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外界此前的擔憂相異，財政部長王瑞傑並沒有調高消費稅。同樣讓人感到驚訝的是，他表明消費稅將在2021年至2025年間，上調兩個百分點至9%。
由于包括總理在內的多名內閣部長，在預算案發表前，分別在不同場合表示，政府今後的社會開支將大爲增加，必須開拓財源來滿足這些需求，坊間因而紛紛猜測，這是爲在本年度預算案調高消費稅打預防針，讓民衆做好心理准備。但是也有意見認爲，政府在上一次選舉時承諾，有足夠的預算來應付開支，任內不會調高消費稅；如果食言，將打擊朝野互信。因此，本屆政府算是信守承諾，並沒有在任內提高消費稅。
但是，這卻無法改變公共開支增加，對政府預算案所造成的收入壓力。公共開支增加的原因，相信國人已經耳熟能詳。首先是安全威脅的提高，特別是國際恐怖主義在本區域肆虐，政府需要投入更多資源來提升軍隊和警察應付威脅的能力。第二是教育，隨著人工智能的普及，下一代所將面對的競爭環境會更爲嚴峻，所以必須持續培育他們有足夠的競爭力。第三是基礎建設，尤其是公共交通系統的改善。第四則是人口老化所帶來的醫藥和護理支出的增加。
在所有的稅種裏，消費稅同公司稅、個人所得稅一起，一直排在前三名，占政府稅務收入超過兩成。以2016年至2017年財政年爲例，政府從消費稅征得111億元，占政府稅務收入的24%（公司稅爲136億元，占29%；個人所得稅爲105億元，占22%）。隨著美國國會批准總統特朗普的減稅措施，財經界估計很多國家都將面對資金流向美國的壓力。要保持對國際資本的吸引力，政府提高公司稅的空間其實很小。同時，要保持新加坡的國際競爭力，就必須吸引全世界的高素質人才來這裏工作、定居。這就意味著個人所得稅率不能太高；況且，太高的個人所得稅也有影響工作意願的副作用。所以，如果要顯著地增加收入來抵消不斷增長的支出，提高消費稅只能是最有效的手段了。
當然，這必然又要回到關于消費稅性質的爭論。對消費稅最大的批評，莫過于它屬于累退稅——收入越高，負擔越輕；收入越低，負擔越重——有違社會公平正義原則。但政府一貫的解釋是，高收入階層的高檔消費將因此繳納更多稅金；不繳稅的外國遊客在本地消費也能貢獻國庫。至于低收入階層，政府有各種補貼措施來減緩他們的負擔。此外，消費稅收入如果用在社會開支，也能幫助到低收入階層，促進社會公平。
對社會公平的關注，同樣表現在王瑞傑強調要強化稅制的累進性、公平性和韌性，其中包括主要是針對高收入群體的房地産印花稅，價值超過100萬元的住宅，100萬元以上的部分的買家印花稅，將多征收一個百分點，從3%提高到4%；針對主要是中産階級以上的消費群體的互聯網消費行爲，在2020年開始對互聯網境外服務征收消費稅。用這些新稅收去支付社會開支，將取得財富再分配的公平效果。
專家估計，以目前的消費水准，消費稅每增加一個百分點，每年將爲國庫帶來15億元至18億元的額外收入。2021年後消費稅調高到9%後，國庫每年會增加約30億元至36億元的額外稅收。這並不包括政府還在研究的對網上交易征收消費稅的舉措。
之所以說王瑞傑宣布將在2021年後調高消費稅兩個百分點讓人驚訝，是因爲如果出于政治考量，他完全可以不必這麽早就透露這個信息。不難想見，調高消費稅如此敏感的課題，必然在下一次大選時成爲焦點。王瑞傑提前開牌，在政治計算上或許是不智之舉，可是從建立朝野互信的角度看，卻是值得稱許的。
財政支出的節節上升是個不容回避的事實，不會因爲政治立場的不同而改變。既然舉國都知道既有的稅率將會導致預算入不敷出，與其掩耳盜鈴，不如開誠布公，先把問題攤開來，同時更把方案公諸于世。這麽做，一方面能讓國人盡早做好心理准備，另一方面反而有可能把加稅課題預先消毒，使其在下一次大選時減少沖擊力道。
美國國家情報總監柯茨（Dan Coats）2月13日對國會參議院情報委員會提出警告說，美國日益膨脹的國債是“最大的內部威脅”。他呼籲國會采取行動，以免美國喪失應對國家安全威脅的能力。美國人寅吃卯糧的惡習，已經把美國國債推高到20兆6300億美元，在2017年光是支付國債利息就得付出2762億美元，占聯邦預算的6.8%。這或許是個極端的例子，但是也說明財政預算必須量入爲出的重要性。
（作者是《聯合早報》言論組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