範磊，國際政治學博士，察哈爾學會研究員，山東政法學院新加坡研究中心主任，山東政法學院“一帶一路”國別與區域研究協同創新中心副主任、中日韓自貿區發展戰略與法律保障協同創新中心副主任，中國亞太學會東北亞研究會副秘書長。主要研究領域：新加坡政治與外交，公共外交，一帶一路，比較政治與社會發展。
摘要與關鍵詞
摘要：隨著全球化進程的發展、國家間相互依賴程度的提升以及本地區經濟形勢和國內發展的需要，新加坡開始面臨著來自世界各地的新移民不斷增加的新現實。新移民的到來讓本土居民在日益激烈的人才競爭中産生了“被包圍”的危機感，加上新移民在短時間內往往難以完成本地化，一定程度上又會引起本土居民的排斥。這種彼此之間的認知差異隨著新移民數量的增加持續加大，進而導致雙方陷入一種認同困境。雖然新加坡政府、本土社會以及新移民都在共同努力推動國民融合與國家建構，但是在本土居民與新移民的相互認同層面依然存在諸多不可預知的困難和挑戰。
關鍵詞：新加坡、中國新移民、認同困境、治理路徑
引 言
隨著全球化進程的發展、國家間相互依賴程度的提升以及本地區經濟形勢和國內發展的需要，新加坡開始面臨著來自世界各地的新移民不斷增加的新現實。過去的20年見證了華人“新移民”的快速增長，他們出生于中國大陸，並在1980年代早期從中國移居到世界各地。他們優先選擇的目的地是北美、歐洲和澳大利亞，……新加坡則是他們在亞洲最主要的移民目的地，數十萬的中國新移民成爲本地社會和文化場域的重要組成部分。
對于新加坡而言，雖然新移民的來源國涵蓋了馬來西亞、韓國、日本、歐美等諸多國家和地區，但是在涉及新移民議題時，這一概念卻明顯被標簽化，烙上了清晰的“中國印”。早在2003年所進行的一項調查就顯示，來自中國的新移民被視爲是1993年以後對新加坡産生深刻影響的十件大事之一。 2011年大選、總統選舉，2012年和2013年的兩次補選，新移民議題都是各參選政黨競選的重要內容； 2013年1月底《人口政策白皮書》的發表、2月的國會辯論更是讓新移民課題成爲新加坡朝野共同關注的焦點。如李顯龍總理所說，“我們面對困難的抉擇：一方面，我們需要引進外國勞工從事經濟活動和應付國人的需要，也需要外來移民填補低生育率造成的人口不足；可是另一方面，我們又擔心移民湧入造成擁擠問題，以及如何維系新加坡人對國家的認同感和歸屬感。所以，我們很小心地探索前方的路，我們知道我們的需要和我們面對的挑戰，並希望爲新加坡人尋求最好的結果。”
雖然新加坡政府、本土社會以及新移民都在共同努力推動國民融合與國家建構，但是在本土居民與新移民的相互認同層面依然存在諸多不可預知的困難和挑戰。新移民的到來讓本土居民在日益激烈的人才競爭中産生了“被包圍”的危機感，加上新移民在短時間內往往難以完成本地化，一定程度上又會引起本土居民的排斥。這種彼此之間的認知差異隨著新移民數量的增加持續加大，進而導致雙方陷入一種認同困境。“在完全融合狀態尚未取得之前，在族群界線尚未全然消弭之前，各種類型的中國新移民分布、浮動在新加坡各個脈絡裏，與本地派公民建立和進行社會關系，所以政府和政策愈發必須將他們放置在國家架構與經濟版圖裏權衡。” 而國家架構下政府的積極努力與社會語境中本土居民與新移民之間的互動調適讓新加坡多元族群社會治理呈現出清晰的多層次性，新移民認同困境的出現對于新加坡本土社會來說是一個挑戰，而該困境的化解則將爲其提供難得的發展機遇。
曆史與現實
曆史與現實：華人移民新加坡的進程與動因
自19世紀中期以來，華人移民新加坡的曆史大致可以分爲三個階段：1850年代至1950年代；1950年代至1980年代；1980年代至今。 相應地，可以將這三個曆史時期分別稱爲殖民主義時期，民族主義時期，跨國主義時期。雖然時代語境縱跨一個多世紀，但是推拉因素對于移民所産生的交互影響卻都呈現出相似的表現形式。
