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國巡回大使許通美教授81歲高齡依舊非常活躍。這幾年，他出書論著、主持國內外論壇，忙于各種外交、政論、慈善場合，不時在本地英文報章投文，分享關于時政、社會、國際事務的看法。
這些年來，他對我國同性戀法、社會貧富懸殊問題、最低薪金制的一些公開講話，顯現了他對弱勢及邊緣群體的關心。
《聯合早報》與許通美安排采訪，希望聚焦國際局勢。教授對待外交課題特別謹慎，選擇電郵回複，但答允面對面，談人生。
訪談開始他就自稱“我是一個忠誠的人”，訪談最後，他的一段話讓記者詫異——他說：你知道這個世界爲什麽沒有看起來更美好嗎？部分原因是因爲你。
許通美是天生的外交家。你很難對他不高興，就算他臨場拒絕回答你事前提交的問題。
他說：“我說過的，我不回答和自己相關的問題，我太太不答應。”
他臉上始終挂著淺淺的微笑，慢聲細語。
采訪通過兩部分進行。關于國際關系，許通美通過電郵回複。
在外交部五樓的會議室做訪談，許通美說：“談工作吧。你知道我有10份工作嗎？”他的語調專注而真誠。
許通美唯一應征的工作是到新加坡大學（新加坡國立大學前身）教書，在1971年至1974年間擔任新大法學院院長。“我至今還是被外借到外交部的國大法律系教授。”
最近，許通美與英國駐新加坡最高專員Scott Wightman（魏特曼）合編的“200 Years of Singapore and the United Kingdom”（新英200年）出版，首印2000本已售罄，加印彩色版本。新書從新英學者專家角度，梳理我國開埠曆史。
去年，他與前副總理賈古瑪教授、高級副總檢察長余文正，撰寫了“Pedra Branca: Story of the Unheard Cases”（《白礁：兩起未審理的案件》）；聚焦新加坡老一輩與新一代外交與法律專才，在2017年及2018年准備通過國際律法捍衛白礁主權的幕後經曆。
年初，他因病抱恙休息，之後依舊馬不停蹄，受訪時剛從日本主持“日新對話會”回來。他還是600多名學生的國大香灰莉木學院院長。他說目標是把世界帶到學院，把學院帶給世界。他通過人脈，舉辦講座聚餐，也在情感上爲學生家長付出。
去年4月，學院的19歲學生王凱婷車禍喪命，許通美通過行動安撫家長。他說：“她是唯一的孩子，父母非常心痛。我出席葬禮後對他們說，我沒法讓凱婷死而複生，但我和學院不會忘記她。我們會做兩件事，在校舍對面種一棵香灰莉木，我做了。今年4月，我們做了第二件事，設立並頒發‘王凱婷生物多樣性學術獎’。”
許通美也是國大國際法中心主席，多個國大咨詢委員會主席，多個慈善與藝術團體名譽贊助人。在法律與外交以外，他格外上心的是教育下一代。“我的bread and butter （薪水來源）是法律和外交。其他都是因爲我喜歡，因爲愛。”
“我是忠誠的人 我想創建美好世界”
接受種種不受薪委托，許通美說所有瘋狂背後都有邏輯：“那個邏輯就是，我想要創建一個更美好的世界。”
問他怎麽定義美好，他不假思索回答：“一個更和平的世界，更繁榮的世界，更具可持續發展的世界，更有愛心的世界。”
訪談開始，許通美就說：我愛我的工作，而且我對機構非常忠誠。
不僅對機構忠誠，他曾在2015年寫給孫兒的一封公開信中說，要對國家、伴侶、大學、雇主、朋友也忠誠。訪談時，他提及自己即將90歲的驗光師——Star Optical的廖學槙，以及87歲的裁縫師——Wai Cheong的關振榮，指著自己身上的大衣外套西褲襯衫說，全身上下都是他們的傑作。
