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轉自Rice Media 的一篇文章，原文名叫《The Two Sides of Singapore, As Seen By A Food Delivery Rider》是一個新加坡人講述的故事，他叫Yusuf Abdol Hamid ，開著一家攝影工作室，新冠疫情期間，不得不暫停營業。爲了維生，他開始送外賣，用他自己的話說：他見到了一個他從沒見過的新加坡。
講述的非常口語化，細節非常真實，讓人想到16年雨果獎的中文小說《折疊北京》，也讓人想到去年奧斯卡大熱的韓國電影《寄生蟲》，同樣的故事也許在世界的每一個角落裏發生著。
昨天，我送外賣到Ardmore Park , 在樓下的對講機，正准備輸入門牌號時，保安朝我大吼：“用另一個門。”
有時候，我覺得這些保安把自己當成阻隔 下裏巴人和 他們渾身鑲著大鑽戒的金貴業主之間的防護牆。他們的業主又有錢，又尊貴，又脆弱。
我沒看到另外一個門，于是一個本地的幫工過來給我指路。
“哦，我們走這個電梯。”她說。
我們走進一個隱藏在走廊後面的電梯，我問她：“爲什麽我們要用這個電梯？爲什麽會有兩個電梯？”
“老板才用那個電梯，我們這種人，用這個電梯。”
我告訴她：“他們一定覺得我們身上有味道吧。”
她笑了。
2010年，我合夥開了一家攝影工作室，叫Vamos。我們花了好久才開始盈利，之後生意一直不錯。
我們本來准備今年慶祝十周年紀念日，你懂的，一家兩個人運營的小工作室，能撐十年，已經很不錯了。
二月的時候，一些預約的客戶紛紛取消了訂單。
當李顯龍第一次說，要封城的時候，我想封就封吧，就跟其他人一樣，待在家裏，開始學烹饪，烘焙，做HIIT，其他一切照常。
封城的第二個月，我開始意識到：來真的了。我們的生意全完了。我們所有計劃的項目全部取消了，完全沒事情做了。
我意識到，我工作室的生意會停很久很久。
唯一一個能立刻套現的工作是去Grab 或者 任何外賣公司送外賣。我告訴家人，我要去送外賣了。我連個車都沒有，所以我爸爸借了我一輛自行車。
我穿著Grab的工作制服，從我父母的住處騎車回家。父母看著我騎著自行車，消失在路上。你知道嗎，那種感覺，多讓人驕傲！他們的兒子終于在這個偉大的時代裏畢業了，穿著綠的發光的工作制服，讓整個國家爲之驕傲。這麽多年的大學學費，接受過的高等教育，終于把我推到了職業生涯的頂峰。
（跟父親借的自行車）
就錢而已，這份工作也很難讓人滿意。
就算我拚命的工作，每天騎車騎到生理極限，我也懷疑我一個月不能掙到 2500 或者 3000 新幣。而且這是每天所有工作時間都在騎車，不休息，不花錢，才能達到的。真的很難。
攝影，拍視頻很有用。它讓我工作時，除了掙這一份勉強高于最低工資的錢之外，有了一點想像出來的意義感。
我從來沒見過這樣的新加坡，很多事情正在發生著。
我經常路過Johor 和 Sungei 的巴士站。每天都很空，但還是有個司機在裏面。或者就像一個老奶奶坐在計程車旁邊，等待著某一個乘客，有個去馬來西亞的理由。
我猜想，每個人都在掙紮。
送了幾天外面之後，我意識到，我在以一個從未體驗過的視角觀察著新加坡。
我是說，我看到了鬧市區之外，有很多政府做的居民樓，像Jalan Kukoh, Jalan Sultan, Crawford Street， 太奇怪了。那些樓房並沒有好好維修，表面都掉漆了，有些樓道裏還有尿味。
當你走過長長的走廊，經過所有的門，你總能看見一些老伯穿著背心，在門邊，面無表情的看著外面的世界。
另一邊，我又被市區那些我從沒去過的華麗高級的公寓深深的震撼著。那是只有當外國友人邀請我去喝酒，我才會去的地方。
那些地方，有一般華麗和超級華麗的，我是說：River Valley Road, Grange Road, Leonie Hill, Mount Sophia.（這些都是新加坡的富人區）
完全是一個不一樣的世界。那些地方又有空間感，又自由。我送外賣去這些地方，就像從沙漠 到 森林裏，差別判若雲泥。
我見過一些印度阿姨 在走廊有尿味的HDB裏，小聲溫柔的說：謝謝你送來的食物。也見過Ardmore Park的高級公寓裏的保安，公寓的大廳空調開得超級冷，天花板超級高，大片大片的空間，自然有人爲這些付錢。那裏的門一般都關著。很明顯，不會有鄰裏交流，除了這些看似禮貌的字條：
（禁止在走廊裏吸煙）
每個人都希望跟別人劃分界限，顯得自己不一樣。
很多地方都有這種所謂的“服務人員專用電梯”，開在後面不起眼的地方，專門給那些身上有氣味的人，非住戶和服務人員。
