國，成爲世界最大的供應國，就像美國自己沒有中國市場是不可想象的一樣。中國是美國商品的第三大進口國，僅次于加拿大和墨西哥。但中國也無法取代美國在亞洲的經濟地位。全球金融體系主要依賴于美國金融機構，人民幣近期內不太可能取代美元成爲世界儲備貨幣。盡管其他亞洲國家對中國的出口超過對美國的出口，但美國跨國公司仍然是包括新加坡在內的許多亞太國家最大的外國投資來源。中國的大公司已開始在海外投資，但它還需要很多年，才能擁有與美國同樣規模和水平的跨國公司。這些跨國公司將全球生産鏈結合在一起，把亞洲與全球經濟聯系起來，並創造數百萬個就業機會。
基于這些原因，亞太國家不希望被迫在美中之間作出選擇。它們希望與雙方培養良好關系。它們承受不起疏遠中國的代價，而其他亞洲國家將盡最大努力，不讓任何單一的爭端主導它們與北京的整體關系。與此同時，這些亞洲國家視美國爲在本區域擁有重大利益的常駐大國。當美國總統奧巴馬宣布，美國打算對其亞洲外交政策進行“再平衡”時，亞洲國家的態度大體上支持，不過不是每一個國家都明顯表態。讓它們感到欣慰的是，盡管特朗普政府提出了與友邦和盟友分擔成本和負擔的問題，但它也提出了印度洋—太平洋地區的戰略，並宣布打算加強美軍的印度洋—太平洋司令部。
不過，這些亞洲國家也意識到，美國是一個全球超級大國，在世界各地都有廣泛的當務之急和緊迫的優先事項。它們的態度是務實的，如果緊張局勢加劇，或更糟的是發生沖突，不能自動把美國的支持當作是理所當然的。它們准備盡自己的一份力量去捍衛自己的國家和利益。它們還希望美國明白，如果其他亞洲國家促進與中國的關系，並不一定意味著它們在與美國作對。（當然，如果這些亞洲國家加強與美國的關系，它們也同樣希望得到中國的理解。）
包容性的區域架構
美中並不是唯一在本區域具有相當影響力的主要國家；其他參與者也發揮著重要作用。特別是日本，鑒于其經濟的規模和先進程度，對本區域的貢獻良多。在首相安倍晉三的領導下，日本做出了比以往更積極的貢獻。例如，在2017年美國退出《跨太平洋夥伴關系協定》（Trans-Pacific Partnership Agreement，簡稱TPP）後，日本挺身而出，推動其余11個成員國完成《跨太平洋夥伴全面進展協定》（Comprehensive and Progressive Agreement for TPP，簡稱CPTPP）。該協定彙集了太平洋兩岸的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是亞太區域朝自由貿易邁出的一步。
印度也具備巨大的潛在影響力。在總理莫迪的領導下，印度作出戰略調整，宣布“東向行動政策”（Act East Policy），其他國家也期待看到這一政策付諸實施。東亞峰會接納印度爲成員國，是因爲其他成員國希望，隨著印度經濟的增長，它將更感悟到區域合作的價值。印度也是最初談判組建《區域全面經濟夥伴關系協定》（Regional Comprehensive Economic Partnership，簡稱RCEP）的國家之一。RCEP是一項擬議中的自由貿易協定，旨在整合亞太區域所有主要經濟體，類似于將北美國家經濟一體化的北美自由貿易協定（現爲美國—墨西哥—加拿大協定）。經過廣泛的磋商，印度去年決定不加入RCEP；其余15個參與國則繼續推進這項協定，可是沒有印度，它不免打了折扣。
大多數亞洲國家都認識到，此類協定的價值超出了它們所帶來的經濟收益。這些平台使亞太國家能夠相互合作，在彼此的成功中發展利害關系，並共同塑造區域架構和管理該架構的規則。這種區域安排必須是開放和包容的。它們不應有意無意地把任何一方拒之門外，破壞現有的合作安排，制造對立集團，或迫使各國選邊站。這就是爲什麽CPTPP成員國爲美國再次簽署協定敞開大門，也是爲什麽正在努力組建RCEP的國家，仍然希望印度有朝一日會加入。
這也是亞太國家支持日本、美國及其他國家提出的各種“印太”構想，以及中國“一帶一路”倡議等區域合作倡議的出發點。許多其他亞洲國家認爲，支持“一帶一路”倡議，是適應中國在本區域日益增長的影響力的建設性方式。如果實施得當，並遵守財政紀律，該倡議的項目可以加強區域和多邊合作，解決許多發展中國家改善基礎設施和互聯互通的迫切需要。一些此類項目因缺乏透明度或可行性而受到批評，但沒有理由相信，該倡議的所有項目就一定會給各國帶來不可持續的財政負擔，或阻止它們與其他主要經濟體建立聯系。這樣的後果也不符合中國的利益，因爲它會損害中國的國際地位和影響力。
發展新的區域安排，並不意味著放棄或忽視現有的多邊機構。這些來之不易的多邊安排和機構繼續爲所有國家，特別是較小的國家提供一個共同努力、促進集體利益的框架。但是，許多現有的多邊機構迫切須要改革：考慮到當前的經濟和戰略現實，這些機構已不再有效。例如，自1994年烏拉圭回合貿易談判結束以來，世貿組織要達成有意義的貿易協定已越來越困難，因爲任何協定都需要其164個成員國取得共識，而這些成員國的利益和經濟政策卻是大相徑庭。自去年以來，世貿組織上訴機構因法定人數不足而陷入癱瘓。這是所有國家的損失，我們應該爲改革這些組織開展建設性工作，而不是削弱它們的效力或完全繞過它們。
熱切的希望
美中兩國作出的戰略選擇，將塑造新興全球秩序的格局。大國競爭在所難免。但它們的合作能力才是對治國之道的真正考驗，它將決定人類在氣候變化、核擴散和傳染病傳播等全球問題上能否取得進展。
2019冠狀病毒大流行清楚地提醒我們，各國攜手合作是多麽重要。疾病不受國界限制，我們迫切需要國際合作來控制這場流行病，並減少對全球經濟的損害。即使美中關系大好，對冠病采取集體應對措施，都將是一個巨大的挑戰。不幸的是，冠病疫情正在加劇美中之間的對抗，使不信任感加深，比看誰更高人一等，並不停地相互指責。如果疫情成爲美國總統選舉中的一個主要議題（現在看來似乎在所難免），情況肯定會惡化。我們只能希望，事態的嚴重性能使人們集中心思，理智地對待問題。
與此同時，亞洲國家正爲對抗冠病，以及克服改善人民生活，創造一個更安全、更繁榮的區域的其他諸多難題，而忙得不可開交。它們的成功，以及亞洲世紀的實現，將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美中兩國能否戰勝分歧，建立互信，爲維護穩定與和平的國際秩序作出建設性的努力。這是我們這個時代所面臨的一個重大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