澎湃新聞記者 許振華
7月10日，新加坡國會大選投票拉開帷幕。
此前，新加坡總統哈莉瑪已在總理李顯龍建議下于6月23日解散國會，頒布選舉令。新加坡各政黨于6月30日大選提名日當天公布候選人名單，共有192名候選人競逐國會93個議席。
新加坡總統哈莉瑪23日宣布，在新加坡總理李顯龍的建議下，她當天解散國會，頒布選舉令。圖爲新加坡總理李顯龍在新加坡總統府發表講話。新華社 圖
現任新加坡總理李顯龍領導的人民行動黨（PAP）在1959年新加坡仍爲英屬自治邦時就掌握著立法機構。61年來，人民行動黨曆經新加坡自治、新馬合並、新加坡獨立，始終在國會/議會選舉中獲勝，長期保持執政地位。
據《南華早報》6月30日報道，許多政治觀察家預計人民行動黨將“輕松”（comfortably）獲取選舉勝利，延續其自1959年以來對新加坡不曾間斷的統治。然而2020年的國會選舉也是人民行動黨自新加坡1965年獨立以來第二次在改選全部國會議席的大選中迎接反對黨的挑戰。面對大選，執政黨與反對黨陣營都拿出了全力以赴的姿態。
爲何人民行動黨能在新加坡保持長期執政？這次選舉人民行動黨還能“躺贏”嗎？澎湃新聞（www.thepaper.cn）爲此梳理新加坡選舉制度的特點如下。
議會民主制下的長期執政
新加坡國會爲一院制，議員由選民選舉産生，任期五年，占國會多數議席的政黨組建政府。1959年以來，人民行動黨一直在新加坡執政。據新華社報道，在2015年舉行的上屆國會選舉中，人民行動黨以69.86%的得票率贏得選舉，獲得國會89個議席中的83席。
新加坡國會選舉采取“領先者當選”（first-past-the-post）制度，不論得票多少，在選區內獲得最多數票的候選人即獲勝。“領先者當選”制與比例代表制不同，後者的得票直接與議席多寡挂鈎。在“領先者當選”制度下，一個政黨得票比例和其獲得議席比例並不一致。例如，人民行動黨在2015年大選中的總得票率約爲69.9%，卻獲得了約93.3%的國會議席。
1966年至1981年，人民行動黨一直占據國會的全部席位，直到1981年才由勝選的工人黨候選人惹耶勒南打破這一局面。在往屆選舉中，由于很多議席無人挑戰，使得在任議員自動當選，而此次選舉則是人民行動黨自新加坡1965年獨立以來第二次在全部國會議席都將改選的情況下迎接反對黨的挑戰。
據《南華早報》等媒體報道，新加坡工人黨、新加坡前進黨、新加坡民主黨被認爲能對人民行動黨構成最大的挑戰。工人黨是老牌反對黨，于上屆議會中擁有9個議席（6個選區議席與3個非選區議席）；前進黨由人民行動黨前重要成員陳清木于2019年創立，並獲得李顯龍弟弟李顯揚的加盟；民主黨曾擁有國會議席，也是老牌反對黨。
此次大選于疫情與經濟的“雙重危機”中舉行，疫情應對與恢複經濟的議題自然影響選舉格局。新加坡《聯合早報》7月2日發表社論稱，本次大選是“危機中的大選”，表面上看，危機中人民求穩定，對執政黨有利，但反對黨可以針對政府應對危機的能力進行評估，以理服人也可以把劣勢轉爲優勢。
特色集選區：爲民族平等還是爲“以老帶少”？
集選區是新加坡獨有的一種政治圖景，需要候選人以組團方式競選，必須包括至少一名少數族群（即非華裔）候選人。每個集選區議員人數4至6人不等，集選區選民只能投選一個政黨的候選人團隊。得票最多的團隊所有候選人將全數當選國會議員。
新加坡大選將全國劃分爲若幹單選區與集選區，兩種選區互不重疊，都采取“領先者當選”制度。3月15日，新加坡選區範圍複核委員會重新劃分了選區，本屆大選將有14個單選區、6個四人集選區和11個五人集選區。選取範圍複核委員會由新加坡總理帶頭成立。
