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顯龍總理昨天首度在新一屆國會中發言。他在演講中談及加固社會安全網時批評反對黨抱著“富二代”心態打先輩積攢的國家儲備金主意，並指反對黨想搭政治的“便車”，散播“投反對黨不影響行動黨執政”和“有公務員國家不會瓦解”的言論。
李總理的演講引來國會反對黨領袖、工人黨秘書長畢丹星起身反駁，雙方唇槍舌劍兩個回合之後，又有新加坡前進黨非選區議員梁文輝以及副總理兼經濟政策統籌部長及財政部長王瑞傑加入戰圈，朝野交鋒超過40分鍾。
畢丹星：我們談到儲備金不是要洗劫一空
畢丹星強調，反對黨在國會探討儲備金的使用時，討論的是放慢儲備金的增長速度，本金不受影響，工人黨也沒有觊觎這筆先輩辛苦積攢的財富。
對于李總理的批評，畢丹星反駁說，國會2016年決定將淡馬錫控股的盈利納入國家儲備淨投資回報貢獻（Net Investment Returns Contributions，簡稱NIRC），這個決策得到朝野雙方的支持，但也意味著儲備金的增長會放慢。
“當我們談到儲備金時，我們不是要洗劫一空。我們所說的是放慢儲備金的增長速度。所以本金不受影響，而這並沒有什麽不尋常，因爲人民行動黨也在這麽做……難道這沒有減少儲備金的增長嗎？的確有。所以你不能說反對黨提出使用儲備金建議時，是行欺騙之事，想要竊取前幾代人辛勤工作留給後代的財富。”
畢丹星也說，工人黨希望能夠爲辛勤工作的年長國人，解決退休後出現的醫療保健和養老問題，實現代際公平，而這就是該黨探討使用儲備金的背景。
工人黨在上屆國會中曾經提出想要了解儲備金的具體數額，但這個要求被王瑞傑回絕。
畢丹星昨天重提此事說：“王副總理說儲備金是秘密武器，因此不能公開。但這是國會，是了解這些信息的平台，就算我們不在國會議事過程中透露，那應該能在（不公開的）委員會會議中公開。”
畢丹星指出，他願意放棄國會豁免權，如果公布這些數字，就接受官方機密法令的制裁。
他也說，總理在演講中提及有人在社交媒體上惡意發表貼文抹黑高博德因此需要糾正，所以反對黨討論儲備金數額被錯誤解讀爲欺騙行爲，當然必須起身反駁。
李總理回應畢丹星時指出，他想要討論的是儲備金的基本原則。“我們確實得到國會同意動用這筆未雨綢缪的基金……一半預期受益可以作爲眼下的開銷，另一半繼續爲將來投資。”
他也說，政府認爲這是這一代與後代之間公平分配的方式，並會堅持這個原則一段時間，而不是在需要用錢時就作調整。
李總理也說，畢丹星在周一的演說中談到開支取舍時，曾說可以提高所得稅來應對將會用在老年人身上的必要開銷，“他沒有說消費稅，但准備提高所得稅……好吧，這是你必須做出的政治判斷，但開支總是得來自收入”。
他也說：“我們得爲未來做准備，不是每次一點點、一點點地打儲備金的主意，然後說沒有破壞原則。”
王瑞傑則補充說，許多國家通過借貸來實現代際公平，但這個做法需後代買單。
他說：“身爲財政部長我很感激先輩留下的財富……讓我無須和放貸者談判如何償還這筆錢。”
反對黨被指搭政治“便車” 畢丹星：選民到聯絡所見不到當選議員
國務資政兼國家安全統籌部長張志賢在選舉倒數第二天和一名中年女性選民交談，對方指有朋友鼓吹“投票給反對黨不影響行動黨執政”，以及“行動黨會更努力爲你服務，之前承諾的事都會做到，等于買一送一”。
李顯龍總理在探討我國政治文化時，指反對黨想搭政治的“便車”，試圖通過以上言論增加當選的機會。
