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周三（10月24日），工人黨主席林瑞蓮、秘書長畢丹星，以及前黨魁劉程強在專爲市鎮理事會訴訟案而設的博客In Good Faith，向公衆尋求資助，希望通過衆籌應付訟費。
短短三天內，他們就籌到超過100萬元。三人表明，所籌款項已足夠應付目前所需的律師費，因此決定停止籌款。然而，這是否意味還會有下一輪的衆籌？
盡管林瑞蓮已向媒體確定，籌款活動是合法的，但至今還是有人質疑其說法。
另外，當局在什麽情況下，有權要求三人公布捐款者的身份？律師費不是打完官司再算的嗎？三人如果付了律師費，尚剩一些捐款，又該如何處置這筆錢？
《聯合早報》訪問了律師和法學教授，嘗試解答上述問題。
籌錢超標 余款怎麽辦？
新加坡管理大學法律系副教授陳慶文和三名不願具名的律師都認爲，林瑞蓮等人的衆籌是以個人名義發起的，不會抵觸法律。
陳慶文說，衆籌的目標明確，有一定的籌款額，“只要款項用于特定目標，即支付律師費，我不認爲會抵觸什麽法律。”
至于是否須呈報捐款者的身份，其中兩名律師不能確定。另一名不願具名的資深律師則認爲，林瑞蓮等三人不必向當局呈報捐款者的身份。
“除非有人向當局投訴，指捐款用在其他途徑而非律師費，當局要介入調查，收取捐款的三人才得配合調查行動，提呈所需資料。”
截至前天晚上7時，捐款總額113萬零552元。
針對衆籌若“籌過了頭”，如何處置余款的問題，陳慶文指出，這個衆籌的目標是狹隘的，只能用來付律師費。“捐款若有剩余，要把余款改爲其他用途，不論是慈善，甚至是捐給工人黨，都必須取得所有捐款者的同意。不能假設所有捐款者都同意捐給慈善或工人黨，這是普通法的立場。”
他指出，余款若要捐給政治團體，就會觸及政治捐款法。根據法令，政治團體不能接受來自國外的捐款，一年內所收取的匿名捐款也不能超過5000元。
陳慶文：籌到百萬喊停爲精明之舉
陳慶文說，籌到百萬元律師費，三名工人黨議員就喊停，此舉非常精明和聰明，且富戰略性。
“喊停是聰明作法，他們不要制造貪心的形象，或讓人覺得他們爲了其他目的，就設法籌越多錢越好。”
陳慶文也說，這麽做可取得捐款者的信任和信心，下來再發起衆籌，大家就不會質疑目的。
三名工人黨議員在三天內，就籌得100萬元捐款，一名律師說：“SG Bonus（新加坡共享增長花紅）來得正是時候，相信許多人不介意，把政府送的100元至300元，用來支持工人黨領袖。”
只足以應付 現階段律師費
林瑞蓮等三人獲得的百萬余元，只足以應付現階段的律師費。高庭若做出不利于他們的裁決，判訴方勝訴的話，他們不僅可能須承擔數千萬元的賠償，還會被令支付兩組勝訴方代表律師的訴訟費（Party and Party costs，簡稱PNP）。
AHTC由旭齡及穆律師事務所代表，PRPTC則由文達星高級律師領軍的德尊律師事務所代表。
衆所周知，文達星高級律師的收費向來不低。
受訪律師說，PNP一般是“律師與客戶的律師費（Solicitor and Client costs）”的三分之二，剩余的得由勝訴方自行承擔。
舉例說，甲起訴乙，被判勝訴，甲就成了“收取方”，乙爲“支付方”。
甲花了3萬元律師費打官司，支付方乙被令付PNP，但多數也只能承擔甲的部分律師費，剩余的就由甲自行補上。
不願具名的律師說，文達星高級律師的收費昂貴，律師團隊有至少六名律師。如果訴方勝訴，交由高庭清算辯方該付的賬單（taxation）時，一般也只計算他和兩名助手的費用，而辯方也不必承擔全部費用，“聘請他的PRPTC，須承擔其他助手的費用。”
龐大律師費從何算起？
律師承辦案件時，一般是分階段收費，一直到案件完結。如果當事人提出上訴，還得再花另一筆不小的費用。
不願具名的中型律師事務所訴訟部主管說，找律師代表時，客戶簽下的委托書，一般會列明是分階段收費的。他說，律師承接一起官司時，初期有許多的准備工作，包括找相關證據和證人；預備各種呈堂文件，如宣誓書、訴狀或答辯書等。
“什麽時候開收費單給客戶，很多時候靠的是普通常識，還有客戶和律師之間的關系和共識。”
林瑞蓮等五人請的是Tan Rajah & Cheah律師事務所、以CR拉惹高級律師領軍的律師團隊。
