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繁華街景的背後，肯定少不了離鄉背井到我國辛勤工作的客工汗水。截至去年6月，我國建築業共有28萬4300名工作准證持有者，來自各行業的S准證持有者則有19萬7800名。隨著我國客工宿舍累計的冠病病例增加，國人開始聚焦于客工群體在本地的生活。除了政府成立的前線保障支援小組走入宿舍積極抗疫，過去一直默默支援客工的民間組織和義工也伸出援手，撫平他們內心的不安。《實況報道》訪問幾名義工，聆聽他們如何從法律權益、心理健康，以及基本需求這三方面去協助客工，並從中了解客工所面對的挑戰。
“在我們處理過的很多客工案件中，客工只是很懇切地想獲得應得的工資，被公平對待。”
義正律師事務所（TSMP Law Corporation）合夥人兼訴訟與解決糾紛事務主管陳家健律師（47歲）透露，事務所過去10年來平均每年爲五至10起客工案件提供無償法律咨詢，每年無償處理的客工法律案件介于三至六起，大多數是“客工亦重”“情義之家”等非營利組織引介，近四五年來以薪資或受傷索賠案居多。
他說：“事務所幫助過的不少客工，不是被迫簽下另一份比原定薪資金額更少的合約，就是雇主不遵守合約條款，付給客工的薪資比列明的少。很多客工的境遇，聽了讓人難過。”
外籍勞工中心也透露，過去兩年來每年平均有165名至300名客工因面對各種問題，到中心與新加坡律師公會無償服務辦公室聯辦的免費法律咨詢診所求助。
不想惹麻煩 客工緘默吃虧
陳家健說：“我們知道的只是前來求助的案件……很明顯，這不是新鮮事。我猜測每次有客工上門求助時，外面可能還有五到10起類似案例，只因事主不想惹麻煩而沒被發現。如果雇主覺得客工抱怨太多，輕易就能取消工作准證，將他們送回國。”
除了無法獲得應得工資的案件，義正律師事務所最近也成功協助孟加拉籍客工嘉利樂上訴，獲判2萬多元工傷賠償。
嘉利樂在一個地鐵站建築工程的地下工地工作時，不慎從兩層樓高的鷹架摔下傷及背部。他被擡到地面時，身上沒穿安全背帶。
雇主事後以嘉利樂被擡出來時沒穿安全背帶爲由，辯稱他當時不可能在鷹架上工作。而嘉利樂透露，他從鷹架跌下時身上的確有穿安全背帶，只是受傷被擡出來時，背帶已被取下。初審時，嘉利樂提出的索賠被助理勞工總監駁回。
經引介，嘉利樂找上陳家健協助上訴。陳家健成功找到另一客工證實，嘉利樂確實在鷹架上工作時意外摔下。高庭法官最終駁回早前判決。
因爲背傷留下慢性疼痛的病根，嘉利樂只好回返孟加拉當農夫，無法繼續在建築業工作。
客工通過銀行戶頭領薪可免薪資糾紛
談及客工面對的挑戰，陳家健說：“或許在客工的家鄉，司法服務體制不是那麽到位和有序，所以他們不知如何求助……也因爲家鄉的經曆，他們沒把握能透過法律途徑去爭取自己的權益。”
再來，上雇傭糾紛索償庭（Employment Claims Tribunals）時，客工須親自上場，無法讓律師代他們說話。這其實就是一般庭訊，客工必須面對雇主，有些甚至具有法律背景，客工如果英語欠佳，往往處于劣勢。
如何保護這群客工？陳家健建議，應鼓勵客工要確保自己有銀行戶頭，讓雇主將薪水存入戶頭。很多領取現金薪資的客工，有時就會遇到是否領到薪水，或是否獲得應得薪資的糾紛。
另外，雇主目前都須爲每名客工支付保險按櫃金（security bond）。如果客工或雇主犯法或違反工作准證條例，這筆錢就會被沒收。
陳家健建議：“或許可考慮在合約內加入一些條款，一旦發生什麽事，例如雇主沒善待員工，這筆錢其實可用來賠償員工。”
我國目前正實施冠病阻斷措施，客工須待在宿舍，政府也一直鼓勵雇主按時支付薪水。陳家健估計，近期應該不會有太多客工因被拖欠薪資而求助的情況，但阻斷措施一旦解除，這類案件可能增加。
“阻斷措施解除後，運營受疫情影響的公司可能拖欠薪資，沒獲得薪資的客工會開始求助。”
學者：刻板印象暴露了排外思維
學者指出，整個社會須團結一致才能渡過因冠病疫情危機造成的社會與經濟困境，抱持刻板印象和刻薄議論他人，只會讓舉國專注抗疫的協調工作更難進行。若想讓本地社會朝平等邁進，應透過教育加速改變被刻板印象左右的思維，同時改善客工居住環境。