集選區因議席衆多頗顯分量。2011年，工人黨在秘書長劉程強領導下于阿裕尼集選區獲得勝利，這是反對黨首次于集選區打敗人民行動黨，並一舉拿下5個議席。2015年工人黨再度于該集選區獲得勝利。不過，據《南華早報》報道，2015年阿裕尼集選區工人黨得票率相較2011年下降了約4個百分點，領導人劉程強也宣布退休不再參與選舉。
除此之外，被認爲是新加坡第四代領導集團（“4G”）重要成員、有望接任總理職務的王瑞傑將率領人民行動黨團隊“空降”工人黨戰績較佳的東海岸集選區。馬來西亞《東方日報》引述新加坡管理大學法律系副教授陳慶文表示，王瑞傑在東海岸集選區必須爭取得票率至少達到行動黨的全國平均得票率，所以也有風險。
據《東方日報》6月30日報道，新加坡集選區制度自1988年大選開始實行至今。官方稱，該制度的設立是爲了“確保新加坡少數民族包括馬來裔、印度裔和其他民族的權益”。
《聯合早報》社論指出，過去許多人批評人民行動黨利用集選區制度讓部長級候選人爲新人護航。參選集選區的競選團隊中可能包括相對熱門與相對冷門的候選人，如此一來，選民對集選區熱門候選人的支持也將幫助冷門候選人進入國會。
“負責任的反對黨”
新加坡政府決定在疫情尚不明朗時展開選舉招致反對黨的普遍批評。據《聯合早報》報道，一些反對黨認爲在疫情期間舉行選舉，導致競選集會必須取消，走訪選民活動也有諸多限制，這對反對黨極爲不公平。另一些政黨則覺得競選期太倉促，影響他們的准備工作。
6月28日，新加坡工人黨秘書長畢丹星（Pritam Singh）稱此次大選反對派有“全軍覆沒”（wipeout）的風險。據《海峽時報》報道，李顯龍反駁稱畢丹星言論是一種“心理戰術”。另外，李顯龍7月1日強調，新加坡設立了非選區議員制度，反對黨議員在國會名額受到保障，無論如何反對黨都不會被排除在國會之外。
根據《新加坡憲法》，如果新加坡國會選舉中當選國會議員的反對黨候選人少于下限，選舉官就可以按照得票率的高低邀請若幹得票率超過15%、卻在大選中落敗的反對黨候選人加入新加坡國會，成爲非選區議員。2016年底新加坡國會修憲後，非選區議員的人數上限增至12人，並享有和民選議員相同的投票權利，包括對修憲案、財政法案和不信任動議等事項進行表決。
1984年引入新加坡選舉的非選區議員制長期以來是朝野陣營相互批評的熱點。7月1日，工人黨主席林瑞蓮對非選區議員制度表態稱，反對黨若要有效監督政府，必須能對執政黨構成政治壓力和競爭，因此需要在選區紮根以發揮影響力。據《聯合早報》報道，原則上反對該制度的工人黨強調給予非選區議員與議員相同的投票權會讓選民産生錯覺，認爲這只是執政黨故意制造的“陷阱”，讓反對黨無法在特定選區紮根，不利于政治發展。
無論如何，新加坡反對黨已累積了一定的政治能量。《海峽時報》6月27日分析指出，不久前宣布退休的工人黨領導人劉程強爲吸引足夠的中間選民支持工人黨，決定推動工人黨轉型爲人們願意尊重的“負責任的反對黨”。爲此，他要求黨員穿戴整齊以樹立負責任的形象，並推動工人黨采取較爲溫和的路線，建立了基于“建設性批評”的反對派政治品牌。
劉程強選擇隱退也在一定程度上樹立了正面的反對黨形象。生活在英國倫敦的政治分析師Loke Hoe Yeong向《南華早報》分析說，工人黨于新加坡首次實現了反對黨內平穩的領導層叠代，顯示出他們具有信譽與規劃能力。
責任編輯：朱鄭勇
校對：張亮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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