許通美說，盡管孩子們勸他換一身新式的，他就是不願意。“我絕對不換裁縫，直到關先生退休爲止。”
許：我不知道這是缺陷還是優點。但我就是忠誠。我在發展銀行董事會服務九年，我的銀行從此是DBS／POSB。我不會更改。我有五年時間在新電信董事會服務，Singtel就是我的電信供應商。這就是我。
記：這是與生俱來的？
許：年輕人會說這是一種缺陷！哈哈……我總是被人們不忠誠的行爲嚇到。我有一個朋友是新電信老客戶，後來我發現他變成敵對供應商的支持者。我跟妻子說，他怎麽可以這樣？妻子說，他可能覺得自己爲新電信已經竭盡忠誠，爲什麽不可以轉而支持對手。我說這樣做是不忠誠！對我來說不可理喻。
記：您是在什麽階段，決定對某個事物、人、機構或機制忠誠？
許：我不需要決定，這是我的生命哲學。對人，我效力過、共事過的人，我絕對不會放棄他們。甚至我的學生，我教過的，我們會成爲終身的朋友。他們需要幫助的時候，我絕對會幫。
記：您如此忠誠，若對對方有所不滿，會怎麽做？
許：我會很有禮貌地將我的不滿告訴對方。
記：有沒有任何例子——在重複說了以後，對方還是沒改變，所以您決定離開。
許：我從來沒有這樣的經驗。哈哈哈……到目前爲止，我擁有一個快樂的人生。
記：是的，我讀過您的這個說法。
許：是的。快樂，很少不快樂的情況。
記：是不是因爲您專注于快樂的經驗？
許：我就是生來樂觀，一個樂天的孩子，永遠看著事物光輝的一面，永遠看到別人的優點而不是缺點。我不時因此和太太有分歧。她說你總是替別人找借口，我說不是，我只是認爲每一個人都有優點也有缺點。所以你不要只看缺點，而忽略優點。
記：這或許也解釋了爲何您可以那麽忠誠。您總是把目光聚焦在優點亮點，而不是缺點上。
許：是的，哈哈，我忽略了不夠完美的部分。我的哲學是，多數人其實都是好的，他們都設法做一個正直的人。
這時，許通美突然把話題轉到記者身上。他說：“包括我對記者的態度。大多數公務員不喜歡記者。他們認爲你是搗亂者。（記者：哈哈……）我說，不不，我對新聞工作者有正面的評價。我們需要他們，而且我認識的新聞工作者，大多都是好人。”
記：您在書裏說過，您挺喜歡和新聞工作者交往。
許：哈哈，是的。因爲他們有見識，對世界有好奇心。我在美國的時候（許通美從1968年開始直至1990年代，在不同時間段以不同身份出使紐約聯合國總部及華盛頓），新加坡和美國媒體爭執不斷，我有很多新聞界的好朋友，紐約時報、華盛頓郵報、華爾街日報……李光耀先生問我：怎麽可能？他們不喜歡新加坡，但是他們喜歡你！哈哈哈！
記：怎麽可能？
許：我說我們都是人嘛。我們不用總是談政治。我說，我和重要報章的新聞工作者關系良好，其實符合了新加坡的國家利益。
記：所以當政治上我們正和當地媒體爭執，您還是可以拿起電話和他們和氣對談？
許：當然。
記：這之所以您是外交家的原因。天生的外交家。
我們眼中的世界爲什麽更糟？
許通美致力于一個更美好的世界，記者很好奇：他經年累月想要把世界變成他所要的樣子，他認爲我們今天的世界往那個方向推進了嗎？
許：整體而言，世界已經變得更美好。雖然我們看起來似乎並不這樣。
記：沒錯，我們看起來確實不是這樣。
許：部分原因就是因爲你！（指著記者）
記者忍不住放聲大笑：“哈哈哈，部分原因是因爲我？爲什麽？”
許：不，是事實。部分原因是因爲你。因爲新聞工作者偏向報道壞消息，不報道好消息。真是這樣。我們對世界的觀點被報章的內容、電視的影像、收音機的報道過濾。我不是怪你個人，但這是新聞作業的方式。所以我們的思維被媒體影響，被普及意識影響。
