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地政論作者契連·喬治指出，多個國家普遍認爲需對煽動性言論嚴加管制，但以傷害他人情感爲由限制侮辱性言論的後果往往是，這些法律“被最不包容的組織指責他人，控訴他人傷害（這些組織）的情感”。
對待不實信息時應區分煽動性和侮辱性言論，而立法對待後者可能適得其反，因爲極端右翼分子可能把這些法律用作反制性宣傳武器。
研究網上僞造信息問題的國會特選委員會昨天召開第三個星期的首場公開聽證會。本地政論作者、香港浸會大學傳理學院教授契連·喬治（Cherian George）在聽證會上供證時指出，多個國家在立法限制攻擊性言論時，普遍認爲需對煽動性言論嚴加管制，但以傷害他人情感爲由限制侮辱性言論的後果往往是，這些法律“被最不包容的組織指責他人，控訴他人傷害（這些組織）的情感”。
契連·喬治與特選委員會成員、通訊及新聞部兼教育部高級政務部長普傑立醫生在聽證過程中，圍繞這類法律是否會成爲極端組織的政治工具出現意見分歧。
普傑立認爲“法律的存在不代表它必然會被當作武器，其不存在也不代表它不必然被當作武器”，但契連·喬治反駁指，沒有這項法律的情況可造成的傷害較低。
契連·喬治說：“一個組織會稱另一個組織犯下不可寬赦的罪行，並多番報警。國家或法院正確地指出後者沒有嚴重犯罪，此時前者會指責政府，說政府不站在自己那邊。對待煽動性言論當然要采取行動，但對待侮辱性言論時，不應犯下監管人們情感的錯誤，假設人們會出自善意使用這條法律，事實是人們不這麽做。”
國家訂立新法律時應慎防被濫用
他認爲，本地目前沒有出現上述情況，部分原因是國人已形成社會契約。但他提醒，我國在訂立新法律時應慎防法律被“不如現任政府負責任的政府”或“不如本地組織那麽溫和、克制的組織”濫用。
“我們未來碰到的一些人士沒在同樣的教育和建立信任體系下獲益，他們有自己的議程，他們的行爲可能對我們造成附帶傷害。”
限制極端內容的能見度可能引起反效果。契連·喬治以仇恨組織“聖戰觀察”（Jihad Watch）爲例說，谷歌調整網絡程序，以權威信息來源取代該網站在搜索結果中的排名後，該網站發起“反向反攻”，刊登報道指谷歌“在回教壓力下屈服，掩飾對回教和聖戰的批評”，借此煽動支持者的情緒。
契連·喬治也把立法的功能加以區分，第一種情況是根據科技變革和生活方式出現變化，制定與時俱進的法律；第二種則是修法，把一些原本合法的言論等級列爲非法。他認爲，後者的風險較前者高。
“新法越是謹慎、節制和不具侵入性，我們的社會就更安全。”
契連·喬治強調，雖然對違反人權的行爲應采取零容忍的立場，但政府在制定對策時也應微妙處理，不應把“最大反應”當作“最優反應”，否則可能矯枉過正。
他舉例說，一些政府認爲族群間的歧視沒有直接導致暴力和恐怖主義，因此沒有及時介入，這同樣可能威脅到社群間的和平共處。
昨天共有七組供證人供證，包括學者、國家圖書館管理局和公民社會組織。昨天的聽證會曆時11個小時，創下特委會召開聽證會至今的最長紀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