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場的自然運作不會促進民衆融合共處，也不會消弭家世背景所帶來的好處與壞處，國務資政兼社會政策統籌部長尚達曼因此認爲政府必須做出幹預，尤其必須及早在上遊做出幹預。
目前全球各地社會不平等和缺乏流動性問題越來越嚴重，一些政府選擇進行幹預，重新分配社會資源，以取得更公平的結果。但反對者批評，政府的幹預實爲“社會工程”（social engineering），違反了自由市場原則。
對此，尚達曼反駁說，這類觀點是“輕率”的。“市場的運作才是真正的社會工程，而政府和社會的角色是要緩解和解決這個社會工程的弊端。”
尚達曼于倫敦時間昨早出席英國智庫“政府研究院”（Institute for Government）10周年大會，並就政府的治理挑戰發表主旨演講。
他說，目前許多發達經濟體都面對工資停滯、收入分配不平等的問題，民衆的生活不見改善，導致人們開始對政府和市場失去信任。
“資本主義和市場原則向來承諾，每一代都會好過上一代。但如今，年輕一代的終身收入正在減少，人們對市場、任人唯才（meritocracy）和政府推動社會流動性的能力和信心也開始動搖。”
尚達曼認爲，要解決問題，政府必須積極進行幹預，在教育和社區融合等關鍵領域投入更多資源，幫助各階層國人不斷向上發展。
他再次把社會流動比喻爲“電動扶梯”，說：“如果扶梯停下來，人們就會擔心後面的人會爬上來超越自己，或擔心前方的人越走越遠，自己被抛在後頭。”
他表示，只有確保所有階層國人都一起往上走，每個人才有機會獲得更好的生活。要做到扶梯一直上行，政府就必須盡早幹預，進行長遠投資。
在教育領域，尚達曼說，政府應投入更多資源發展公共教育體系，吸引高質量人才加入師資隊伍，並把教師資源平等地分配到所有學校。同時，政府也要鼓勵國人終身學習、提升技能，適應不斷改變的市場需求。
通過早期幹預取得現有和諧
社會融合方面，尚達曼向與會者介紹了我國引以爲傲的公共住屋政策。他解釋，我國政府在建國初期把不同種族、宗教和社會經濟背景的國人聚集在同一個組屋區生活，通過早期幹預，取得了現有的社會和諧。
“我們不能把社會融合的任務交給市場去解決。因爲市場的運作會傾向于把不同階層的人分隔開來，造成更大的分化。”
他也認爲，人們應超越政府須偏左或偏右的論述，由個人和家庭扮演一定角色，也就是承擔集體責任。
有與會者向尚達曼提問，社會不平等是個敏感問題，我國政府如何同國人進行艱難的政治對話？
對此尚達曼說，我國建國一代領導團隊高瞻遠矚，能夠把眼光放遠，他們也毫不畏懼向國人說實話。
“長久下來，我們在群衆之間形成了一種政治文化，人們有了長遠的思維，如果有人做出了好得讓人不敢置信的承諾，新加坡人會自然地起疑心。這是我們的優勢。”
尚達曼坦承，新加坡不一定能長久免于民粹主義的負面影響，但他指出，至少到目前爲止，政府仍能同國人坦誠地討論當前所須做出的一些艱難抉擇。
尚達曼是從9日起訪問英國倫敦五天。他今天將出席由倫敦金融城政府舉辦、紀念我國開埠200周年的論壇，並致開幕辭。
倫敦金融城政府也會頒發“倫敦榮譽市民獎”給尚達曼，表彰他深化新加坡與倫敦關系，以及對全球金融治理所作出的卓越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