澎湃新聞記者 李麑
制圖：馮婧
作爲“智慧城市”和“智慧國家”理念的推動者，新加坡已經提前進入“刷臉時代”。
2017年10月投入使用的樟宜機場第四航站樓，從托運、通關到登機均使用了人臉識別技術。
2018年，新加坡政府科技局GovTech推出了一個名爲“智慧路燈”（Lamppost-as-a-Platform）的計劃，力圖將境內9.5萬根傳統燈柱改造爲複合型平台，配備傳感器、人臉識別攝像頭，希望推動城市規劃和交通規劃革新。
2020年7月，新加坡政府宣布，將人臉信息納入電子國民身份系統SingPass，新加坡居民可以“刷臉”使用400多種數字服務，包括申報稅收和申請公屋。
但“刷臉時代”仍存在隱憂，新加坡國立大學計算機學院副教授沈茂祯（Terence Sim）在接受澎湃新聞（www.thepaper.cn）專訪時表示，人臉識別技術有被濫用的趨勢，而相關法律保護仍待健全。
一位用戶刷臉登錄電子國民身份系統SingPass。圖片來源：新加坡政府科技局GovTech官網
澎湃新聞：您曾經提及，自己是在1998年入行的，二十多年前，人臉識別技術的開發者們關注的是什麽？
沈茂祯：上世紀末，技術沒有成熟，也尚未被應用。學界聚焦在技術問題本身，怎麽才能提高人臉識別的准確性。
回過頭看很難想象，當時的電腦功能不夠強大，不同于今天，機器學習也沒有足夠多的數據去訓練。1998年我剛進入卡內基梅隆大學讀博士，大約2000年，我參與了一個名爲CMU-PIE的數據集計劃（編者注：CMU爲卡內基梅隆大學簡稱，PIE的全稱爲Pose Illumination and Expression，意爲姿勢、照明和表情。該數據集爲68個人拍攝了4萬多張人臉照片，每個人包括13種不同姿勢、43種不同光線和4種不同表情），最終形成了一個45GB的數據集，那已經是當時世界上最大的人臉數據集了。
卡內基梅隆大學的3D室，測試者坐在椅子上，13台Sony DXC9000攝像頭將從不同角度拍攝測試者的面部。通過這套裝置，收集了4萬多張人臉照片，形成了CMU-PIE數據集。圖片來源：沈茂祯等人于2003年發表的論文。
當時大家的“終極夢想”是，這項技術能夠成立，最終能實現商業化。從技術開發者的角度，我很高興看到今天人臉識別技術有了多樣化的應用。
澎湃新聞：最初有人關注技術應用的倫理問題嗎？
沈茂祯：最初並沒有，人們更多聚焦在技術本身。學界開始討論隱私問題比較晚，大約在2005至2006年左右。
2008年，我專門寫了一篇論文，討論生物識別技術應用中的隱私問題，之後被收錄在《生物特征識別百科全書》（Encyclopedia of Biometrics）中。當時我總結了幾種數據隱私可能被侵犯的方式：非必要的數據收集、未授權的信息收集、數據泄露，以及違反“目的限定原則”的數據挪用。
比如，保護隱私不能靠“事後補救”，而應該在最初設計人臉識別系統時就考慮好。數據的存儲是否安全？用完後，能否做到“限期刪除”？出于A目的收集來的信息，會不會在未告知相關個人的情況下挪用于B目的上？
很遺憾，十多年後，很多問題仍未得到解決，而一些擔憂卻成真了。
2009年出版的Encyclopedia of Biometrics，圖爲2015年出版的第二版。圖片來源：Springer
澎湃新聞：作爲“智慧城市”及“智慧國家”的推動者，新加坡不斷推廣著新技術的應用。先是2018年的“智慧路燈”（Lamppost-as-a-Platform，LaaP）計劃，今年又宣布將人臉信息納入電子國民身份證SingPass。對于“刷臉時代”，新加坡民衆有哪些討論？
沈茂祯：在新加坡，對于隱私等問題的討論也出現得比較晚。2008年後開始有討論，經過數輪的意見征詢，新加坡政府于2012年通過了《個人資料保護法例》（Personal Data Protection Act，PDPA），保護個人數據安全。
智慧路燈（LaaP）計劃是在路燈柱上安裝傳感器、攝像頭等設備，它可以監測空氣質量及交通流量，了解停車位余量，收集行人數據，該計劃希望爲城市規劃和交通規劃提供參考（編者注：LaaP計劃于2022年前更新新加坡境內的9.5萬個路燈。新加坡政府科技局GovTech發言人曾在給路透社的電子郵件中表示，發生恐怖襲擊事件時，智慧路燈也可以對人群進行分析並支持後續調查 ）。類似的智慧路燈計劃也出現在歐美，人們對此評價不一。
奇怪的是，2018年新加坡啓動試點後，幾乎沒聽到什麽後續討論，大家似乎並不關心自己的臉被路燈拍到。實際上，新加坡人關注數據隱私，比如自己的醫療信息、金融數據，但尚未關注人臉信息的重要性。我能想到的原因有二，一是人們漸漸習慣了攝像頭的存在，商場門口、樓宇的出入口，到處都有，二是有了PDPA的保護，人們覺得“沒什麽好擔心的”。
但果真如此嗎？
