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居民的實際中位數收入過去20年增長65％，雖避開了其他發達國家所面對的收入停滯問題，但如今的挑戰是確保較低階層不會落後太遠，因此須進一步提高低收入者的工資和重新認可藍領員工。
國務資政兼社會政策統籌部長尚達曼昨早在新加坡政策研究所年度旗艦活動——新加坡透視論壇上，談及我國在後冠病時代的目標。論壇今年通過視訊方式進行。
尚達曼說，我國收入最低的20％員工，實際收入過去10年雖增長四成，但僅彌補了前10年的收入停滯。這是由于本世紀首10年出現兩次經濟衰退，而經濟不景時，低收入者總是首當其沖。
他因此認爲，應充分善用國人在疫情中展現的團結精神，爲低收入員工做更多。他強調，要提升他們的收入，須采取綜合方案，這涵蓋漸進式薪金模式、就業入息補助，以及能爲各階層創造就業機會的經濟戰略。
針對最低工資制和漸進式薪金模式之辯，尚達曼指出兩者在理念上沒有不同，只是具體設計和應用方面存在差異。“盡管多數經濟學者不再認定最低工資會導致失業……但任何人都不能斷言，最低工資不會導致失業。”
因此，關鍵在于了解最弱勢、最欠缺技能群體的實際情況，確保制度能爲他們創造更好的工作前景，而不是導致失業或工時縮短。
尚達曼指出，越來越多高技能員工在全球範圍爭取商業和就業機會，低技能員工卻停留在與亞洲大量低薪勞動力的競爭。
“如果純粹按勞動力成本套利來決定哪些工作崗位設在新加坡，企業會將區域中心和管理、營銷、研發職能設在我國，並將技術水平最低的工作外包給亞洲其他地區。”
技能階梯上下端工作都須確保留在本地
但新加坡經濟政策要制止的正是這點，我國必須確保無論是技能階梯上端或下端的工作都留在本地。新加坡須讓企業了解，同時把高技能和中低技能工作崗位設在本地的好處。
例如，我國商業生態系統完善，能提供一流物流方案及持續提升員工技能。隨著更多領先公司設在本地，勞動隊伍素質也會提升。
尚達曼昨天也以美國國會大廈騷亂事件中，不少滋事分子屬中産階級，強調維持社會流動的重要。“在許多先進國家，中産階級的生活水平很長一段時間沒有提高……當人們長時間卡在同個地方，他們會因高不成低不就感到焦慮。”
他重申，我國須有“電動扶梯”，既帶動所有人向上，也允許人們在電動扶梯上交換位子，提高社會流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