有些電梯是給普通住戶，有些是給頂樓住戶，甚至還有我從沒見過的私人電梯，直達某個住戶的門口。但是，當然會有另外一個門，有位女士，不想把門開得太大。她只開個門縫，讓我把星巴克的咖啡擠進去。
我在想：是因爲新冠才這樣嗎？是我身上很難聞嗎？還是什麽其他的？
這。。。讓你覺得自己很渺小。你感覺自己是隱形的。
我之前工作的時候，我對待我的客戶是非常專業的。至少是白領階層，我會跟他們開會，坐下來討論這個項目怎麽做。他們會以平等的姿態看待你。
他們會尊重你，聽你講。
這是一個完全不一樣的世界。我每天被一個算法到處差遣。我痛苦掙紮，累的滿頭大汗，但不敢崩潰，有時候還要在暴雨中，騎車上到 Mount Sophia 的山頂，就像做了15分鍾的HIIT。
我現在經常被保安或者 顧客大罵，因爲我經常坐錯電梯。本來應該去高層的時候，我上了普通的電梯。我就只能下樓重新撥號，顧客還會生氣抱怨，因爲他要從椅子上下來，去接電話，給我開門。哦，天哪，實在太讓人難過了，他一接電話就大吼：“用另一個電梯！用另一個電梯！”
但我只能朝著他們微笑，把外賣給他們，熱情禮貌地說：“請享用您的食物。”
我不是在抱怨，這只是我觀察到的現象。我想，這個世界就是這樣的。
我開始對每一分錢都特別敏感。每次我打開錢包，要花超過15塊錢的時候，我就感覺很受傷，因爲那是我跑一個小時的外賣賺來的。
有時候，我又累又餓，聞到外賣裏油炸食品的香味，我內心在咽口水。我說，今晚我不做飯了，也要打包回家。但是看到食物的價格，又只能作罷。
我平均送一次外賣掙四塊五，還不夠肯德基的一個漢堡。
你能想像騎自行車一個小時的上坡路，就爲了換來一個漢堡嗎？不會有人這麽做的。花我辛辛苦苦送咖啡掙來的錢，去買一個大規模機器生産的漢堡？根本不值。
但住在公寓裏的人，完全不這麽想。“我餓了，所以我要點這個。” 錢對他們來說，是事後再考慮的問題。
我送一個市區的外面，總價110新幣。這種天價的食物，只是幾樣小東西，因爲每個東西都很貴。我經常拿著特別輕的打包袋，裝著特別貴的食物。一個披薩 一碗意大利面 85刀。只是周二的晚餐，並不是什麽特別的日子。
就像，住在 Martin Place 的日本人總是點 Ma Maison的食物。
而且外賣費也不便宜啊。你點外賣至少得講道理是不是，至少點一份正餐吧。我經常接到奇奇怪怪的外賣，Grange Road, Leonie Hill的. 比如一勺哈根達斯的冰淇淋。我拎起來，感覺跟沒有似的。
我拿著冰淇淋，問哈根達斯的營業員：“就這個嘛？就這？”
她說：“對呀，你懂的，有錢人就喜歡這個啦。”然後，我們一起大笑，像是老朋友一樣。
有一次有人從 Dal.komm at Centrepoint 點了一杯拿鐵。就是一杯小小的拿鐵。那杯拿鐵大概6，7塊錢，加上外賣送餐費，那個人每天花11到12塊錢喝咖啡。
你以爲那個人家裏沒有高級的咖啡機嗎？有的。但他每天就是想要喝Dal.komm 11塊錢的拿鐵。
不過，他們是我的金主，所以，謝謝你們。
我不是在說什麽新聞，這是在新加坡一直存在的階級劃分。
我在 River Valley Close 的一個新樓盤看到的標語，字面意思就明明白白的寫著：“不是所有的房子 都生而平等”
（Not all homes are created equal.）
送外賣，不能帶來金錢上的安全感或者自由。再往前看一步，這也不是一個可以長期做的職業，不會給你帶來滿足感和快樂。
我不是在打擊全職送外賣的人。如果這是你的工作，它就是你的工作。你得逼自己做，我知道這是什麽感覺。
這份工作讓人精疲力盡，因爲各種負能量的惡性循環。你能想像你做一份從來不會有滿足感的工作？你永遠都覺得累，永遠都覺得掙得不夠，永遠都覺得別人不尊重你，永遠都覺得自己是隱形的。
你是這個發達國家裏，一個不快樂的公民。
可能我之所以這麽說，是因爲我體驗過不一樣的生活。我曾經還算是中産階級，現在不得不體驗這樣的生活。
我真的不能誠實地說，我騎車上坡，把一杯咖啡送到一個家庭裏，這讓我快樂。我的真實想法是，去tmd的上坡路。
我唯一感到開心的事是，我看到每日送外賣的任務量達成，就可以多12塊錢。
（門上標語：“謝謝你，送外賣的英雄們，你們送來了快樂”）
我希望…
我真的不知道我該希望什麽。
我希望那些送外賣的人能多少有點成就感。
也許他們有。
我不知道…
—END—
原文轉自：Rice Media
記者：Yeo Boon Ping
翻譯：我的人生裝滿故事
圖片：尤瑟夫
疫情防護還在繼續
戴口罩，嚴格遵守抗疫規定
新加坡，加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