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乙康指出，應對不平等現象的重要因素之一，不是推行福利政策，而是讓低收入階層具備自助能力，“留住他們的上進心”。
面向全民的福利政策無法成爲應對不平等問題的有效對策。政府在援助低收入國人的同時，將幫助國人保留前進的動力，繼續力爭上遊。
教育部長王乙康昨天參加政府施政方針辯論時指出，應對不平等現象的重要因素之一不是推行福利政策，而是讓低收入階層具備自助能力。
王乙康說：“我們爲低收入人士提供援助，也要留住他們的上進心，如此才能讓他們繼續努力，而不是只讓他們被動地收受福利。”
王乙康以通過自身努力、借助“社會蹦床”改善生活條件的國人爲例說，政府必須而且一定會繼續爲弱勢群體提供援助。
“社會蹦床”是副總理兼經濟及社會政策統籌部長尚達曼2015年在瑞士出席聖加倫研討會，被問及新加坡政府是否爲跌落社會縫隙的國人提供社會安全網時，提出的概念。“社會蹦床”指政府通過社會政策爲國人提供適當扶助，但同時國人必須通過自己的努力“回彈”和脫離貧困。
新不平等現象産生
與許多發達國家因經濟停滯而導致不平等的情況相比，我國家庭收入中位數不斷增長，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家庭的實際收入取得增長，社會流動性也有所提高。不過王乙康提醒，我國從第三世界國家晉升第一世界國家的同時，也出現新的不平等現象。
其中一個不平等現象是，中産階級壯大，希望取得更多成就，但礙于社會相對高的基數，越來越難取得物質進步。
另一種不平等現象是，一些低收入家庭越來越無法取得突破，階級分化定型的風險加劇。高收入階層也可能疏遠其他階層。
王乙康在探討應對這些不平等現象的方案時指出，支持全民福利政策者認爲，推出面向所有中低收入階層的援助，有助于維護低收入者的尊嚴。但他提醒，發放援助必須付出代價，這意味包括中等收入家庭在內的民衆，都必須繳交更高的稅額。
實行全民福利制度的國家，消費稅率約在20％至25％之間，每名員工也必須繳交約30％的所得稅。相比之下，我國有一半人口無需繳交個人所得稅，消費稅率也維持在個位數。
王乙康說：“降低發放補助的門檻，無條件發放補助，這不是有尊嚴的做法，但自食其力卻是。”
優質學前教育可幫助低收入家庭孩童
幫助低收入家庭孩童的方法之一，是確保他們接受優質的學前教育。在最新一輪內閣改組中，全面接管教育部的王乙康在談到教育政策接下來的發展時指出，教育部不斷提升學前教育的收生人數和教學質量，包括設立教育部幼兒園，並將三分之一的學額預留給低收入家庭孩童。
政府也通過幼兒培育輔助計劃（KidSTART），爲低收入和弱勢家庭孩童提供醫療、學習、發展等方面的輔助。
技能創前程（SkillsFuture）計劃也能在消除不平等現象方面發揮作用。王乙康強調，通往成功的道路有很多條，政府要借此計劃幫助國人發掘自己的強項和才能，通過終身學習掌握不同技能。
王乙康承諾，改善政策的工作不會就此停止，但他也指出，果敢的調整不一定是大幅度改變，可以是思維上的改進。
“我歡迎各方繼續提出點子和建議。我們會從衆多觀點中，厘出一個行動方案。這個方案對新加坡來說將是正確選擇，我們也必須公開解釋和捍衛這個立場。”
不平等現象四個層面
1）貧富差距
新加坡曆年家庭收入分布
- 截至2015年，我國收入差距情況比美國好，但落後于韓國、英國和芬蘭。
- 我國通過累進式稅收制度等政策，調節收入差距，約八成個人所得稅收來自收入最高10％群體。
- 我國重新分配資源比率較高，中等收入家庭每繳交1元稅務，可獲2元益處；英國、美國和芬蘭的中等收入家庭則獲得1元3角到1元4角的益處。
2）中間核心
新加坡曆年基尼系數
- 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和2001年網絡泡沫，導致經濟衰退，我國的基尼系數也跟著攀升。隨著全球經濟複蘇，收入差距情況也好轉。
各國基尼系數
- 我國基尼系數明顯比歐洲國家和日本高，是因爲它們擁有全面福利制度。
各國每月家庭收入中位數年度變化
- 我國家庭收入中位數持續增長，但“這不是自然發生的，而是我們實施包容性增長模式的結果”。
3）力爭上遊
- 父母屬收入最低20％群體的30來歲青年中，14％得以向上流動，成爲收入最高20％群體，比美國的7.5％、英國的9％，以及丹麥的11.7％高。
- 2015年15歲學生國際學生評估項目（PISA）中，本地弱勢背景學生的表現比其他發達國家相似背景的學生出色；比起其他國家，新加坡表現差的學生占比也最小。
- 目前，每屆小一學生當中，七成能考到大學或專業文憑；住在一、二及三房式組屋的學生當中，超過一半完成高等教育。
4）社會融合
- 住房政策：確保每個社區擁有不同房屋類型，促進不同背景居民交流。
- 國民服役：“國民服役不單是爲了保衛國家安全，也是促進社會融合的重要國家機制。”
- 教育制度：超過八成小學均衡招收社會經濟背景不同的學生，來自最高和最低20％社會經濟階層的學生各占至少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