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童年和少年,在中央醫院附近的石叻村龜仔山頂度過,時爲上世紀五六十年代。
龜仔山早年是座墳山,山下石叻路口就是新加坡最古老的華人廟宇恒山亭,建于1828年(道光八年)或更早以前,是19世紀初先輩爲祭祀及管理這一帶墳山而建的祠廟。
新加坡最古老華人廟宇恒山亭位于石叻路村口,是新加坡最早的華人義山管理機構。(檔案照片)
龜仔山上的古墳,屬于恒山亭墳山的一部分,爲新加坡最古老的墳山地帶,當時山上古墳已多是無人祭祀的荒冢。
在好玩的少年時代,長滿亂草的墳山野坡,成了我和童伴們經常活動之地,滿山道光和鹹豐紀年墓碑的荒冢比比皆是,印象最深的就是在亂草之間,有幾個雍正和乾隆紀年的墓碑!
當時華文還用繁體字,因爲字體相同,我起初老把墓碑上的乾隆念成“ 乾隆”(幹字繁體爲幹),被大人嘲笑糾正,因此印象特別深刻。當時麗的呼聲廣播王道講古,說過的呂四娘夜取雍正人頭報仇故事,脍炙人口,所以一見墓碑上的“雍正”就懂。
所以上小學前,我已在龜仔山的古墳墓碑上認識雍正、乾隆,及道光鹹豐這些“古字”。
這些記憶中的古墓,說明早在1819年萊佛士登陸以前,本地就已有華人移民生活,是重要的曆史遺迹。可惜這片墳山60年代中期清理時,未留下任何記錄。
早期華人移民的記錄
有關華人和新加坡的記錄,最早見于元朝航海家汪大淵《島夷志略》,書中記錄龍牙門提到的“ 單馬錫番”,並稱島上有“男女兼中國人居之”。
近年本地考古發掘,也顯示早在宋元時代,新加坡與中國已有貿易往來,故當時有華人落戶定居或卒葬本地,亦屬正常。
但這些史料,都沒有明確的人物身份記錄。
黃堯《星馬華人志》稱早期市區“山仔頂”的山上原有宋代古墓,墓碑刻的是“謝”姓人士;另外1949年在義順村附近也曾發現明代古墓。
但這座宋代古墓未有其他留存材料佐證,所謂明代古墓雖有墓碑拓片,但據碑文“義敘明考朝元程公之墓”的格式 ,應爲反清複明志士之墓,年代可能遲至晚清,非明墓。
近數十年來,一直被認爲是本地發現年代最早的華人古墓,爲1833 年(道光十三年)的方珊墳墓。
據新加坡南洋方氏總會的記錄,那是1941年方姓族人在“新加坡升旗山旁側的龜仔山墓群中”(又是龜仔山!)發現的,當時已成荒冢,遂由方姓族人出資將它遷葬“武吉知馬咖啡山公冢”,2008年再度被發現。
這個記錄,已被2012年新發現的兩座1829年(道光九年)古墓取代。
它們是武吉布朗咖啡山尋墓人吳安全兄弟所發現,墓主人分別是邱其連、海澄人洪斌老。其年代比方珊墓還早四年,遂成爲目前本地發現年代最早的古墓。
1829年是萊佛士登陸後第10年,故無論邱其連和洪斌老二人何時來新,依去世時間,都應屬開埠時的第一代華人移民。
開埠前的華人移民
關于新加坡開埠前的華人移民,主要記錄有:
一,天猛公的說法。
1819年1月30日,當萊佛士與天猛公簽訂臨時協定後,威廉·法誇爾的副官紐波德上尉問天猛公,本島上有多少居民。天猛公的官員回答,當時島上的居民約有150人,有馬來人及海人,亦有約30名華人。
這段英國人記錄的“150人荒涼小漁村論”,多年來曾是新加坡早年史的金科玉律,近年來學界已多方論證當時島上人口其實遠不止此數。
但即使只依該記錄,也證明早在萊佛士到來之前,就已有30名華人移民在本地生活。
二,法誇爾中校(W. Farquhar)的說法。
海峽殖民地政府舊檔案《三州府紀錄》卷L之11有兩則記錄,是新加坡開埠後首任駐紮官法誇爾致給萊佛士的秘書赫爾中尉(Lt. I.W.Hull)的報告書。
1822年12月23日的首份報告書說:“皇家山北面的第一座小山是實利己山,……我發現這一部分的西面是一個華人的甘蜜園。……從皇家山的西面一直伸展到大元帥府的曠地,都未開發。但是,在此處的東北面倒有一個華人的甘蜜園,這甘蜜園是我們未來新加坡前便已開拓的。”
1822年12月28日的第二份報告書又說:“天猛公曾把若幹地撥給華人及馬來人作種植的園丘。這類園地計有20份,都是英國人來此駐紮前撥給的。”
這兩份報告書清楚說明,在萊佛士登陸前,已有不少華人在此拓殖甘蜜園。
假設這20塊園丘地由華人及馬來人各占一半,每塊地只頒給一人,則在英國人來此之前,至少已有10名華人在此拓殖甘蜜園,他們已非無分文的苦力移民,而都是園主。
三,《三州府紀錄》卷之六記載土地局土地買賣簿冊。
這份殖民地官方檔案的土地買賣登記,記載1822年5月10日,英國印地安那號船長柏爾上尉(Captain J. Pearl),向三名華人購買史丹福山周圍三塊甘蜜園,他們分別是,陳源夏(Tan Ngun Ha),園地在山之西面;陳亞魯(Tan Ah Loo),園地在西南面;王瑞(Heng Tooan)園地在東南面(中文人名皆音譯)。
由此可見,當時的史丹福山(後隨柏爾上尉姓氏改爲珍珠山,Pearl Hill)幾乎全部都是陳源夏、陳亞魯、王瑞三人經營的甘蜜園,而且均于英國人未來之前便已拓殖。
據檔案館前館長林孝勝從上述華人名字在檔案裏的英文拼音,推測陳原夏與陳阿魯是福建人,王瑞爲潮州人,他們是目前有姓名記錄的三名開埠前華人移民。
但他們在本地生活的時間,仍是開埠前後的清朝嘉慶、道光年間。
清初移民的出現
多年來未能在現有史料中見到任何與雍正、乾隆年間華人移民本地的明確資料,我童年記憶的疑問,始終未能解惑,只能一直留存心中。
沒想到答案卻“藏”在中國民間的族譜裏!