智慧路燈計劃。圖片來源：新加坡政府科技局GovTech官網
澎湃新聞：爲了確保數據隱私及安全，新加坡官方做出了哪些努力？比如新冠疫情期間，新加坡推出的接觸者追蹤應用程序TraceTogether，爲鼓勵更多人使用這款應用程序，它特別強調，藍牙數據會在25天後自動刪除。
沈茂祯：沒錯。TraceTogether之外，爲了覆蓋那些沒有智能設備或不熟悉使用智能設備的人群（比如老年人），新加坡政府推出了Token，一個類似Airpods的小型設備。
新加坡政府于2020年3月推出了接觸者追蹤應用程序TraceTogether，6月又推出了一款內置藍牙的微型設備，首批發放對象爲65歲以上老年人。圖片來源 TraceTogether官網
2020年6月19日，新加坡政府科技局舉辦了一場“破解”Token的大會，邀請四位業界專家拆解Token設備，受邀者包括硬件黑客、固件開發者、隱私專家及開源軟件開發者。圖片來源：新加坡政府科技局官網
爲了驗證Token的安全性，政府專門邀請了一批“黑客”，嘗試去破解Token，看它是否如其所言，只使用了藍牙技術，而沒有偷偷加入GPS、Wi-Fi等其他功能，也測試它是否安全。引入第三方，這非常重要，“你不需要相信我，你可以相信專業人士的意見”。
值得注意的還有Token的數據存儲方式，它並不會自動上傳你的個人信息，只存在Token設備內。只有當持有者確診新冠時，才需要上交Token設備給醫務人員，進行後續的接觸者追蹤。在這裏，個人數據並非目的，追蹤接觸者進行防疫，這才是目的。（編者注：紐約大學AI Now研究中心全球戰略及項目總監Amba Kak在接受澎湃新聞專訪時也提到一個類似的案例，國際紅十字會在分配人道主義救援時使用了生物識別技術，但決定放棄建立一個中心化的生物特征數據庫。）
澎湃新聞：您曾對兩個不同概念“身份驗證”（Proof of Identity）和“使用憑證”（Proof of Authorization or Credentials）作出區分，大部分情況下，人們並不需要實名制的身份驗證，人臉識別這項技術有被濫用的趨勢嗎？
沈茂祯：當我們使用生物特征信息進行身份驗證時，我們所做的是確認你的身份，它需要我們提供高級別的個人數據，系統也需要保證高級別的安全性。
但通常情況下，當我們去電影院、動物園、演唱會，需要出示的是門票，也就是使用憑證，付費購買了門票就可以進入，並不需要實名制。對方需要的也只是這個使用憑證，無權獲得額外信息。當然，有時你需要提供身份證，證明自己已經成年了，可以看分級電影，或者購買酒精。
二者之外，還有另一個相關的概念是Proof of Presence——不僅需要確保是本人，本人還需要在場，比如選舉投票或結婚時，不可以假以他人。
我們需要區分這些概念，警惕技術的濫用。2016年，新加坡曾考慮在地鐵閘口使用人臉識別技術，以提高乘客通過效率，這非常糟糕。搭乘地鐵，有使用憑證就足夠了，無論是單次的地鐵車票，還是儲值卡，並不需要實名制。
澎湃新聞：但新冠疫情會讓這些邊界變得模糊嗎？以中國爲例，出于防疫需要，如今人們搭乘公共交通、遊覽景點，都需要掃碼登記。
沈茂祯：傳染病大流行是特殊情況，我想類似的特殊狀況還有恐怖襲擊——遭遇恐怖事件時，出于安保需要，政府總是希望能夠知道所有人的行蹤。但有一個關鍵問題需要我們追問，等到事件平息後，個人數據會被刪除嗎？
即便沒有新冠疫情，我們也能看到這種危險趨勢，相較于簡單的使用憑證，越來越多商家和機構開始要求提供生物特征數據進行身份驗證，這種濫用真的必要嗎？（編者注：2019年，瑞典數據監管委員會The Swedish Data Inspection Authority對當地一所高中開出了第一張基于歐盟《通用數據保護條例》（GDPR）的罰單，認爲該校使用人臉識別系統記錄學生出勤率違背了GDPR規定，違背了收集數據的“必要性”原則。）
澎湃新聞：這是否對數據安全提出了新要求？政府、企業和個人可以做些什麽？
沈茂祯：政府需要先制定更完善的法律去保護個人隱私，確保個人的生物信息不被濫用。而科技公司也需要確保這些信息不容易被人盜取。
我認爲，人們不能盲目假定法律可以保護一切，我們可以對政府、商家提出要求，明確哪些應該是禁區。在生物識別應用不斷擴張的同時，需要留有傳統的身份驗證方式。
供應商往往會聲稱他們的算法准確性極高，但誰能驗證供應商的自說自話？可以有行業審查，比如每年、每兩年進行評測、審查。
前面提到的第三方也很關鍵，第三方可以獨立于政府和技術供應商之外，相較于普通民衆，他們了解技術，也了解法律，理想狀況下，我們需要有“看門狗”（watchdog）這樣的機制。
責任編輯：馮婧
校對：施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