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多起高校領導自殺事件，新加坡南大告訴你症結所在！

萬事通說

高校管理，新加坡“南大”經驗可借鑒！
近日，中國有一條新聞讓人震驚：

10月15日，成都大學黨委書記毛洪濤在微信朋友圈發出“絕筆信”，控訴遭到校長王清遠“利益集團”的強烈排擠與鬥爭，隨後失聯。

10月16日，毛洪濤的遺體在住家附近的江安河畔被找到，警方判斷爲溺水身亡並排除他殺。一個高級領導幹部，因爲和校長的“內鬥”，走上一條“不歸路”值得深思。
無獨有偶，在網上一查，近年來高校發生類似因爲管理方面的矛盾，造成非正常死亡還有幾例：2011年，合肥工業大學校團委副書記陳剛老師，在該校逸夫樓墜樓身亡，享年34歲。2013年，重慶大學博導梁錫昌教授跳樓身亡，享年79歲。

這幾起身亡的原因雖然是多方面的，其中深層次的原因，筆者認爲還是出在管理體制上。這三起自殺身亡事件，在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學是不可能發生的，因爲兩者在管理體制上是不一樣的。

“南大”的“前身”是民辦高校
南洋理工大學前身，是1955年民辦的南洋大學，南洋大學的倡辦人是新馬膠業钜子陳六使先生，雲南園校址由陳六使捐贈，陳六使先生並且擔任學校的董事長，學校實行了“董事會領導、校長負責”。

南大創辦初期，該校董事長陳六使，聘請了著名人士林語堂擔任首任校長。由于林語堂在學校基建規模上和教授的待遇等方面要求太高，南洋大學在財力上不能承受，雖然林語堂是“大文豪”，董事長陳六使仍然果斷炒掉了校長林語堂，後來林語堂還因爲報酬等問題狀告陳六使，陳六使個人掏腰包“補點錢”給林語堂才了結。

由于南洋大學實行“董事會領導、校長負責”，就不可能出現校長“逼走”董事長的事情，如果校長與董事長不和，董事長可以炒了校長。
1980年，民辦的南洋大學關閉。1981年，新加坡政府在南洋大學校址上成立南洋理工學院，爲公辦理工類大學。1991年，南洋理工學院與國立教育學院合並，更名爲南洋理工大學，成爲綜合性大學。中國人對這所大學印象比較深的就是：中國在新加坡開辦的“市長班”，就在這所大學。

學民辦高校、設立董事會
南洋理工大學轉爲公辦後，仍然學習民辦高校的一些行之有效的管理經驗，特別是董事會是學校的最高領導層的經驗。
2006年4月，南洋理工大學在管理上正式企業化，實行的是“董事會領導下的校長負責制”，學校校長由董事長聘請。多年來。該校的校長一直聘請外國人擔任，校長到期就重新聘任。
2018年1月1日，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學，聘請著名學者蘇布拉·蘇雷什教授接替安博迪教授擔任校長，成爲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學的第四任校長，他們均爲外籍人士。

在南大，可以說校長就是爲董事會“打工的”，董事長隨時可以“炒鱿魚”把他辭退。由于管理上的差異，出現了截然不同的結果。
成都大學與南洋理工大學恰恰相反的是：近年來，南洋理工大學董事長聘任了四任學校校長；成都大學的校長“排擠”走了四任黨委書記！ 董事會是管理支柱 南洋理工大學設立學校董事會，董事會主要由學術界和企業家及政府官員等人士組成，現有董事19人，約三分之一來自企業，他們把豐富的企業管理經驗引進大學。現董事長是許文輝，目前是新加坡電信集團主席。
董事會是大學的規劃、決策機構，也是大學的管理支柱。
同時，新加坡政府設立學校的協調委員會，由政府人員組成，履行其宏觀管理職能，以及提供學校的辦學科研經費等等，大學實行獨立自主辦學，學校的日常工作，全部由校長負責。
中國公辦大學基本上實行的是：“黨委領導下校長負責制”，這與“董事會領導下校長負責制”還是有區別的。

首先是 “董事會領導下校長負責制”下，董事長是“一元化”領導，校長由董事長聘請。
“黨委領導下校長負責制”是“黨政雙核”領導。書記抓全盤工作、負總責，校長一般是副書記、主管行政。因爲在黨內職務上校長是副職，所以一般人理解爲書記爲“一把手”、校長爲“二把手”。
對“黨委領導下的校長負責制”，也有人說是“ 一把手領導下的二把手負責制”，這到底是“校長負責還是書記負責？”也很讓人費解。  成都大學黨委書記的自殺事件，主要是書記與校長之間的矛盾引起的。産生黨政領導之間的矛盾，其根本原因是黨政機構在體制上的矛盾。
高校加強黨的領導，重點是“改進黨的領導”，只有通過“改進黨的領導”的方法，才能達“到加強黨的領導”目的。   對改進黨的領導幾點建議：
1. 參照國有控股企業管理的經驗，國有控股企業一般都設立董事會，由黨委書記兼任董事長，並且明確了董事長的權力：總經理由董事長聘任。中國的公辦高校也可以設立董事會，由黨委書記兼任兼任董事長。
校長由董事長聘任，這就不可能出現總經理“逼走”董事長的現象了。最大的好處就是，聘任校長可以打破在中共黨員中選拔的限制，”不拘一格降人才“開拓選拔校長的範圍，新加坡南大在全世界選校長的經驗可以學習。
2. 學習政府部門的管理經驗，縣級以上的行政單位，基本上實行黨委書記兼任人大主任；在高校內實行黨委書記兼任校長，黨委書記是學校的全盤負責人、也是第一負責人。這樣也就不存在黨委書記和校長之間的矛盾了。
中國在許多基層政府部門，有實行黨政領導一肩挑，書記鎮長由一個人擔任，避免出現黨政“兩個山頭”的現象。如果校長書記是一個人，也不存在校長的“獨立王國”問題了。

