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了工人黨黨魁17年的劉程強，上周末卸下職務並順利交棒給相信是他屬意的接班人人選——畢丹星。
整個交接過程順利並且毫無懸念，但仍引起廣泛關注。
劉程強不願就卸任一事接受《聯合早報》采訪，本報梳理了他過往的言行，並探討“劉式反對黨理念”的生命力，
讓讀者重溫這位低調政治人物的點滴之余，也一窺接下來的新加坡反對黨政治發展景觀。
“我忍它很久了！”
2015年，在台上的劉程強這句潮州話一出，台下一片人海的哨子聲、歡呼聲震耳欲聾。
那是全國選舉期間，時任工人黨黨魁的劉程強在“娘家”——後港舉行的工人黨首場群衆大會壓軸上場時的盛況，他先是表示執政的人民行動黨過去四年做出不少改變，爲人民帶來好處，接著語鋒一轉，申訴過去四年來工人黨在市鎮理事會管理上，受盡執政黨“諸多爲難”。
劉式帶怒的潮州話在大選群衆大會上，很能引起共鳴；連中國的搜索網站百度，都將“潮州怒漢”的別稱，收錄在關于劉程強的檔案介紹裏。
1991年，劉程強從中峇魯集選區“單飛”到潮州人居多的後港區競選時，在最後一場群衆大會上，有人在他演講時從台下遞了張小紙條給他，他當場以潮語念出，全場馬上掌聲雷動。
劉程強說：“從那時起，潮州話就成爲我跟後港人之間深刻的緣分。”
理性問政積累聲望成就
工人黨新任組織秘書陳立峰認爲，不論是社會地位、成就或聲望，劉程強在很大的程度上都超越了“潮州怒漢”稱號的含義。朝野也都清楚看到他要建立的，不是謾罵式的反對黨。
2014年5月28日，劉程強與李顯龍總理在國會上針對“建設性政治”展開10多分鍾的激烈辯論。當時，李總理指出，“工人黨向來在國會上非常講理，甚至是低調，但一到大選就變成老虎和英雄。”
劉程強“還禮”回應，感謝總理看到工人黨在選舉的戰鬥力，並表示尋求人民的委托進入國會，目的是監督政府。“我們誠實並真誠地履行義務，沒有把這個地方變成劇場……我們在選舉時也非常理智，並非無憑無據，或在知道自己會被告的情況下對行動黨做出指控。”
工人黨被批保守
劉程強堅持的理性、不走極端、不爲反對而反對的黨風，並非都受認同。
其他反對黨不時批評工人黨保守、走中間路線、改變進程緩慢，也不願觸碰同性戀、種族與宗教等敏感課題。李顯龍總理在上述的辯論中也說：“你們的立場不應是與行動黨一樣和只稍微好一點，那表示你們沒有立場。無論行動黨的立場是什麽，只要說叫他們做得更好，那太容易了，我也做得到。”
但劉程強當時從容回應說：“我們在重要課題上說明立場，而且針對我們覺得對的政策，並沒有（爲反對而）提出反對，難道這還不夠嗎？”
一名不願具名的工人黨年輕黨員也說：“一些人會給工人黨冠上‘PAP 2.0’的標簽，而這些人這麽說是從批評的角度出發，但我認爲這其實也是一種贊美，代表劉式的理性政治受到了認可，他建立的政黨也是有結構有組織的。”
“無意組織替代政府”惹非議
同樣令一些人诟病的還有工人黨無意組織替代政府，一些人戲谑地形容，工人黨可能是全世界唯一不要取代執政黨的反對黨。
在紀念工人黨創黨60周年的“Walking with Singapore”（《與新加坡同行》）一書裏，劉程強重提2013年榜鵝東補選工人黨獲勝後的講話表示，工人黨還是處在“問政階段”，無法也不想做替代政府。他呼籲大家冷靜解讀榜鵝東補選結果，不把它視爲今後的必然趨勢。
