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幾日,美軍定點清除伊朗名將的新聞,讓全世界對軍事武器和戰術升級尤爲關注。
什麽是“定點清除”?
誰發明了這一武力行爲?
美軍是如何實現此次“定點清除”任務的?
今天,給大家推薦一本《獨霸中東:以色列的軍事強國密碼》,這是第一本專門講述以色列如何在軍事領域研發和創造高新技術與尖端武器的解謎之書。它會帶你了解以色列軍力到底有多強,美國政府爲什麽如此重視與以色列的特殊關系。
下文摘選自《獨霸中東:以色列的軍事強國密碼》,作者:[以色列]雅科夫·卡茨、 [以色列]阿米爾·鲍伯特,浙江人民出版社2019年11月出版
依賴精准情報的緊急暗殺
很少有人知道這個秘密。經過多年的追蹤,以色列負責國內安全的情報機構辛貝特終于鎖定了加沙地帶一名行蹤詭異的頭號通緝犯:穆罕默德·戴夫。對于情報官員來說,這可是職業生涯難得的成就。在特拉維夫郊區,辛貝特總部的特別指揮中心燈火通明,官員們圍坐在一張橢圓形的大桌子旁,他們前方有一個巨大的等離子屏幕,來自線人、無人機和衛星的情報不斷被送到這個房間。
在空軍指揮部,人們對戴夫疑似藏匿點的建築結構進行了分析,專家們正在仔細考慮轟炸該建築應使用的炸彈類型。爲了減小附帶毀傷,炸彈當量不能太大;但爲了完成任務,擊斃這名多次死裏逃生的通緝犯,炸彈的當量又不能太小。時間非常緊迫,因爲戴夫從來不會在一個地方停留太久。但是,情報必須反複驗證。在經過一段看似無比漫長的時間後,行動終于被批准,兩架戰鬥機起飛後向目標所在的加沙城謝赫拉德萬地區一座小型公寓樓飛去。當時是2014年8月19日,以色列針對哈馬斯的“護刃”行動已進入第五周。
戴夫可不是一般的通緝犯。他是哈馬斯最高領導人之一,20年來他總能神奇地逃避追捕。這不是以色列第一次試圖暗殺他。上一次是在2006年,在那次襲擊中,戴夫受了重傷,但活了下來。他總能鬼使神差般地逃掉。
當時,經過幾個月的戰鬥,傷亡人數不斷攀升,全國各地仍在遭受火箭彈襲擊。在這時清除戴夫可提升以色列低落的士氣。獲得關于戴夫精確位置的情報本身就是件了不起的事情。除了身邊幾個與外界完全隔絕的保镖之外,沒人知道他到底在哪兒,而以色列竟然能夠確定他的具體位置,這是情報戰線取得的重要成果。
炸彈在公寓樓爆炸後不久,戴夫被暗殺的消息很快傳開。被確認死亡的是戴夫的一個妻子和她8個月大的兒子。現場還發現另一具屍體,但無法確定是否爲戴夫。不管怎樣,哈馬斯武裝卡桑旅因此受到重創,因爲戴夫是該部隊最高指揮官和精神領袖,也是幾十年來巴勒斯坦反抗以色列的傑出代表。如果戴夫死亡,他將留下巨大的權力真空。
以爲自己的上級已經喪命,之前一直躲藏在暗處的兩位哈馬斯重要人物露面,准備參加一次特別會議。他們分別是哈馬斯南部地區負責人穆罕默德·阿布·沙马拉和哈马斯高级指挥官拉伊德·阿塔爾。他們在這時“現身”,究竟是聽到戴夫被暗殺的消息後在驚恐之下做出的魯莽決定,還是爲了趕在對方之前接替指揮官的位置,直到今天人們也不得而知。
暗殺戴夫行動兩天後,以色列就得到了關于這次會議的消息。辛貝特在加沙地帶南部小城拉法發現了阿布·沙马拉和阿塔尔的行踪,这座城市靠近埃及边境,是哈马斯一个重要据点。以色列人开始同时间赛跑,每一分钟都至关重要。在这一地区,任何一个疏忽都可能导致这两名哈马斯指挥官逃跑,使以色列错过再次重挫哈马斯权力高层的机会。
