站在抗疫最前線的勇者，未必都是沖鋒陷陣的人。在指揮中心運籌帷幄者，更是必須隨時擰緊發條，步步爲營沖在病毒前方。
在新加坡中央醫院，有這一位巾帼將領，她深思熟慮步履飛快，在幕後隨時做好准備，協調多方對抗冠病，與詭異病毒打一場長期硬仗。
同新加坡中央醫院傳染病學高級顧問醫生麗敏·薇賈娅（Limin Wijaya，43歲）約了早上7時在她的公寓單位見面，以爲從這裏就能記錄她一天的開始。
誰知，記者抵達停車場時，她已經下樓取車。原來她淩晨4時就已經起床念書。
現在是與冠病病毒打仗期間，她卻還能抽出時間，遠程修讀一個美國的碩士學位。7時30分，辦公室沒有人，她正在准備稍後例會將會用到的資料，電腦屏幕上顯示著《2019冠狀病毒局勢彙報》。
身爲傳染病科的負責人之一，麗敏醫生不必每天查房看病，但她得和主管配合，確保部門內外的部署得當，能應對急速變幻的情況。
她得到指揮中心開會、視察院內多個病房、與醫療團隊碰面並商量當天病患的情況。她也得跟各部門同事了解探討，什麽時候要把普通病房轉換成供急性呼吸道感染病患使用的病房，如何處理公衆捐給客工病患的物資……
無論是短期或是中長期規劃，仿佛早已存放在她的腦海，應著實際疫情的需求，而在現實的情境中一頁一頁地展開。
跟她接觸12小時，麗敏醫生已把中央醫院走了好幾遍，雖然步履不至于小跑，但是她的步伐確實相當快，仿佛每一步都得搶在病毒前面。
“麗敏醫生一天有48小時”
一天的工作，下來幾個月的戰略，背後是將近20年經驗的累積。她的同事笑說：“麗敏醫生一天有48小時。”
麗敏醫生今年1月就估計冠病疫情很有可能惡化，她的團隊從那個時候就啓動應對策略。
她說：“早在我國第一起病例出現前，我們已經很謹慎對待每一個可疑病患，設下比衛生部更爲廣泛的可疑病例定義，確保不會有漏網之魚。這也是爲什麽中央醫院很快察覺首幾起本地傳染病例。”
台上十分鍾，台下十年功，之前的操練必不可少。
“我們原本預備要在今年進行大規模的流感演習，去年第三季時，我們也演練將停車場改爲檢查發燒症狀區的演習。這讓我們的團隊在疫情來襲時，熟悉如何運作。”
中央醫院原本有35個單人隔離病房，隨著更多病患須要住院，團隊也增加應對的能力，在達到最大容量之前，他們盡量確保有至少二至三天的緩沖。
“這些准備讓我們在資源上比較松動，有一次我還從另一家醫院接過多名病患，因爲我這裏有些空位。”
4月初，疫情開始在客工宿舍蔓延，病例在短短的一星期內增加數千起。麗敏醫生直言，當時幾乎所有程序，從檢測、隔離已經沒有出現臨床症狀的患者，以及照顧加護病房病患，都在醫院進行，這無疑會分散資源。
當社區護理設施、社區康複設施，以及拭子測試隔離設施逐一落實後，醫院就能專注于照顧真正有需要的病患，比如風險較大的年長病患或有其它潛在健康狀況的人。
她指出，一家醫院在抗疫過程中屬于下遊，院內有都多少床位，其實跟上遊程序有很大的關系。
預測未來各類狀況 擬定不同應對方案
麗敏醫生說，她最大挑戰的就是必須預測接下來會發生什麽不一樣的情況，所以她都會盡量計劃擬出不同的方案和擬定明確程序，以便讓團隊在遇上新情況時能應對。
“我目前在和上司討論，醫院內有哪些使用率不高的手術室能轉換成讓可疑病例或高風險的人進行緊急手術。”