《與新加坡同行》引述劉程強的話說，2011年“分水嶺”大選（贏得阿裕尼集選區）過後，特別是工人黨又在兩場補選中勝出，新加坡人對它有很高的期望。“我不認爲工人黨實際上可達到這期望。那是個泡沫。泡沫破滅時，問題就浮出台面。”
劉程強的接班人、工人黨新任秘書長畢丹星去年接受《聯合早報》訪問時也同意工人黨未有能力組織替代政府，下屆大選也仍不可能有足夠候選人挑戰每個議席。
堅持工人黨應走自己的路
對其他反對黨而言，沒有足夠資源正是它們覺得應該結盟對抗執政黨的原因。但劉程強在榜鵝東補選群衆大會上，爲參選人李麗連站台時強調“道不同不相爲謀”，工人黨要走自己的路，避免反對黨陣營落到四分五裂，拖慢新加坡的民主進程。
他表示“如果反對黨能夠團結，今天就不會有這麽多的政黨”，也說見證了反對黨的興衰，促使他決定工人黨要走自己的路。
不能老談“牛油與面包”
在國會裏認真議事，是他不辜負把工人黨送進國會的選民的一個方式。他在議事殿堂爲民請命，涉獵的課題廣泛，不少圍繞廣大的工人。
2003年8月，劉程強在國會上說：“政府過去強調‘勞資政三贏’，經濟蕭條時，工人成爲最大犧牲品，變成獨輸者。”
2010年3月，他在呼籲政府承擔提高低薪工人的薪金時提醒政府，新加坡工人以他們的“黃金年華”推進經濟，“在政府爲外籍員工敞開大門以持續滿足對高國內生産總值的胃口前，他們以血汗和淚水爲建國做出貢獻。”
有一名自雇人士，爲自己的低學曆而仍能成爲工人黨幹部感到自豪，也因此奮力效忠劉程強和工人黨。
然而，工人黨在近幾屆的大選中推出的新人，都是學曆高的PMET（專業人員、經理、執行人員及技師），競選標語（如“第一世界國會”）也反映更長遠的願景，讓一些人擔心工人黨也走精英路線，偏離了群衆與民生課題。
劉程強曾回應指出，應讓民衆“至少知道”該黨對新加坡發展和未來的重要願景，不能老談“牛油與面包”。
由新加坡政策研究所與海峽時報出版社聯合推出的《新加坡通鑒》寫道，反對黨的選舉命運與領導人的聲譽息息相關，這是因爲反對黨規模相對小，只能依賴幾個人的力量，“冒出頭”的多半是政黨集中火力“押寶”的人。這類小規模政黨也缺乏資源去考究政黨應秉持的意識形態或堅持的政策課題，以致人們只能從核心人物來更了解政黨的方方面面。
選民取決劉式政治理念後續
隨著工人黨易帥，“潮州怒漢”的政治理念是否能超越劉程強的個人魅力，在黨內甚至在整個本地反對黨生態圈裏獲得延續，答案不只是落在工人黨，就如有學者說，還取決于包括選民在內的利益相關者，會希望新加坡有怎樣的政黨與政治文化。
選區居民關注點不同
“我想，任何政黨的終極目標都是要成爲替代政府，劉程強用了17年才奠定好黨的基礎，要真的替代政府，大概還需要另外15到20年吧。”
65歲的劉秉定一邊喝著咖啡烏，一邊不疾不徐地回答記者的問題。家住勿洛水池路一帶的他，七年前因工人黨奪下阿裕尼集選區，成爲了劉程強的居民。
“在野黨角色原本就是監督執政黨”
他坦言不是很懂政治，但認爲在野黨的角色原本就是監督和制衡執政黨，“只要做好這塊就夠了，我們也不能要求太高”。
本以爲他要提起工人黨的市鎮會財務風波，但他卻說：“我知道很多人覺得工人黨管理的區，不如行動黨幹淨，但他們（工人黨）人不夠，這也是可以理解的。”