談話至此，許通美推薦記者閱讀一本書，是已故瑞典衛生學教授、無國界醫生Hans Rosling（漢斯·羅斯林）去年與兒、媳合著的“Factfulness”（《真相》）。書中對10個國際問題做了研究。《真相》的簡介這樣說：許多知識分子對全球貧窮人口比例、平均壽命、男女教育機會等課題的看法是錯誤的，“錯誤程度就連大猩猩任選答案，都會比教師、記者、諾貝爾獎得主或銀行家來得准確”。
根據《真相》，如果把全球約70億人口分成四個收入階層，日收入少于最低兩美元，或多于最高32美元的階層，個別有10億人。其余50億人處在中間兩個階層。
許：這就是我們沒聽到的好消息。全世界，不僅在中國，過去30年，很多人脫貧。我們看輕了我們減少貧窮人口、提高收入的成績。羅斯林也問了一個讓我驚訝的問題，你認爲世界人口的平均壽命是幾歲？
記：或許是六七十歲？
許：正確答案是70歲，我很意外。所以讀了以後，我更樂觀。因爲世界比我們想象的和平，比我們想象的繁榮，比我們想象的平等，比我們想象的綠化。但是我們每天看到的只是地球被破壞等壞消息，我們總認爲情況越來越糟。世界確實不完美，不過我們應該樂觀，而不是悲觀。因爲過去30年，我們確實讓世界更美好。
記：我們應該繼續指出世界的問題嗎？
許：當然要。我們不能自滿（記：哈哈……）但媒體要比較平衡客觀一些。不然，讀你寫的文章，我會覺得世界很糟糕，事情從糟變得更糟。
記：所以，沒有這回事？
許：沒有。如果你看數據，沒有。這本書的好處是，它只看數據，不是觀點。去讀吧！
記：好的，我一定去讀。謝謝推薦。
電郵問答錄：新加坡已從李光耀逝世的損失中恢複
問：您在1990年的文章中說，新加坡小國寡民，但因建國總理李光耀的國際地位和國家的成功，我們的角色與影響力超越面積同等的國家。您也說在華盛頓擔任使節期間，李光耀是您的王牌。您會如何評價我國今天的國際角色與影響力。
許：李光耀的逝世對新加坡和我們的軟實力是一大損失。我想我們已經從那個損失中恢複過來。今天，新加坡因爲繁榮、安全、良好治理、性別平等、種族與宗教和諧，以及在水源、城市建設、都市化、金融科技、國際法等方面的領先思維，而被他國尊重。我們被他人推崇，也因爲我們一直是國際好公民，在區域和國際機制裏扮演積極而具建設性的角色，並幫助其他發展中國家。
問：李光耀曾說，在一個大魚吃小魚，小魚吃蝦米的世界，新加坡要做一只有毒的蝦米。您會以什麽來形容今天的新加坡？
許：我想回答你這個問題最好的方式是，國防部與外交部就像一個銅板的兩面。我們永遠會以外交作爲護衛新加坡利益的第一手段，解決分歧與爭執。不過，萬一外交失利，我們的武裝部隊將防衛新加坡，威懾侵略。我希望新加坡以外的人，害怕我們的國防部，喜愛我們的外交部。新加坡需要優秀的外交官，也需要優秀的士兵。
問：在年初李光耀公共政策學院主辦的一次研討會中，您和王赓武教授有一段關于中國軟實力的對談很有意思。王教授認爲軟實力是西方名詞與概念，與西方生活方式息息相關。中國通過孔子學院提供給世界的，不能以西方的“軟實力”定義，因爲那必須經曆刻苦學習。您怎麽定義中國軟實力。
許：我並不同意王赓武教授當時說中國沒有軟實力的說法。任何人觀看2008年北京奧運會開幕禮，都會贊歎于中華文明的精彩紛呈。這就是軟實力的一種。中國過去40年了不起的經濟表現也是中國軟實力的另一來源。現在世界各國數以百萬計的人都在學中文，反映了中國不斷增強的吸引力。中國在2018年的《軟實力30》報告書裏（Soft Power 30）排名第27。
問：您會如何形容眼下的中美關系？兩國能否逃過戰爭的命運？
許：中美關系重要且複雜。它們是全球兩個最大經濟體。新加坡和兩國關系友好，我們希望兩國能夠找到和平共處的方式。我們觀察到，美國內部對中國的觀點經曆了根本的改變。美國的新共識是，兩個國家進入了戰略競爭的新時代。這個競爭不僅在經貿上，也在科技、軍力和國際影響力方面。作爲小國，我們對中美關系的發展沒有影響力。我們熱切希望他們以智慧經營兩國關系。我不相信中美的命運是戰爭。