3. 不設立“ 專職黨委書記 ”崗位。在改革開放初期，深圳大學在一段時期，不設立“ 專職黨委書記 ”，取得了一定的成效。如果聘請的校長是非中共人士，可由其他人兼任黨委書記。
新加坡的執政黨在政府沒有設立一個“崗位”，人民行動黨內的領導不拿政府一分錢工資，但是，絲毫不影響人民行動黨的執政地位。
二破除“官本位” 實行全員聘用制
中國現在公辦的高校，基本上都當作“衙門”來辦的，都是有“行政級別”的，分爲省部級和廳級，重點高校多爲副部級，普通高校一般是廳級。
把高校當作“衙門”來辦，弊端很多，在”萬般皆下品、唯有做官高“的影響下，一些人不研究學術，精心研究“權術”，使琢磨人的人比琢磨事的人還要多，他們沉迷官場，一心一意想“進步”，出現了沒有提升而自殺的現象，令人痛心。
2011年3月23日，合肥工業大學校團委副書記陳剛老師，在逸夫樓墜樓身亡，年僅34歲。跳樓前他留下的《爲理想中的工大而獻身》的遺書，雖然他在遺書中，主要是批判學校用人制度等等腐敗現象，但是引發他自殺的直接原因，卻是自己副處沒有提拔爲正處。人生苦短，什麽副處正處，最後都歸一處。
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學沒有行政級別，實行企業化管理，全員聘用制。在新加坡，公辦的中小學的教師是“鐵飯碗”，享受公務員待遇；而南大的教授卻是“泥飯碗”是“打工者”，學校隨時可以聘用，也隨可以辭退。
由于學校沒有行政級別，徹底鏟除了“官本位”的土壤。該校不但校長是聘請的，教職員工也實行聘用制。現有5000多名教職員工，一半以上是從外國聘請來的。
如果學校從上到下都沒用行政級別，在什麽崗位就享受什麽待遇，就根本不存在”副處提拔爲正“的問題了，也不存在爲沒有提拔而自殺的現象。

三是不找市長找市場
2013年5月4日，重慶大學機械傳動國家重點實驗室創始人、國家級突出貢獻專家、博導梁錫昌教授從重大傳動實驗室5樓一躍而下，以死抗爭。有網民說，重大機械學院一群官僚用2年時間，就把幾代人數十年心血建設成的全國數一數二傳動實驗室搞到摘牌。
校方在第一時間發表聲明，稱其身亡爲“個人原因”。但是導致梁錫昌教授跳樓的直接原因，是因爲”傳動實驗室被摘牌“。
中國公辦的研究經費基本上都來源于國家撥款，人財物基本上按照計劃經濟體制，實驗室的成立或者撤銷，都要由領導說了算。學校要想上一個科研項目，都要跑步（部）前進。項目批准下來後，學校的行政負責人，一般也就是項目的負責人。因爲國家提供資金，項目的生死大權，都是由領導說了算。
高校的重點是”産學研“，”産學研“的重點是“産”。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學的”産學研“，學校只是一個舞台，科研人員來唱戲，從事科研的人員不找市長找市場，他們都圍繞市場轉，項目自己找，班子自己建。

學校只爲這些研究所提供一個”平台“，經費哪裏來、人員哪裏來，都是由項目負責人自己想辦法，說白了，就是自己組織一個“草台班子”，利用學校提供的舞台來“唱戲”。唱得好接著吃，唱不好，就換一台戲。
科研經費一般都來源于企事業單位的贊助、個人捐贈、校友支援等等方面，政府投資的項目只是一個部分。
如現在學校裏的機器人研究所、新能源研究所和生物制藥研究所等等，基本上都是實行的市場化管理。筆者日前登錄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學的網站，就看到有一個能源研究所招聘工程師一個招聘公告：

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學能源研究所招聘一人，要求具有如下背景：化學，電化學，催化或燃料電池，碩士以上學曆，薪水面談等等。這類招聘廣告，在學校的網站上經常出現。

既然認爲“科技是第一生産力”，其發展必須遵循經濟規律。高校的 ”産學研“，也必須按照經濟規律來辦事。
世界上許多名校，如美國的哈佛大學、耶魯大學、斯坦福大學、芝加哥大學等等都是民辦大學。
中國的教育改革最主要的內容之一，就是容許民辦高校的存在。前幾年，中國曾經對事業單位進行“改制”，就是“公辦改爲民辦“、“事業單位實行企業化經營”、”終身制改爲聘任制“等等，這在方向上毫無疑問是正確的，切莫因爲在實行過程中，遇到一些困難，就又走回頭路了。
如日前，一些民辦的高校，又紛紛改爲公辦了。不管民辦公辦，都要按照教育規律和市場經濟規律來辦，否則，都不好辦！

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學只創辦幾十年，已經成爲世界一流、亞洲數一數二的大學，學校有很多成功的經驗。
2017年6月7日、2018 QS 世界大學排名中，南洋理工大學名列全球第11名。
2018年全球最佳大學排行榜發布，南洋理工大學在亞洲排名第二，排名僅次于新加坡國立大學。並且連續第五年被QS評爲世界上最好的年輕大學(50歲以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