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美國交流的中國26歲女生章瑩穎，已經失蹤超過6天了。焦慮牽絆跨越了時差，大洋彼岸的安全問題被放大、聚焦。
昨天（當地時間15日），章瑩穎所在的伊利諾州大學香檳分校聯合當地警局，舉辦了一場安全論壇，向社會通報該案調查進展並回答提問。世界說現場專員為我們發回這些要點：
1）根據章瑩穎上車錄像來看，嫌疑人基本可確定是白人男性；
2）警方目前還沒有確認嫌疑車輛車牌號，正在根據車輛註冊記錄排查所有相關型號車輛，已從校園範圍擴大到整個伊州和相鄰州郡；
3）警方沒有考慮提供懸賞金額以激勵嫌疑人歸還章瑩穎的選項；
4）正在利用所有可能的科技及犯罪心理學來調查嫌疑人的犯罪動機。
校方聯合警局召開的案情進展發布會攝｜汪玥
生在福建南平的章瑩穎，是村子裡唯一一個北大研究生，「村子裡飛出去的金鳳凰」。爸爸在發電公司當司機，每月有兩三千元的收入，媽媽在打零工，身體狀況並不好。章瑩穎這次赴美交流，家裡拿出2萬塊錢支持她。
章瑩穎的爸爸不敢往壞處想，但想著等到把女兒找回來之後，決不讓女兒再留在美國了。
「寒門驕子，但不跑那麼遠就不會遇到這樣的事。」「美國空氣甜不安全，中國雖說有點咸，至少能活著。」「我是不會讓我的女兒離開我很遠的，塔尖畢竟是少數，沒有了生命健康，就什麼都不是。」很遺憾，小世兒在熱評中看到這樣的話。
留學生也許聽到太多類似「父母在，不遠遊」的逆耳忠告，特別是女生們，還受到社會關於婚戀的期盼和壓力。雖又說「遊必有方」，父母願支持孩子實現自我價值，但所謂的安全隱憂，不能用距離二字就簡單定義；距離遠近，不是評價是否安全的指標。
那麼，女留學生，你為什麼選擇要去危機四伏的遠方？
我們請來幾位女留學生，分享她們的故事。
飄怡，20歲，浙江台州，俄亥俄州立大學，經濟與法語
我在學校里親歷過校園襲擊案。
那是早上10點，我在上一堂法語課，突然手機里跳出學校安全警報：「校園內有活躍槍手，跑、隱蔽、反擊。」看著這則警報，我有點反應不過來，在我過去19年的人生中，這種只在新聞或電影中看過的事件，竟然真正發生在離我幾分鐘路程的大樓旁。
教授立刻停止上課，與系主任通話後，將全班學生都帶到辦公室。那裡已經聚集一些別班的學生與教授。鎖好門之後，大家都坐在了地板上。因為都是學法語的學生，耳邊圍繞著法國新聞電台的報道，我們教授卻開始講起新聞里的文法，試圖活躍緊張的氣氛。不安與恐懼來源於不可知，對於事態的了解與集體歸屬感的存在令我感到放心。
我不知道遠在國內的父母，打開新聞卻看到我的學校發生危險事件時，該是怎樣的心驚膽戰。我給家人留言，第一句便是「學校發生一件事，但首先，我向你們保證，我很安全，我沒事。」然後向他們解釋整起事件。父母囑咐我，與集體呆在一起，聽從指揮。
將近兩小時後，槍手被擊斃，警報解除。當我走出教學樓，馬路、草坪上全是緩緩走過的學生，陽光照下來，我眯起眼睛，竟有種劫後餘生的感覺。我默默想到，「好餓，趕快回家煮頓壽喜燒。」
說來或許像陳詞濫調，我在高一萌生出來美國留學的想法，想開拓一下自己的眼界，感受不同的文化與教育體系。差異固然存在，但並不是來到美國，就來到完全不同的世界，阿瓦隆的理想鄉。
當特朗普與希拉蕊的支持者相遇在學校union
我參加過保護海洋與環境的志願者活動，在佛羅里達州的海島上徒手拔著外來侵入植物。在不通電的島上，與組員們在細雨里圍著篝火說故事。我獨自坐過三天52小時的火車，從芝加哥到舊金山，追逐落日，穿過雪原雨林沙漠，跨越全美。
伴隨而來的一次次成長，也是魚缸外的新體驗才能帶來的。
Joyce，22歲，廣州，布蘭戴斯大學，政治科學
「你為什麼要到美國讀書？」這是大一時，我被美國人問到最多次的問題。連跨州讀書都認為是「巨大決定」的美國人，自然沒有辦法理解為什麼會有人跑到上萬里外，每年只能回一次兩次家，用不是自己的母語完成整個大學教育。
很多起安全事件讓我感到自己身邊危機四伏。在去美國之前南加大有兩位留學生遇害，那時候我以為這只是一個孤立的事件。但大一時發生了波士頓馬拉松爆炸案，大三在荷蘭交換的時候德國也出現了難民性侵女性的案件，之後還有布魯塞爾恐怖襲擊。每一次大規模安全問題爆發的時候，自己都在不遠的地方，家長自然很擔心。一貫不太過問我去哪裡旅遊的父母都開始要求我每天必須用語音隨便說幾句話報平安。