這能將病毒在院內傳播的風險進一步減低，因爲如果有可疑病例確診，追蹤接觸者將會容易很多。
記者跟訪的這天，麗敏醫生就和急診部門主任探討如何把部分急診室隔間轉換成隔離區，一旦有可疑病例須急救，也是在隔離的狀態下進行。
視察了多個病房，參加了幾個會議後，她笑著說：“我的生活是不是很無聊？我常常都在用手機。”
“生殺大權”不應交年輕醫生決定
“我看到意大利那些年輕醫生必須決定哪個冠病病患應該優先獲得呼吸器，這種‘生殺大權’不應該交給他們。他們一輩子都要背負做這種決定的內疚感。”
麗敏醫生認爲，自己的工作最重要的地方，就是確保臨床團隊能心無旁骛地執行任務，依照程序處理，因爲醫院的制度會保護他們。
她說：“你看我走來走去，好像只是到處看看。其實我是在觀察所有醫療人員的程序、步驟，以及他們的習慣。這是確保我們能把醫院防疫工作做到盡善盡美，將傳播風險降到最低。”
比如，當一個在客工宿舍工作的人來挂急診，醫療團隊就應該將他列爲高風險病例，立刻隔離。
在設立好程序後，下一步就是讓團隊相信目前在院內的防疫措施是足夠保護他們的。
“在沙斯時期，病毒大多都是在院內傳播，所以當時很多醫護人員感到害怕。國人也不敢來醫院。但現在我們除了有更好的人防護設備和隔離病房，我們也有更嚴謹的程序，保障他們的安全。”
麗敏醫生坦言，即便遵守了所有步驟，也可能會有不足之處，比如一個在急性呼吸道感染病房的人確診患上冠病，她會覺得，如果能一早就隔離在單人房會更好。
她反省說：“我們是不是可以從一開始能更仔細地詢問病患一些問題，一旦確定他是屬于高風險群，就直接讓他們住進單人房？”
避免傳染家人 暫時獨自租房
“我是傳染病專家，當我告訴父母疫情會惡化時，他們竟然不相信我。”
麗敏醫生已入籍新加坡，她的父母還在印尼。早在農曆新年期間，她打算把父母接過來方便照顧，可是就連她也須花一番功夫勸說。
當她父母和兩名侄女搬來新加坡後，爲了安全起見，她另外租了一個公寓單位，自己搬出來住。
她說，疫情不會很快過去，所以簽了一年租約，但暫住的地方很靠近醫院，方便她上下班。
“基本上我從1月開始就已經沒有社交生活，就連團圓飯，我都是飛回印尼一天，當晚就返回新加坡。”
麗敏從醫學院畢業後就在中央醫院工作。在冠病之前，她經曆了兩波疫情——2003年的沙斯和2009年至2010年的H1N1流感。
診斷醫治傳染病 有點像偵探工作
沙斯時期，麗敏是一名初級醫生，當時的人心惶惶情境她還曆曆在目。她說：“我感到很慶幸，新加坡在那之後做了准備，設立隔離病房和加強醫療團隊應付傳染病的能力。”
H1N1時期，她正在英國進修，也被召回國幫忙抗疫。雖然H1N1最終沒有沙斯那麽嚴重，但當時的經驗還是幫助她爲目前的情況做准備。她會選擇傳染病學爲專科，是因爲她認爲診斷和醫治傳染病有點像偵探工作。
“傳染病會影響人體的任何器官，因此我須對患者進行整體的評估。從病患的習慣和生活中試圖全面了解。
雖然工作繁忙，可是她仍爲教育下一代的醫學生而努力。她所報讀的美國網上課程是教育學碩士學位，因爲時差的關系，她必須一早起來上課。
“我希望能幫助一些成績不佳的醫學生，幫他們找出進步的方法。如果我們不教導下一代，以後還會有誰能應付新的疫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