問：新加坡要如何應付世界新秩序？
許：世界處于變動狀態。單極世界已轉型爲多元多面世界，現在談世界新秩序是否已成型還太早。不明朗時期，新加坡要保持警覺、靈活、敏銳。我們會維持與所有強國保持緊密關系，但不與任何一方結盟的政策。我們將繼續推行讓新加坡對世界有意義、有用的政策。
30年藝術發展重造新加坡
在諸多工作中，許通美對文化發展向來情有獨鍾。他是國家藝術理事會的第一任主席（1991-1996），也是國家文物局的第二任主席（2002-2011）。
問他怎麽看我國過去幾十年的藝術文化發展，許通美說：“我覺得過去30年，我們在藝術發展方面重新創造了新加坡。這應歸功楊榮文。他擔任新聞及藝術部長（1990-1999）的九年裏，改變了新加坡。
“他把文化藝術變成一個重要議題，協助兩家藝術學院（南洋藝術學院與拉薩爾藝術學院）發展，頒發很多本地及國外獎學金給青年藝術工作者。他讓藝術團體有租金廉宜的活動空間，大體提升了我國藝術工作者的地位。他創建了新的博物館，譬如亞洲文明博物館。”
談到自己多年參與最有滿足感的方面，許通美提到擔任國家文物局主席期間，國人參觀博物館的普及化。
“一開始我很不高興：每年參觀博物館的人數，少過50萬人。我每次到財政部要錢，他們就說，拿數據給我看。他們拿圖書館做比較，說我們不達標。我說，怎麽可以拿博物館和圖書館比？這是拿蘋果和橙子比較。但是我說，我接受挑戰：三年內，讓參觀人數增加一倍。
“結果，我超過了100萬！之後我說，再給我三年，我會讓人數達到200萬。在第九年，我的目標是讓參觀人數達到300萬。我就差了這麽一點點！但現在，我們的數據是超過300萬人。”
我國文化、社區及青年部今年一月公布的數據顯示，我國國家級博物館及文化遺産機構的參觀人數在2016年突破了500萬。
許通美說，參觀人數是一回事，重要的是讓新加坡家庭，把參觀博物館當做一件有趣的事。“還有用博物館教育民衆，讓他們了解這個區域。我擔任國家文物局主席的時候，就很自豪；我是第一個把焦點集中在鄰國的文物局領導。不要只看紐約、倫敦或巴黎，我們在東南亞，要對區域了若指掌。每年，我帶領博物館、檔案館團隊，拜訪一個亞細安國家。九年裏，我們拜訪了所有亞細安國家。我們開始了亞細安博物館館長座談會。”
呼籲藝術院校設畫廊支持藝術家
關于我國不少藝術工作者埋怨缺乏藝術展示空間，許通美說，還未有市場名氣的青年藝術工作者，應該都面對這個問題。他認爲，與其要求政府提供展示空間，藝術家和藝術院校可扮演更積極的角色。
“我們缺乏的是藝術家合作社。藝術家應成立合作社，一起擁有空間、展示作品，支持青年藝術工作者。”
他說國家機構無法參與藝術的買賣，但是院校可提供展示空間。“藝術學院不應只是局限于教育，爲什麽我們的藝術學院不成立各自的畫廊？可進行買賣交易的畫廊？藝術學院的畫廊要和一般畫廊不一樣，他們會把重點放在支持青年藝術工作者身上。
“藝術學院不該覺得學生畢業了就和自己無關，你要協助他們生活、生存，要讓世界發現他們。怎麽做呢？展示作品。商業畫廊做不了，爲什麽南藝、拉薩爾不可以自己做？如果我是這兩所藝術學院的負責人，這是我會做的一件事。”
想聽許通美教授更多精辟言論，請于5月31日下午2時親臨新加坡書展2019的戶外廣場主舞台，聽他與陳威仁、許木松與陳有利博士針對新英200年進行公開討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