對此，畢丹星指出，過去幾屆大選都有人提出這些老掉牙的論調，而身爲反對黨議員的他則是聽人反映，說新公民到民衆俱樂部去，見到的竟然不是當選的反對黨議員。
他反問：“反對黨議員就不是更廣泛的政治蒼穹的一部分了嗎？這公平嗎？”
畢丹星也說，他最近在網上發出恢複接見選民的貼文，引來支持執政黨面簿頁面的冷嘲熱諷，說他在組屋底層接見選民是博取同情，而且政府已經允許議員自己建立辦公室。
畢丹星指出，他在答複公衆詢問時說：“政府2011年改變規定讓我們建辦公室，但在1991年之前，政府其實爲所有議員建造辦公室，不論執政或在野……但他們後來說組屋底層的空間有許多人爭著要用，就不建了。但據我所知，只有1％的空間充作這個用途。”
他也說，選民說“想要行動黨執政，但我也要有反對黨”，他們的意思是“國會中一定要有反對黨的聲音”。
談到當選議員管理市鎮的責任時，畢丹星也說如果工人黨阿裕尼團隊把事情搞砸了，他就會失去議席。“我們已經盡了力，盛港團隊也不簡單，第一個任期總是最艱難。”
李總理：憲法已保證國會會有反對黨議員
李總理回應時說，我國憲法已經保證國會中會有反對黨議員當選，而工人黨、新加坡前進黨都借助非選區議員制度進入國會。“因此，如果國人認爲政府做錯了，就應該用選票說話，選出新的政府、新政策……但如果你說投票給反對黨，行動黨仍然會執政，你就是想搭便車，政治制度就失敗了。”
李總理強調，只有人們真誠地、按照自己的意願投票才能産生與他們真正意圖相符的結果。“但如果進行策略性投票，總有一天，結果會在他們的意料之外。”
對此，畢丹星指出我國獨立50年來，此番第一次任命國會反對黨領袖，“工人黨還有很多路要走”。他也強調，自己並不渴望權力，但想要讓國家繼續邁進，工人黨就須要延攬足夠的人才。
前進黨非選區議員梁文輝則指出，選民清楚地知道人民行動黨擁有國會超過九成席位，這個優勢非常明顯，因此有可能想要魚與熊掌兼得。
他這個政治新人，在過去一年裏，通過接觸選民發現新加坡人“真的很精明”。“選民知道還有緩沖區……他可以等到緩沖區縮小了才改變投票策略，而且不會把票投給任何一個人。”
李總理質疑若“變天” 新執政黨能靠公務系統運作
我國如果“政治變天”，是否能夠借助公務員和軍警隊伍有序運轉，確保國家不會瓦解，也成爲李總理和畢丹星交鋒的焦點之一。
李總理在演講中反诘畢丹星，說如果政黨輪替，新政黨是不是真的可以借助優秀的公共服務團隊，將國家管理得像人民行動黨一樣穩妥。
對此，畢丹星說，這個構想並不是他的原創，他是引述海峽時報出版社出版的《白衣人——新加坡執政黨秘辛》中，建國總理李光耀的觀點。
“李先生說，政黨和政府應該進行明確區分，以便在一個政黨失去政權時，還有國家機器能夠幫助另一個政黨接手……有政府、國會、公務員以及軍警，國家不會瓦解。”
李總理對此指出，行動黨如果失去政權，國家確實不會馬上瓦解，可以借著原來的慣性繼續前進，但這未必是最佳的結果。
他指出，日本前首相安倍晉三第二次上台前，日本就出現“走馬燈”內閣，每隔半年就換個首相。“國家沒有垮掉，但也沒有太出色……直到安倍上台，用了八九年時間打造團隊和爲國家定下方向之後，日本才向前邁進。”
部長不只是主持會議 而是真正決策者
李總理強調，部長並不只是主持會議，而是真正的決策者，負責部門的運營。“他們需要掌握部門的運營……並在必要時推翻公務員的建議，決定方向。”