不過，對于務實的國人，一個政黨的表現是否“達標”，很大程度仍取決于它在基層的工作表現。
一位不願具名的巴耶利峇分區，也是屬于阿裕尼集選區的居民（50歲，語文工作者）就指出，她和一些鄰居都認爲，既然給過工人黨不止一屆，而是兩屆當選的機會，接下來他們會投票給哪一個政黨，就得從純粹的利益角度出發，看哪個政黨更能照顧居民或選民的自身利益了。
“選民的一個考量是，選擇執政黨或在野黨，是否會影響區內的房地産價格，尤其是我所居住的高文一帶，還有空地可供發展。”
她也認爲，反對黨可監督政府的政治理念已不管用，在執政黨仍占據絕大部分議席的情況下，居民親身體會到反對黨能做的改變並不太大。
“副駕駛”論述 年輕人受落
在阿裕尼集選區之外，受訪的年輕選民仍普遍接受工人黨在2011大選中所提出的只當“副駕駛”的論述，並表示不希望我國出現會分裂社會的惡性政黨政治競爭。
建築師陳政康（28歲）說：“我認爲工人黨的‘副駕駛論’很實際。行動黨資源充足，任何在野黨都不可能在短期內取而代之。工人黨現階段要做的是專注于吸引更多人才和制定替代政策，但同時不要放棄成爲替代政府的抱負。”
有選民也建議，工人黨應“保持低調做好事”。劉漢明（33歲，經理）說：“如果他們（工人黨）不能處理好市鎮會財務問題和黨員之間的分歧，還談什麽較量？選民希望看到的是像劉程強這樣，既能在國會上無所畏懼發言，又能在選區內認真努力做事的人。”
話看劉程強
劉程強的演講總是會引人注意。這除了是他這些年作爲反對黨人的“江湖地位”，也因他尖銳的用語和生動的比喻常能引起共鳴。擔任黨魁17年，他就無數課題發表過看法，論述犀利，立場鮮明。
■談反對黨的角色
反對黨這個名詞，是西方議會制度所遺留下來的，我向來都不認爲反對黨應該爲反對而反對，也不能夠信口開河。政治必須是有責任感的政治，反對黨應該是watch dog（監督者），不要變成mad dog（瘋狗）。我認爲一個政黨應該走這樣的路線。
——2007年10月工人黨50周年黨慶前接受
當前的問題在于全體新加坡人民都在沒有副駕駛的情況下上了同一部車，只能依賴一個司機導航和駕駛，任由他主導方向。新加坡人因此應該開始尋找有潛能的副駕駛，給予他適當的培訓與支持，讓他有朝一日也能負起副駕駛的責任。
——2011年4月28日工人黨首場競選群衆大會
■談良好政治
良好政治不該只是有好的政策，以及確保國會不陷入僵局，這是非常狹隘、技術官僚式的看法。良好政治應當是建立一個能承受突變和震蕩，包括經得起執政黨意外倒台和逐漸腐敗的政治制度，確保人民團結一心，國家能繼續生存……首先我們的政治應當具包容性。國家利益的定義應獲全民共識，而且論述不應由執政黨形成和壟斷。
——2016年1月28日參與國會政府施政方針辯論
■談華文與教育
一些華校生對華文程度下降感到痛心不是感情包袱的問題，問題是我們要下一代的新加坡華人，成爲怎樣的新加坡人？是變成香蕉人，還是有一定文化水平的新加坡人？這不是感情問題，是理性的問題。如果我們不惜一切社會成本，不顧政策對人文文化的破壞，不在經濟發展和人文建設上尋求一個平衡，那是短視和危險的。
——2004年11月，辯論華文教學改革對“先認字後學寫字”及“小六離校考試不重書寫”的做法提出質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