近來通過部分線上和主流媒體所刊登的評論，不難發現有些人對某些群體持有“一竹竿打翻全船人”的刻板印象。
這包括認爲年長者較“固執”，不願遵守安全距離措施；中年婦女怕輸，拼命采購導致超市商品被清空；客工個人衛生習慣較差，導致宿舍出現大量冠病病例等。
不能坐視不理不當言論
李光耀公共政策學院政策研究所高級研究員馬修博士（Mathew Mathews）說：“上述這類評論有欠公平與邏輯。社會上每個群體當中多少都有拒絕服從的人。這類言論會挑起怨恨、不信任和群體之間的恐懼。
“如果坐視不理，有些人會覺得這麽做不會造成不良後果，這就可能鼓勵他人帶著敵意抒發內心情緒。”
馬修說，基于個人偏見或持異常觀點的人將刻板印象套用在一整個群體，只會分散舉國上下對抗疫工作的關注力。
新加坡社會如果想朝進步和平等方向邁進，馬修認爲，國人須意識到過去幾周一直存在的刻板印象，顯示了部分本地人的排外思維，這須要努力透過硬法和軟法（hard and soft law）去改變。
“我們也應該意識到本地人和客工群體居住環境之間的差距，疫情消散後，須努力去改善。”
他說，改善本地客工的基礎建設與居住環境將是重要的第一步。此舉預示著新加坡在不論階級或國籍的情況下，正邁向提供更平等的生活環境。某些人認爲，客工在本地的生活與家鄉相比“已經很不錯”的思維，也須要改變。
馬修說，在如何對待客工和一些其他群體方面，我國須要更積極透過教育和宣導，加速改變一些國人的看法。
非營利組織彌補體制缺口
在小印度爲落難客工提供免費夥食的公益活動“加富路項目”（The Cuff Road Project），在冠病阻斷措施期間依然進行。
義工克裏蒂（Krithi Pushpanathan，23歲）星期一三五傍晚和星期六中午，會照舊到小印度羅威路旁，坐在一張小桌子後面，等待客工來領餐券。
本地非營利組織向來是落難客工最大的希望，當客工群體因冠病疫情陷入水深火熱時，非營利組織彌補體制缺口的角色變得更加明顯。
“加富路項目”是非營利組織“客工亦重”（TWC2）的活動，前來領餐者都是因工傷賠償手續或薪水糾紛未了結，而滯留新加坡的客工，持有人力部發出的特別證件，准許合法居留，但不准工作，沒有收入。
按照條例，雇主須在滯留期間負責客工的吃住需求，但不少雇主卻威脅要在案件了結前遣送客工回國，迫使客工搬離公司提供的住所。“客工亦重”每年結識的新近落難客工，約有2000名。
克裏蒂接受《聯合早報》訪問時說：“客工向人力部報案後，與雇主的關系就會鬧僵。事實上，這些雇主不會爲客工的吃住付錢。”
客工在新加坡的身份是與單一雇主綁定的。他們類似身份證的工作准證卡，印有雇主的公司名稱或雇主的名字。
體制未給予客工足夠保障
非營利組織“情義之家”（HOME）的義工辜蕊琦（21歲）受訪時指出，客工未經雇主同意，不能更換雇主，這樣的規定本身就造成權力失衡。
“一般人被老板炒了或決定辭職不幹，仍有找工作的自由，客工卻會立刻被遣送回國。”
幫助落難女傭的辜蕊琦家裏也聘請女傭，這讓她深刻體會到客工遇到不同雇主，待遇大相徑庭。她說，客工惟有遇到好雇主，才能享有良好的工作條件，這顯示體制未給予他們足夠保障。
陳慶文：宿舍法規定的住戶容量太高密集
新加坡管理大學法律系副教授陳慶文最近在媒體發表言論說，只把客工感染群當作公共衛生議題來處理是治標不治本，新加坡社會須從根本上檢討是否願意承擔聘請大批外勞的成本。
陳慶文接受《聯合早報》訪問時指出，雇主爲了省錢，宿舍業者爲了賺錢，不惜讓多名客工共處一室，感染群暴發後政府須接手管理，由納稅人買單。
“我們都知道資本主義不是什麽都好，它的好處歸私企所有，成本由社會承擔。我們必須縮小之間的差距。”
陳慶文指出，客工之間會大規模感染，也意味著外籍員工宿舍法規定的“住戶容量”，即住進宿舍的最多人數太高，太過密集。
伍碧虹：須防範客工宿舍演變成勞工營
人民行動黨前議員伍碧虹當年在國會探討客工議題時，曾指出客工無法獲得人道的居住條件好比“現代奴隸”。
