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5月4日）是中國五四運動100周年紀念日，李顯龍總理在面簿發文感懷說，五四代表的文化複興和愛國精神值得我們反思，“不了解過去曆史、起源和文化的人民，就像無根之樹”。
李總理昨早在面簿先後以英文和中文就五四運動100周年發文。他在英文貼文中回顧說，五四是中國的轉折點，當時的中國青年和知識分子拒絕封建傳統和傳統思想，爲複興中國和邁入一個新時代而激奮並動員起來。
他形容：“五四引發了一個志氣昂揚和愛國主義的時代，令許多人決意不再讓中國在世界舞台上受辱。”
李總理認爲，在五四百年之際，五四所代表的文化複興和愛國精神值得我們反思。他引述唐太宗的名言——“以銅爲鏡，可以正衣冠；以古爲鏡，可以知興替；以人爲鏡，可以明得失”，並說道：“這句話提醒了我們曆史的重要性。”
五四鑄就中國人集體決心對我國發展影響深遠
李總理在中文貼文中分享了我國前外交部長楊榮文2009年發表、題爲《五四是新加坡豐富遺産的一部分》的文章，其中便闡述了五四運動對新加坡的發展産生的深遠影響。
楊榮文寫道，五四運動鑄就了中國人集體的決心，要創造新的中國文化，推翻封建思想、提倡性別平等、反對黃色文化、強調普及教育以及推崇科學與技術。
“這種精神灌注到國民黨和五四幾年後成立的中國共産黨，商界領袖和報刊主人也加入給予支持，很多報紙開始引進副刊，談論動亂中的新文化。這個傳統時至今日，仍在《聯合早報》繼續存在。”
楊榮文說，五四對新加坡的影響，在占新加坡人口四分之三的華族的文化複興中依然可見。他肯定說：“它在殖民地時期爲華人社會注入的生命力和活力，令英國人感到害怕，也對新加坡的自治和獨立，作出巨大貢獻。”
反思五四在當代中國政治與外交現實意義
李總理在英文貼文分享了另一篇2015年刊登于《外交家》雜志（The Diplomat）的文章《中國五四運動的遺産 》（The Legacy of China’s May Fourth Movement），當中則反思了五四在當代中國政治與外交的現實意義。
文章寫道，現任中國國家主席、中共總書記習近平也許被視爲鄧小平之後的另一位強勢領導人，但大衆民族主義（popular nationalism）在一些重要層面仍然約束了中國的外交政策。
例如，北京在決定如何就東海和南中國海爭端采取行動時，仍會對任何可能引發民族主義情緒反彈，或可能造成國家蒙羞的行動保持警惕。
文章提到，雖然中國近年來變得更自信（assertive），但如果亞洲局勢升溫，中國領導人可能面臨“戰敗”的噩夢。這可能進而激起民粹主義反彈，並超乎執政黨的應付能力，嚴重損害其執政合法性。
文章也強調，五四運動雖是一場民衆起義，卻不應被理解爲民主的展現，尤其不是西方式民主；它代表的是一種深刻的民族主義和廣泛的憤怒，這衍生自西方對中國所作出的掠奪。
“這也是爲什麽五四後思想解放到來時，中共思想啓蒙者、共同創始人陳獨秀和李大钊並沒有轉向西方啓蒙時期民主人士的著作，或是對美國《聯邦制度書》進行反思，而是和比他們稍有經驗的同期蘇聯知識分子一樣，轉向馬克思尋找新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