以色列無人機開始在該區域上空盤旋,試圖掌握地面的情況。所有的信息都被彙集到辛貝特的指揮中心。以色列最終確認兩名哈馬斯高層人士所在的建築後,不到1分鍾時間,導彈就發射出去了。後來,清理完廢墟後,巴勒斯坦承認這兩人遇害。這樣一來,以色列又消滅了兩名重要的激進分子,哈馬斯再次受到致命一擊。
阿布·沙马拉和阿塔尔被定点清除后,哈马斯似乎再次出现权力真空。但混亂局勢並沒有持續太久,幾個月後,當“護刃”行動結束後,以色列國防軍透露穆罕默德·戴夫并没有死。显然,当晚投掷的炸弹有很多没有爆炸,戴夫虽然受伤,但再次活了下来。对他的追杀还将继续。
第一個精通“定點清除”的國家
在建國將近70年後,以色列成爲第一個精通定點清除“藝術”的國家,並將這種手段有機融入常規軍事條令和軍事作戰行動中。以色列在戰場上成功利用這種戰術的曆史有20年之久,這一成功離不開以色列先進的科技、高質量的情報和優秀的人才。
根據2010年的聯合國報告,定點清除是一種有預謀的致命武力行爲,各國使用這種方式清除不在控制範圍內的特定個人。具體使用武力的方式很多,包括無人機襲擊、巡航導彈攻擊和特種部隊突襲等。
定點清除並非以色列首創。在聖經時代、羅馬統治以色列地時期、奧斯曼帝國時期和猶太複國主義者在巴勒斯坦地區定居早期,這種手段都被廣泛運用。哈加納、伊爾貢和萊希等猶太地下武裝組織也對敵人使用過定點清除戰術。
建國後,以色列繼續執行定點清除和暗殺。20世紀50年代,以色列暗殺了兩名埃及情報軍官,因爲他們曾幫助“費達因”分子對以色列城鎮和定居點發動了一系列襲擊。20世紀60年代,以色列向幫助埃及研發導彈的幾位德國科學家寄出郵件炸彈。1972年,11名以色列運動員在慕尼黑奧運會被謀殺後,經果爾達·梅厄总理授权,所有参与谋杀的嫌疑人都成为以色列的目标。慕尼黑惨案发生后的报复行动是以色列最后一次出于复仇而谋杀他人。後來政策發生了改變,以色列定點清除的目標僅局限于未來可能對以色列發動襲擊的人。
一位辛貝特前任局長在分析新政策時說:“這並不是以牙還牙、以眼還眼,而是在別人約你吃晚飯前,先約他吃個午飯。”
1988年,對以色列發動過多次襲擊的巴勒斯坦激進分子阿布·杰哈德在突尼斯被以色列一个精锐暗杀小组谋杀。1992年,以色列空軍一架武裝直升機在黎巴嫩南部向真主黨領導人阿巴斯·穆萨维发射了一枚“海尔法”导弹,导致穆萨维当场死亡。在这两个案例中,两个被定点清除的目标都是激进组织高层领导人,他们对多次针对以色列的袭击负责,并在策划更多的袭击。
1993年,以色列和巴勒斯坦解放組織簽訂《奧斯陸協議》,之後定點清除的頻率大幅降低,雙方都在嘗試實現和平。當然,在這期間,殺戮行爲也沒有完全停止。除了這些成功的案例,以色列也有一些行動以失敗告終,其中比較有名的一次發生在1997年。當時,幾名摩薩德特工嘗試將致命毒藥噴射到哈馬斯領導人的耳朵裏,結果在約旦被逮捕。
這些行動幾乎都被認爲是以色列發動的,雖然以色列很少宣稱對這些行動負責。這樣做是爲了通過暗殺少數激進分子來威懾更多人,讓他們明白,不管躲到哪裏,以色列都可以找到他們。
2000年底,這一政策再次發生改變。第二次因提法達爆發後,在亞西爾·阿拉法特领导的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的支持下,暴力浪潮一浪高过一浪,以色列的对手不再是普通民众,而是武装精良的巴勒斯坦武装部队,其发动自杀式爆炸袭击的频率和效率可以同工厂的流水线媲美。