2015年後退出政壇的伍碧虹最近接受《聯合早報》訪問時說，社會須防範客工專用宿舍演變成勞工營甚至是監獄的危險。
“衆所周知，客工出現在公共空間會引起部分國人不滿，但我們必須發出非常明確的信號，建設專用宿舍是爲了讓客工有良好的居住環境，而不是讓他們化爲隱形，把他們從社會中切除。”
政策作用力産生現象
辜蕊琦在“情義之家”當義工已有三年。她說，以前在學校未曾聽過客工議題，較常接觸的是與貧困者或年長者相關的課題，她當義工前對客工一無所知，僅抱著求知欲去學習。
大學入學前，她撥出一年時間當義工，如今是新加坡國立大學心理學系二年級生。
辜蕊琦：政府能引導改變
辜蕊琦說，接觸客工個案後，她發現許多現象都是政策的作用，單靠非營利組織走訪民間是不夠的，她希望政府能發揮領導能力，由上而下引導改變。
“因爲政策的影響，非營利組織才須站出來指出體制內的缺口，其他利益相關者也只是在依法行事。
“政府的基調能左右他人的做法，這也是爲什麽它如此地重要。”
克裏蒂：集體要求的改變更可能實現
克裏蒂剛在三個月前加入“客工亦重”當義工。她說，好友四年前在“情義之家”當義工，聽她述說客工遭受的不平等待遇，感觸很深。
她雖然希望更多人來當義工，但不希望人們只是三分鍾熱度，疫情過後才發現無法持之以恒。
“就算客工不是你熱衷的議題，我還是希望大家多了解他們的處境，必要時爲他們發聲。我們的聲音是有力量的，如果大家集體要求改變，它就更有可能實現。”
畢業于新加坡理工大學制藥工程系的克裏蒂，原本今年要到知名的英國倫敦帝國學院攻讀流行病學碩士課程，因爲疫情的關系，她估計得等到明年下半年才開學。
“我相信醫療是基本人權，選修流行病學是希望將來在公共領域工作，推廣能幫助弱勢群體的醫療政策。”
擔心疫情影響客工心理健康 sister開展義工之旅
因爲一句簡單的“sister”，促使職能治療師易主兒展開了在客工社群裏的義工之旅。
2014年，易主兒（29歲）在醫院工作時接觸了一名客工，對方不經意的親切稱呼——sister，讓她留下極爲深刻的印象。
雖然知道客工經常稱呼他人爲“brother”和“sister”，易主兒還是被客工親切的稱呼給觸動了。她除了結識了一名新朋友，也開啓了義工之旅，爲援助客工的不同組織提供義務服務。
易主兒受訪時指出，這份親切感讓她聯想到家人面對難題時她會盡力伸出援手，對待客工朋友也理應如此。
她說：“每當看到關于客工的新聞報道時，仿佛是看到我的客工朋友。看到朋友有難，我豈能坐視不理。”
擔任精神健康組組長
爲了抗疫而禁足在宿舍的客工，他們的精神健康也須獲得照顧。不同義工組織紛紛主動采取行動，爲客工社群提供必要的服務。
易主兒于4月初加入“冠病19客工援助聯盟”（COVID-19 Migrant Support Coalition），成爲該組織的精神健康組組長。她負責設立一系列職業參與課程和項目，志在防範客工産生精神健康的問題，同時爲出現輕微精神健康狀況的客工提供社區支持。
易主兒從事職能治療的工作，她意識到必須讓客工把時間投入在有意義的事務，才能有效促進他們的精神健康，例如，讓他們參與一些網上課程和活動項目。
她說：“精神健康是一項基本人權。它會影響我們的思考能力、感受、行爲，以及判斷力等等。當前的冠病疫情讓客工承受非常大的壓力。他們離鄉背井，感到非常孤獨。這絕對會影響他們的精神健康。”
客工扮演顧問角色
“在職能治療領域內，有一個‘職業正義’（Occupational Justice）的概念，它的意思是每個人都有權利把時間花在有意義的事情方面。”
由于政府的資源有限，不一定能全然照顧所有客工在生活上的細節，義工組織于是扛起幫助客工防範精神健康出狀況的任務。
“冠病19客工援助聯盟”在短短一個月內召集了約50名義工參與其精神健康組，他們都具有醫療背景，其中包括20名即將畢業的職能治療學生，一些醫學生、社會工作與心理學系學生等。
該團隊創辦了網上“放松課程”，讓客工透過舒展運動、深呼吸，以及正念練習，放松心情和緩解壓力。