這名主管說：“開審前的准備工作耗了好長的時間和精力，律師當然得邊做邊收費。我不同意有固定收費，但覺得應該分階段收費，這對雙方都有好處。”
另一律師說，法律專業（專業行爲）條例詳列律師的收費准則，包括律師有義務通知客戶專業服務費的計算方式，以及客戶該如何支付服務費和訴訟開支。
“分階段收費有好處，避免律師費累積，像雪球般越滾越大。所謂分階段，也得視情況而定，可以是每月一次，或幾個月一次。有時承辦的案件，得拖個兩三年才完成。律師也得吃飯，律師事務所也得繳租金、付水電費，如果沒分階段收費，要如何是好？”
他說，該條例也說明實際收費不能與估計收費差太遠，“案件越複雜，收費越貴。”
以這起市鎮會訴訟案來看，它涉及的課題並不複雜，主要是違反職責。
“但審訊進行時，訴方高級律師文達星如果提出較爲複雜的法律論點，辯方代表律師就得費時去查找相關資料和證據，加以駁斥。時間就是金錢，一涉及時間，就有收費了。”
受訪律師都認爲雙方都會上訴
陳慶文副教授和三名律師的看法一致，認爲不論輸贏，雙方肯定會上訴到終審法院，到時訴辯雙方得再墊出另一筆律師費。
陳慶文解釋，市鎮會、工人黨和領袖其實是個別的法律個體，市鎮會起訴林瑞蓮等人，就好比一個公司，可以起訴董事失職。
他指出，這是有政治性質很強的民事案，被起訴的不是工人黨本身而是該黨的三個領袖，“民衆的觀念和印象是：這本來就是政治案。”
受訪律師也認爲，一些民衆的觀念不容易，甚至無法改變。其中一名律師說：“訴訟揭露的實情和事實，已不那麽重要。”
陳慶文認爲，本案涉及3300萬元，答辯人最終可能只須承擔一些付款的責任，而不是全部，“雙方可能針對個別的賠償項目上訴。”
一名律師說，案件審結後，在等候上訴期間，因爲過程有間隔，律師要再花時間研究和閱讀，這些也要計費。
換言之，上訴也須准備另一筆不小的律師費。
三名工人黨議員的籌款超過100萬元之後，還繼續收到13萬余元。他們開出100萬元支票給代表他們的律師事務所Tan Rajah & Cheah作爲押金，剩余的13萬余元將存入他們的戶頭。
百萬元已給律師事務所當押金
林瑞蓮、畢丹星及劉程強前天在專爲訴訟案而設的博客In Good Faith上，展示律師事務所開出的100萬元收據作爲憑證。
三人聯名在博客發貼文說，一旦律師樓使用這一筆錢繳付任何賬單，他們都會公布相關收據。“大家的熱烈支持，日以續夜的積極樂捐令我們十分感動。”
截至前天晚上七時，三人共收到113萬零552元。
阿裕尼後港市鎮會代表律師事務所：待案件完結才開賬單
卷入市鎮理事會訴訟案的三名工人黨議員，至今已交付代表他們的律師事務所約160萬元。不過，代表阿裕尼—後港市鎮會（簡稱AHTC）的旭齡及穆律師事務所，將等到案件完結後才開賬單給AHTC，而AHTC也表明，到時將把賬單交由高庭清算。
由高級律師菲立·惹耶勒南（Philip Jeyaretnam）擔任主席，另兩名成員——高級律師斯尼華申（N Sreenivasan）以及KPMG合夥人王邦泰組成的三人獨立委員會，昨天答複《聯合早報》的詢問時說：“至今，旭齡及穆律師事務所還沒有獲得AHTC支付的律師費。AHTC只付了一些雜項開支（disbursements），尤其是它（該承擔）的法庭使用費的部分。”
當訴訟確定開審時，起訴人必須支付法庭使用費。律師事務所承辦案件時，一般會分階段向客戶收費。
旭齡及穆律師事務所要等到案件完結後才開賬單，是經過特別的安排，這樣的做法相對罕見。
去年2月，由工人黨管理的AHTC在咨詢過建屋發展局後，委任了上述三人組成的獨立委員會，以跟進KPMG會計師事務所有關市鎮會已付款項（past payment）的審查報告結果，並在必要時采取行動。獨立委員會在無償的情況下獨立行事，不會向AHTC、建屋局或其他第三方尋求指示。
獨立委員會後來根據KPMG的報告，決定委任旭齡及穆律師事務所，起訴林瑞蓮、畢丹星與劉程強及另外兩名市鎮會理事失責造成損失，要他們賠償。
白沙—榜鵝市鎮會（簡稱PRPTC）則聘請德尊律師事務所代表，分別展開相關訴訟。
高庭最後集合兩起官司，案件從本月5日開審，已在前天結束，審訊共17天。
《聯合早報》也就PRPTC的律師費，三天前向榜鵝東區議員張有福查詢，但至今沒接到任何回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