在一次行動中,身著便裝的國防軍戰士朝塔齊姆軍事組織的一名資深激進分子射擊,導致他在位于傑甯的家門口當場死亡。幾周後,另一名激進分子在手機被引爆後死亡。巴勒斯坦各個激進組織的領導人明白,以色列很可能又回到了慕尼黑慘案後的暗殺政策時期。這一判斷在2000年11月得以證實,當月,以色列第一次公開承認其在伯利恒附近發動了定點清除行動。一架以色列阿帕奇直升機向一輛汽車發射了一枚激光制導導彈,塔齊姆高級領導人侯賽因·阿巴亚特被杀。几个月后,阿拉法特手下的第十七突击部队军官马苏德·伊亚德在另一次直升机袭击中被杀,以色列声称他正筹划在加沙地带建立武装的秘密基地。
武裝直升機的使用(特別是在約旦河西岸)標志著以色列將沖突強度升級。每當利用飛機執行暗殺,以色列都會宣布負責。
爲了減少平民傷亡,武器、情報、戰術不斷升級
隨著辛貝特和以色列國防軍暗殺人數的上升,以色列境內自殺式襲擊的數量也越來越多。
在之前的第一次因提法達中,巴勒斯坦人和猶太人死亡人數比爲25∶1,但現在,死亡人數比達到3∶1。
截至2001年年中,巴勒斯坦人在以色列的公交車、熙熙攘攘的咖啡店和人潮擁擠的舞廳實施了幾十次自殺式襲擊,因提法達完全沒有結束的迹象,許多人都要求以色列領導人采取更加強勢的行動。不管怎樣,要想阻止恐怖襲擊潮的蔓延,他們必須做些什麽。
以色列無法逮捕每一名激進分子,特別是那些活動在加沙地帶腹地的激進分子。所以,國防軍指揮官決定精簡定點清除的目標,專門暗殺激進組織的領導頭目,從而摧毀敵方指揮鏈。時間很緊迫,以色列很快起草了司法准則,批准了大體上的戰術標准。民衆的支持也加快了這一措施推進的速度,根據2001年7月一份報刊的民意調查結果,90%的以色列人支持這一戰術。
國防軍總參謀長隨身攜帶存有數百名通緝人員的信息簿。有時,名單上的人數超過1000人。所有的定點清除目標都來自這個名單,不同激進組織都在名單中被以不同的顔色進行了標記。一旦一個目標被清除,他的名字上就會被打上叉。
但2002年7月,民衆對這一戰術的支持率開始下降。哈馬斯軍事組織負責人薩拉赫·谢哈德在以色列通缉人员名单中排在第一位,他是哈马斯运动的推动者之一,也是该组织意识形态工作和武装行动方案的制定者。他直接策划和实施了多次造成以色列重大人员伤亡的武装袭击,但由于他身处加沙,并不断更换住所,以色列根本无法实施逮捕。
空襲行動被批准,7月22日,一架F-16戰鬥機向謝哈德在加沙城的住地投擲了一枚1噸重的炸彈,除了謝哈德和他的助手,還有13名平民喪生,其中包括婦女和兒童。
國際社會立即提出強烈抗議,指責以色列違反國際法,過度使用武力,造成大量平民傷亡。以色列的一個非政府人權組織甚至向國家最高法院提出請願。迫于壓力,政府不得不成立一個特別委員會,專門調查這次空襲的合法性。
雖然最高法院在2006年最終做出具有裏程碑意義的決定,判定定點清除合法,但國防軍明白,他們再也不能爲了消滅躲在平民中的激進分子而投擲1噸重的炸彈或發射“海爾法”導彈。爲了最大限度減少附帶毀傷,國防軍不得不研發精度更高的武器,制定更嚴格而明確的戰術程序。
這一時期以色列研制出了一種炸藥當量僅爲200克的彈頭,這種導彈可以炸毀高樓中的一套公寓房,或行駛在擁擠道路上的一輛汽車或摩托車,卻不會對旁邊的人造成致命傷害。