易主兒指出，很多客工反映他們只想有人能與他們聊天，于是“冠病19客工援助聯盟”成立了讓客工結識新加坡朋友的“WePal Befriender”項目。她說：“社交社區的聯系在促進精神健康方面，能發揮很大的保護作用。”
參與這個項目的國人須參與一項改良版的心理急救培訓，讓他們扮演義工角色，以盡早察覺發現可能正面對心理問題的客工，及時把他們轉介到能獲助的管道，或交給聯盟的社工團隊，或安排他們到客工援助組織康侍（HealthServe）接受心理輔導。
爲確保客工援助聯盟推出的課程和項目都符合客工需求，聯盟特別設立了一個組織“新加坡移民友”（Singapore Migrant Friends)，成員都是客工，他們也扮演顧問的角色。
“客工知道他們自己最需要什麽。特設的這個組織能確保我們設計的網上課程和項目，都具備了不可或缺的文化意義，並且適合他們。”
國人熱烈響應當義工
“冠病19客工援助聯盟”開始招募國人當義工後，獲得非常熱烈的反應，很快便召集了65名義工參與WePal Befriender。
易主兒認爲，這些項目和計劃除了能幫助客工，也能促進國人更好地認識客工社群。她指出，在日常生活中經常見到客工，但對一些國人來說，他們只是陌生人。
她說：“我希望透過我們的工作，新加坡人能更了解客工的文化以及他們的故事。這樣一來，在街上看到他們時，雖然是陌生人，也不會感到陌生。”
客工援助聯盟意識到人與人之間的互動和關系對精神健康非常重要，該團隊希望有朝一日，社會不再需要類似WePal Befriender的計劃。
易主兒更想見到國人和客工能很自然地建立友情。“如果客工能更好地融入社會，讓公衆把他們當成我們的一分子……這不是很好嗎？”
“一街之善”助消除“鄰避”觀念
“對客工來說，融入社會讓他們在這裏的生活變得較輕松，也更有意義，這無疑對他們的精神健康有幫助。”
向來在國會倡導精神健康重要性的官委議員王麗婷，不時呼籲國人和政府不要忽略客工的福利。她透露，想借助一些在必要服務工作的客工遷入紅山和達曼裕廊政府組屋的機會，讓國人更了解客工社群，協助他們更好地融入社會。
我國社會存在“鄰避”（Not in my backyard，簡稱NIMBY）的觀念，王麗婷與本地一群年輕人發起“一街之善”（Welcome in my backyard，簡稱WIMBY）的社區計劃，希望消除國人的“鄰避”觀念。
王麗婷說：“我們不能一方面歡迎他們來到我們的國家工作，另一方面卻拒絕他們進入我們的後院和社區。”
“一街之善”將透過不同的網上平台，讓國人留言，鼓勵和感謝客工。團隊也策劃一系列的網上社區互動討論會，邀請居民和客工參與，消除人們對客工的誤解。
團隊成員大部分未滿25歲
“一街之善”聯合發起人胡偉明（24歲，大學生）受訪時透露，團隊成員大部分都在25歲以下，說明我國年輕一代非常關心社會課題。
他說：“推動‘一街之善’的目的是想讓居民和客工建立起關系，停止區分他們與我們。我們想創造一個穿越社群的社會。”
王麗婷指出，新加坡人在抗疫期間感受到的焦慮、沮喪、恐懼等情緒，客工們都有，但我們能舒適地待在家中，享有親人的陪伴，他們只能在狹窄的生活空間獨自面對。
她說：“最近有一位醫生分享說，從臨床角度，大部分受感染的客工情況良好。因此，我們必須謹記，他們被禁足在宿舍裏是爲了保護我們。”
援助客工非營利組織
- 冠病19客工援助聯盟 Covid-19 Migrant Support Coalition
- 情義之家 Humanitarian Organization for Migration Economics
- 外籍勞工中心（Migrant Workers’ Centre）
- 客工亦重（Transient Workers Count Too）
- 新加坡意外援助中心 Singapore Accident Help Centre
- 希望工程聯盟（Hope Initiative Alliance）
- 康侍（HealthServ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