李總理指出，冠病阻斷措施就是一個例子，公務員並沒有建議采取阻斷措施，而是在內閣中決定。“我讓部長回去仔細考慮，不要憑主觀臆斷倉促決定，……這涉及附加預算的50億元開銷，是一個重大決策。”
李總理也反問：“未經選舉的公務員能做出這樣的決定嗎？新政府上台後知道怎麽做嗎？他們能夠得到人民、官員、投資者以及所有關注我們的人的信任和信心嗎？任誰都能做到嗎？我不覺得。”
李總理：反對黨也得提出方案 與政府作建設性討論
我國的政治競爭愈趨激烈，國會辯論的基調也會相應改變。不只執政黨的政治職務者和議員須提升實力，以應付更尖銳的朝野攻防，反對黨也得拿出更好的表現，在質疑和批評政策之外，認真提出方案，與政府展開具建設性的討論。
李顯龍總理昨天在國會參與政府施政方針辯論時，對我國的政治生態改變提出看法。本屆大選，由李總理領導的人民行動黨贏得93個議席中的83席，全國得票率約61.2％，比預期的65％低。工人黨除了守住後港區和阿裕尼集選之外，還奪下盛港集選區，共有10名議員進入國會，黨秘書長畢丹星也因此出任新設的國會反對黨領袖一職。新一屆國會還有兩名來自新加坡前進黨的非選區議員。
李總理指出，隨著反對黨在國會的聲勢壯大，他相信議事廳裏的辯論基調將相應改變。他說，行動黨的部長和議員必須提升實力，以招架更尖銳的質詢，並且在爲選民發聲的同時，也爲政府的政策和決定辯護。
李總理此時話鋒一轉，把焦點轉向在野黨。他說：“我希望反對黨也能拿出更好的表現，不只是做到質疑和批評政府政策的責任，更要認真提出自己的建議和點子，供國會檢視和辯論。如果提案有價值，政府應當采納。反對黨也得展現意願和能力，扮演稱職的忠誠反對黨角色。”
李總理也在演講中提到，我國的政治制度沿襲了英國的威斯敏斯特體系，而根據設計，朝野關系是對立的。例如在議事廳裏，與總理相對而坐的反對黨領袖“不是政府的啦啦隊”，而是要挑戰現任總理和政府，並指出他們的錯誤和不足之處，削弱兩者的公信力，以便在下次大選“把政府打下台，取而代之”。
他指出，盡管本地反對黨的議事風格相對克制，“有時他們的問題聽起來就像行動黨後座議員可能提出的問題”，仍有反對黨議員會時不時以強硬的調子質詢行動黨的部長，例如，工人黨前秘書長劉程強在這方面“特別擅長”。
李總理說，他周一仔細聆聽畢丹星的發言內容後，對他的演講基調和問政風格表示肯定，並承諾政府將以“開放和具建設性的態度”與反對黨共事。
朝野都須把國家擺第一 而不是爲黨或支持者服務
李總理提到，不同世代的政府領導人有不同的治國風格，建國總理李光耀和他的團隊是以直接、嚴肅的方式治理新加坡，第二任總理吳作棟和他的團隊采取不同的風格，他以協商的方式凝聚民意，爲新加坡的下一階段發展建立共識。
“我們會持開放的態度，我們會傾聽不同的聲音，我們可以嘗試不同的方案，我們會接受所有具建設性的意見和觀點。”但李總理說，如果問題涉及國家根本利益，政府不能被動地等待共識形成，朝野經討論後若仍有分歧，“政府就要做出自己認爲最好的決定，並承擔全部責任”。
他強調，要避免百花齊放的議會民主制分化社會，政府和反對黨都必須把國家擺在第一位，而不是爲政黨或支持者服務。“歸根結底，新加坡有什麽樣的政治，取決于新加坡人。他們對政治領袖的標准和要求，不論行動黨或反對黨，都將影響政治領導的質量，以及國會辯論的水平。他們將決定我們的政治是否讓國家走向繁榮和昌盛，還是分裂和毀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