情報搜集方法也得到調整,同時以色列加強了對實施定點清除前決策過程的控制。無人機的使用頻率則大幅上升,在無人機沒有事先對目標進行偵察的情況下,以色列很少會發動定點清除行動。
武器和情報還遠遠不夠。許多激進分子藏在醫院、清真寺甚至私人住宅等民用設施中,這讓國防軍感到非常棘手。定點清除行動的一個關鍵點在于權衡襲擊造成的整體結果和單個激進分子死亡的利弊。換句話說,如果被通緝的激進分子躲在醫院裏,那麽消滅他帶來的價值同對整個建築物的轟炸所造成的損失顯然不成正比。如果他躲在家裏,身邊只有一兩個平民,那情況就完全不同了,以色列很可能會做出襲擊的決策。
爲了應對這個挑戰,2009年1月,以色列國防軍爲適應戰場的變化,制定了一個被稱爲“敲屋頂”的新戰術。當時“鑄鉛”行動已經開展幾天,這是三年半之前以色列從加沙單邊撤離後針對哈馬斯開展的第一次大規模行動。前一年辛苦搜集而來的情報顯示,加沙地帶大量房屋被用作武器儲藏點。但國防軍明白,雖然這些房屋已成爲合法軍事目標,但不能直接轟炸。于是,在行動前,國防軍和辛貝特會搜集相關的電話號碼,然後通過電話向居民發出警告,讓他們在轟炸前撤離。這個辦法在前54次都被證明非常有效,但第55次使用時卻失敗了。
那天,在接完電話後,居民爬到房屋的屋頂,並站在那兒向國防軍的無人機揮手。在國防軍總部,人們就如何應對這一局面展開了激烈的辯論,空襲行動被迫取消。
第二天,國防軍給另一戶人家打電話,沒想到,同樣的一幕再次發生。當天在作戰室的一名國防軍軍官回憶說:“當時我們明白,我們已經失去了戰術上的主動權。”
這讓國防軍陷入一個兩難境地。如果不轟炸這些房子,藏在地下室的火箭彈第二天就可能落在以色列。但由于房屋內有婦女和兒童,以色列無法進行轟炸。
這時,來自南部戰區司令部的幾名軍官想到一個新辦法:先打電話,等居民爬到房頂後,命令附近的武裝直升機向房頂的角落發射小型導彈。他們考慮使用彈頭很小、彈片散布面有限的導彈,只要把控得好就不會造成人員傷亡。
在最早使用這一新戰術的一個案例中,國防軍先按照常規程序,給一棟三層樓建築中所有住戶打電話。根據以色列情報,該建築地下有一個大規模哈馬斯武器儲藏點。電話這頭的國防軍軍官用阿拉伯語敦促居民在這棟樓被轟炸前立即離開,這些居民並沒有被嚇到,他們爬到屋頂,朝著天上他們看不見的無人機揮手。很明顯,他們並不打算離開。
這時一架武裝直升機接到命令,朝建築旁的空地發射機槍彈。站在樓頂的部分居民明白了國防軍的意思,匆忙離開了那棟建築。但意識到自己的房子可能會被摧毀,很多年輕人堅定地留在屋頂。
這時,飛行員得到命令使用導彈攻擊屋頂的一個角落。當導彈擊中建築後,留在屋頂的人明白自己的存在並不能阻止以色列摧毀這棟建築,于是也選擇了逃跑。最後,空軍可以從容地轟炸這棟無人建築。記錄轟炸過程的視頻顯示,建築的倒塌導致藏在地下的武器庫發生一系列二次爆炸。這一次,以色列徹底“敲破”了巴勒斯坦人的屋頂。
使用新戰術後,以色列國防軍發現平民傷亡人數不斷下降。2002年,平民和戰鬥人員的死亡比例爲1∶1,也就是說,國防軍每消滅1名戰鬥人員,就會有1名平民喪生。截至2009年初,這一比例下降到1∶30。
