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近30年都沒有派上用場的法令，爲何還需要修訂？這是27名部長和朝野議員在昨天近七小時的國會辯論中，嘗試回答的問題。
1990年制定的《維持宗教和諧法令》，是特定時代的産物。如工人黨秘書長畢丹星所形容，那是個宗教狂熱的年代，法案起草前不久也曾發生光譜事件，一些馬克思主義者當時被指以宗教爲掩護推進共産主義事業。
時過境遷，重讀當年的白皮書，一些段落仍與當今時局不謀而合。白皮書寫道：“近年來，在新加坡的基督教徒、回教徒、佛教徒和其他宗教團體當中，宗教狂熱，及激進和強勢的傳教行爲，明確增加。圍繞追隨者和皈依者的爭鬥也日益尖銳和激烈。”
再看今日，圍繞宗教的沖突有增無減，宗教的影響力也不斷擴大。據預測，到了2050年，世界人口87%將有宗教信仰。在印度尼西亞和馬來西亞等鄰國，基于宗教的身份政治也越演越烈。
美國政治學家亨廷頓曾提出“文明沖突論”，認爲在一個後冷戰世界，人們的文化和宗教身份將成爲沖突的主要根源。這使得當初制定《維持宗教和諧法令》的出發點，時隔30年仍不顯過時。
盡管如此，法案的一些措施有待更新。它宛如一把尚方寶劍，無需出鞘已起到震懾作用，但長期不用也會變鈍。
有些事情30年不過時。但如果我們看的是科技和生活方式，那時代真的不同了。30年前，大家很難想象，無人機和個人代步工具，會是國會熱議的課題。
但現實是，新科技的突飛猛進，也引發各種安全隱憂，小型無人機足以運載和投放炸彈、個人代步工具能達到每小時80公裏的時速……而網絡言論若不加以監管，可能導致宗教情緒一觸即發。此次修訂《維持宗教和諧法令》，因此不再規定當局在發布限制令前須給予14天通知，改而讓限制令立即生效。
30年光陰，說長不長，說短不短。曾在1990年見證《維持宗教和諧法令》出台的國會議員，如今還活躍于政壇的不多，內政部長兼律政部長尚穆根是其中之一。
畢丹星引述檔案說，當時還是後座議員的尚穆根，在參與法案辯論時，曾質疑政府存在非理性行使這項行政權力的可能性。對此，尚穆根在總結法案二讀時，特別解釋了他30年前的這段發言，一時間頗有與年少的自己遙遙相望之感。
尚穆根說，當時31歲的他是一名律師，剛涉足政壇幾個月，認爲法律程序能夠解決所有爭端，是最合適的方法。
“但使用法律程序，真的是解決社會宗教問題的最佳方式嗎？審判過程往往會加深宗教斷層線，並鼓勵其他人效仿嫌犯。它甚至可能適得其反。嫌犯成了社群中的烈士，加劇緊張局勢。”
尚穆根坦言，年少單純的他，曾對法案內容不信服，然而法案頒布後的近30年中，我國免于所有宗教沖突與暴力事件，成爲宗教寬容、社會和諧的楷模。
他難忍心中的激動說：“如果我今天仍堅信我當年說的話，那我不會將這個修訂法案提呈到國會。”
一個近30年都沒有派上用場的法令，爲何還需要修訂？
我認爲，與其說是因爲時局變遷、科技演進，更重要的還是人的因素。
法律由國會制定，國會由議員組成，而議員是由選舉産生的。因此，法律是人民意志的民主表達，而人的想法和價值觀會隨著時間不斷改變和成熟。
30年後，坐在國會的將是另一批議員，而他們代表的會是新世代的意志。或許，他們會如尚穆根一樣，認同前人高瞻遠矚的決定，或許，他們將全盤否定，走上不同的道路。但無論如何，他們都有責任重新檢視各項法案，確保法案依然符合自己心中那把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