上世紀50年代末,廈門大學南洋研究所的學者莊爲玑、林金枝、桂光華等人,曾在泉州晉江僑鄉收集80部族譜,進行研究。後來學者專家繼續收集,于1998年由福建省社會科學院出版《泉州譜牒華僑史料與研究》一書,收錄有泉州、晉江、南安、安溪、惠安、永春、石獅、德化八縣市收集的200余部族譜和家譜。
近年來,中國學者在這些族譜中,發現不少當地人在清朝時期出洋到新加坡的珍貴資料。
最重要的是廈門大學學者李勇,在福建晉江《鳌岱柯氏族譜》所發掘的兩則記錄:
一,“則美公,……生康熙丙子年(1696)九月廿四日,卒乾隆辛巳年(1761)九月廿二日,住新加坡”;
二,“則盛公,……生康熙乙酉年(1705),卒乾隆庚寅年(1770)十月廿二日,住新加坡。”
上述記錄說明,早在康熙、雍正與乾隆年間,兩位福建晉江人柯則美和柯則盛,已經在新加坡生活,是目前發現有姓名身份記錄最早生活在新加坡的華人!
若按華人“弱冠南渡”的一般規律,以20歲計算,他們二人約當分別于1716年(康熙五十五年)、1725年(雍正三年)來到新加坡。
在另一部永春《桃源東熙王氏族譜》中,還有兩則記錄:
一,“明助,生乾隆已醜年(1769)七月廿七日,卒乾隆壬子年(1792)八月廿七,葬在新加坡”。
二,“明侃,生乾隆辛醜年(1781),卒乾隆乙卯年(1755),葬新加坡虎亭。”
這兩記錄,明確寫明兩名永春人王明助、王明侃,先後于乾隆二十年和五十七年葬在本地,都是屬于乾隆年代的古墓。
此外,在50年代收集的80部晉江專區僑鄉族譜中,學者也發現乾隆、嘉慶年間,南安、永春地區共有23人到新加坡的記錄,其中乾隆年間(1736 -1795)有六人,嘉慶年間(1796 – 1820)有17人;其中有許多就是“葬實叻”。
這些族譜只是閩南部分地區的民間記錄,未能代表全閩及粵潮瓊等華南各地的曆史全貌,但僅此就足以證明,在新加坡開埠之前逾百年,已有晉江、南安、永春人南來新加坡並安葬于本地。
值得一提的是,那名永春人王明侃,他在1755年(乾隆二十年)的葬地爲“新加坡虎亭”,虎亭應爲地名,但也顯示當地應有一座稱爲虎亭的墳地山亭,說明當時新加坡已有福建人的墳山組織與建築。
此外,1828年恒山亭新廟落成後四年,1831年該廟前還發生有人被老虎殺害的新聞事件。我童年時就曾聽村裏老輩說該廟爲一“虎穴”,這說明恒山亭周圍原是老虎出沒的地方,“虎亭”之名,不知道是否就是恒山亭原來的名稱?只是年代久遠,只能聯想揣測,已經難以確定。
華人移民年代提前
曾懸挂于百年古廟天福宮內的乾隆十年古鍾,是本地早年移民文物,現已歸中國廈門華僑博物院收藏。(杜南發攝)
1983年本地學者莊欽永在百年古廟天福宮內的觀音殿,發現一枚古銅鍾,鍾上志期爲“乾隆十年”(1745年),由于天福宮落成于1840年,這個乾隆古鍾的來曆也就成爲謎團,人們多認爲它是新加坡開埠後,才被人帶來本地,供奉于天福宮(這件重要文物已于2004年成爲廈門華僑博物館珍藏)。
查道光年間出版的《廈門志》卷一五風俗條,就有雍正、乾隆年間,廈門船舶常到新加坡的記錄。記載稱:“廈門販洋船只始于雍正五年(1727年),盛于乾隆初年(1736年左右)”,船舶“外至呂宋、蘇祿、實力(新加坡)、噶喇巴,冬去夏回,一年一次”。
這項記載,加上閩南地區族譜中的新發現,確實證明早在雍正、乾隆年間,就有華人來到新加坡從事貿易活動的事實,也就有了定居甚至安葬的可能。
天福宮內的乾隆古鍾,及我童年在龜仔山上所見的雍正與乾隆紀年古墓,顯然就是部分早期華人移民的遺迹。
特別是自福建地區族譜裏的新發現,由于族譜是比家譜更正式的宗族記錄,入譜程序十分慎重,可靠性甚高,而且記錄不少,互相作證,更可將華人移民本地的確實年代,提早到萊佛士開埠前逾百年。
這項新發現,不但填補一段曆史空白,也證明我童年記憶中在本地見過的雍正、乾隆紀年古墓,確實曾經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