這一比例的下降一方面是由于國防軍獨特的戰術,另一方面,空襲中使用的大量精確武器和智能炸彈也發揮了重要作用。在“鑄鉛”行動中,國防軍在加沙地帶發射了超過5000枚導彈,其中81%爲智能炸彈,這一比例在現代戰爭中是史無前例的。相比之下,在2003年伊拉克戰爭爆發初期,多國部隊所使用導彈中只有68%爲智能炸彈;在1999年的科索沃戰爭中,這一比例只有35%。
隨著平民傷亡的減少,以色列政府對國防軍作戰能力的信心得以提升。由于國防軍在成功清除激進分子目標的同時將平民傷亡降到最低,國際社會對以色列的施壓也小多了。
美國高級軍事代表團到訪,學習使用“定點清除”戰術
發生在美國的“9·11”襲擊事件是定點清除戰術的重要轉折點。在這次事件後,美國發現自己的敵人根本不是常規軍隊,而是穿著平民衣服、藏在婦女兒童當中的武裝分子。爲此,美國派出一個高級軍事代表團訪問以色列,到南部戰區司令部學習以色列在加沙地帶追捕激進分子的經驗。他們感興趣的不僅是以色列國防軍運用的戰術,還包括國防軍將線人、辛貝特特工、高科技偵察手段、軍事情報分析員和空軍等因素進行充分整合的能力。
隨後,布什政府也決定在阿富汗和伊拉克使用定點清除戰術。2009年後,新任總統巴拉克·奥巴马扩大了这种战术的适用范围,针对许多恐怖组织和国家发动了定点清除行动。2016年,美軍透露他們在空襲伊拉克某目標時也使用了“敲屋頂”戰術。
起源于以色列的定點清除戰術成爲反恐戰爭的全球標准。
但爲什麽是以色列?這樣一個小國,如何能制定打擊恐怖主義的世界標准?
我們認爲,對于這個問題,可以在特拉維夫兩座普通大樓裏的工作人員身上找到答案。這兩座大樓位于城市的不同方向,一座是辛貝特總部,這裏聚集著以色列最優秀的一線特工,另一座是以色列軍事情報局總部,許多原始情報都彙聚到這裏由年輕的國防軍戰士和軍官進行分析。在這兩棟大樓裏,以色列的創新戰術、高科技武器與情報特工和分析員構成的人才庫被有機整合在一起。
據報道,以色列的定點清除戰術多年來被運用在國家各條戰線和相關“利益地區”。由于目標每天都在變化,以色列在這方面也面臨著巨大的挑戰。中東正處于曆史性動蕩當中,傳統邊界也在變化,這一點在敘利亞表現得尤爲明顯。2011年敘利亞內戰爆發前,以色列情報機構監控的是一個主權國家和一支等級明晰的軍隊。但到2016年,敘利亞的局勢變得非常複雜。
國際社會並不支持以色列的定點清除行動。在聯合國等國際組織內,以色列經常因爲發起定點清除行動而被指控犯有戰爭罪和反人類罪,以及違反國際法。國際社會的持續施壓迫使以色列加強對行動開展和目標確定的法律監督。
由于周邊和整個中東地區的民族國家與常規軍隊的控制力在不斷下降,以色列雖然仍需襲擊對手的關鍵基地,但實現這一點變得極爲複雜。
今天,以色列的軍力強大,讓多國對它避而遠之。《獨霸中東:以色列的軍事強國密碼》一書中也提到了這種擔憂:
以色列的武器研發的確改變了現代戰爭的形態,但這一切並非憑空出現,而是發生在中東這一全世界最動蕩的地區。以色列可能認爲之所以需要發展先進武器是因爲面臨外部威脅,但另一方面,這種科技優勢恰恰加劇了以色列試圖避免的軍備競賽。
即便贏得未來所有的戰爭,以色列能做到毫發無損嗎?能獲得長久和平嗎?可以說,在可預見的未來,以色列人仍將生活在這種缺乏安全感的狀態中,高科技軍事強國的地位並不會實質性改變以色列的命運。
而于我們,在這個充滿不確定性和危險的世界,《獨霸中東:以色列的軍事強國密碼》值得每個人細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