我所在學校的附近，是一個「治安良好」區域，但是平均一個月還是會收到幾封來自學校的郵件，內容多是學生報案學校附近有人騷擾女生，呼籲大家結伴出行，不要在天黑以後在外面獨自逗留。
在那麼多的恐襲、留學生國外遇難的悲劇接連發生後，我時刻都在擔心下一個會不會就是我。整個留學階段都在安全問題上如履薄冰，在路上看到不講道理的車不敢按喇叭，怕他們下車掏出槍把我崩了。甚至就在上周，波士頓市區在響大炮慶祝某個節日的時候，聽到炮聲的我以為是襲擊來了，不要命一般躲進地鐵站，後來才發現是虛驚一場。
後來，被問得最多的問題是——「美國這麼不安全，為什麼還要去讀書？」
最現實的答案是，因為已經開始了，就沒有退路。但即便再讓我選擇一次，我還是會選擇去美國上學。
在大三觀摩海牙國際法庭對戰犯審判的時候，我能夠做到在期末論文中批判地分析國際法庭的低效造成的資源浪費，而不是一味地歌頌國際法的公平和高大上；在大四跟著議員實習的時候，我能看出極低的立法通過率（每年7000個修正案只有約200個能夠寫入法律）的背後有民主的弊端，而不是一味篤信民主至上。
這樣的教育給了我從知識和硬技能，到思維和心態的全面培養，讓我覺得，我對於未來人生的挑戰已經摩拳擦掌。
在「女孩子最重要的就是找個好人家」和「女博士是個貶義詞」的觀點仍然盛行的社會下，我很感激父母沒有因為我是一個女孩子而減少了在教育上對我的投入。他們支持我上法學院的決定，也鼓勵我可以在法學院之後再讀一個博士。我也很感激父母沒有因為國外不安全而選擇將我綁在他們的身邊來保護我，而是放手讓我自己去外面闖，只是叮囑一定要小心小心再小心。
熊貓，23歲，四川成都，美國密蘇里大學，新聞學
我生活在密蘇里州的哥倫比亞市，是個人口也就十萬過一些的小城，其中三萬多還是MU的學生，我們都叫它哥村。哥村是個典型的美國中部大學城，娛樂活動和場所都相對單一，社會構成也不算複雜，我個人覺得從某種意義上來說也就相對安全。
我為什麼會選擇去美國？初心是因為那裡更自由，以及那裡的新聞環境更符合我對它的定義。
我跟很多中國留學生討論過美國安全的問題，我們都認為槍枝問題確實是一個潛在的安全隱患。美國不同州對於槍枝的管理規定都有區別，更多持有槍枝的美國人是拿它來自衛。我寒假去喬治亞州的同學家借住時，她提前跟我打好招呼說，「我們家幾乎每個房間都放了把槍，你要是剛好看到的話不要被嚇到，這很正常。」
今年三月春假的時候 ，我跟這位老美同學自駕去大峽谷（當然她隨身帶了把槍），在一個叫做威廉士的小城野營，距離大峽谷一小時的車程。這座小城有一個野生動物園叫做Bearizona，我跟同學本打算某一天早晨去那兒探探風，但後來因為計劃改變，我們直接離開了小城開車去了丹佛。在我們去丹佛的路上又一次路過Bearizona附近，發現能通向動物園的幾個高速路出口都被警察封住了，每個出口都派了不少警力，加起來總共至少有二、三十輛警車。
當時我同學告訴我，這種情況一般有兩種可能：越獄或槍擊。我們搜新聞後發現是一個active shooter在對警察開槍後躲進了動物園，動物園當時已被關閉。發現消息以後我們有一種如釋重負的感覺，若不是我們改變了計劃，可能我們會離那位嫌疑人更近一些。
這可能算是我離危險最近的一次。但平時作為大學裡的學生，還是很安全的。有任何安全隱患學校都會第一時間發郵件，自己住的小區更是會發郵件提醒大家「小區里的某某車子有疑似被撬的痕跡，請大家鎖好車門。」
地方版社Columbia Missourian的新聞編輯室，很多新聞學院的學生在那裡上報道課，其實性質等於在報社實習熊貓供圖
其餘的某些安全隱患，美國有，國內也有。對於女生來說，喝醉被下藥就是個例子，在兩個國家都可能會發生。我的幾個老美朋友屢次跟我強調，這種時候一定要親眼看著調酒師調製你要的酒，而且不接陌生人遞過來的任何飲料，十個月來我也照做了。
關於去野營和經常去喝酒，我在美國的時候都沒敢跟爸媽提，怕他們過於擔心。我的父母雖然從小像朋友一樣對待我，但對於「美國是否安全」這個問題上，多多少少有些被新聞聯播國際部分「國外很亂」模式影響，覺得美國是個是非之地。
可能因為我曾經在國內基本滴酒不沾，當我跟他們當面講起我在美國會跟同學去喝酒的事兒時，還沒講到幾次喝醉的經歷他們就已經有點跳腳了，我也作罷。我覺得可能很多父母都會有這樣的擔憂，但我想說的依舊是，這件事情不管在哪個國家，女生提高警惕性是至關重要的第一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