首先，在殖民主義時期（1850年代至1950年代），來自華南的中國人以僑居身份移民到南洋，政治和文化上依然以中國爲認同對象，並將“葉落歸根”視爲一生的追求。作爲早期的移民，他們曾經被土生的海峽華人（峇峇）稱作“新客”，相對海峽華人而言他們是那個時代的新移民。其次，在民族主義時期（1950年代至1980年代），二戰後特殊的國際與地區局勢推動著民族主義的高漲，新加坡在經曆了自治、新馬合並與國家獨立的跌宕起伏之後，邁入國家建構階段。在民族國家框架下新的華族認同和國家認同逐漸形成，本地化進程推動華僑身份轉變爲華人身份，原本僑居的華人移民的政治忠誠對象開始由中國轉變爲移居國，他們成爲“落地生根”的一代。如陳六使所說，新馬已經從在地華人的第二故鄉成爲第一故鄉。 第三階段即是以“浮萍無根”爲典型特點的跨國主義時期（1990年代至今），20多年來，隨著全球化、地區化進程以及中國大陸改革開放的發展，來自中國大陸的新移民開始成爲華人海外移民的主要組成部分。由于主客觀多方面的原因，新加坡成爲中國新移民在東亞範圍內的主要目的地。1990年中國和新加坡正式建交以後，兩國在多個領域的合作與互動爲新移民群體創設了良好的成長土壤。作爲全球化和地區化時代的群體他們有著與早期移民明顯不同的特點，其中最爲鮮明的當屬“跨國性”，全球性的流動已經成爲一種常態。
綜觀人類曆史，人口遷移必定有其原因促使其離開原居地，當利益驅動下新的理性選擇出現，新的落腳點被發現後，便會吸引其前往。推拉理論（push-pull）認爲人口遷移是由原居住地或祖籍國的較爲負面的推力或排斥力（push force）以及遷入地或移居國的較爲正面的拉力或吸引力（pull force）共同交互作用而得以實現，移民流動趨勢取決于推拉力程度的影響。 該理論強調個體因素和結構因素兩者的影響，首先移民作爲理性選擇的個體，會審慎挑選有利的遷徙目的地，而從結構層面上來看移民則如彈珠台上的彈珠，會被自己無法左右的力量沖散。 最終，多種因素推動移民在兩地之間實現持續流動，最終融入或者同化于移居地的本土社會。 當然，隨著全球化進程以及世界各國自身經濟與社會的發展，這種作用力對于新移民來說已經具有了更多新的時代意義，當前的推力也許已不再如以往那些戰亂、貧困、社會危機等負面因素，而是帶有了更多正面色彩，比如有的國家和政府就積極鼓勵本國居民到海外去工作、定居，甚至移民，以此來緩解國內社會發展壓力或者拓展海外市場等等。
根據相關統計，新加坡本島1970年到1990年的20年間人口增長數量未超過100萬（從2,047.5千人到3,047.1千人），但是從1990年至2012年的22年間就已經增長了226萬人以上（從3,047.1千人到5,312.4千人）， 而本島的人口出生率卻呈現逐年下跌的趨勢，數據清晰地顯示了外來新移民的增長速度。單純從移民數量的增加來看，1970 至1980年，新加坡接受的淨移民數僅約2.4 萬人。但在1980至2009年的30年間，成爲新加坡公民和永久居民的新移民約爲164 萬人，占2009年新加坡人口總數的近33%。這些移民中約有超過80%是華人移民，主要來自馬來西亞和中國，從1990年到2009年，進入新加坡的中國移民潮逐漸加速，總量約50-60萬人，約占新加坡總人口的10-12%。 而有學者則估計來自中國的新移民數量應該超過了35萬人。
新加坡中國新移民數量的大幅度增加很大程度上取決于新加坡移民政策的拉力作用，受益于新加坡政府指導性的移民政策，該政策出台的背景就是新加坡在最近的20多年裏已經成爲世界上有統計的人口總出生率最低的國家之一。根據相關統計，新加坡的人口出生率已經從1960年代的4.93下降到1970年代的2.62，再到1990年代末期的1.57，2009年更是降到了1.2，已經遠遠低于人口替代標准所需的2.1。 短期內人口出生率不可能得到較大的提高，爲了解決這一問題，政府只好尋求通過實施靈活的移民政策作爲實現人口更新的重要途徑。1999年吳作棟總理就明確指出：“必須從海外引進優秀人才以彌補本地人才的不足”，以確保新加坡作爲高競爭力的全球性城市和發達國家的地位。2012年副總理張志賢也指出，“外籍勞工——包括受過教育的和擁有技術的——對平衡快速老齡化的人口和保持新加坡經濟迅猛發展的勢頭是必不可少的。” 李光耀先生則以日本爲例指出忽視引進新移民而造成經濟停滯的教訓，他強調“如果我們不能生育更多的嬰兒，那麽我們就需要接納更多的新移民”。 在政府積極鼓勵引進外來人才的移民政策的推動下，2000年到2009年間，外來的永久居民人口增長速度很快，是新加坡人口的最快增長區段（見表1）。
表1：新加坡人口增長率（1990-2012）
年份
總人口
新加坡居民
非居民
總數
公民
永久居民
年均增長率（%；截至2012年6月數據）
1990（人口普查）
2.3
1.7
1.7
2.3
9.0
2000（人口普查）
2.8
1.8
1.3
9.9
9.3
2004
1.3
1.4
0.8
6.5
0.7
2005
2.4
1.6
0.8
8.6
5.9
2006
3.2
1.7
0.9
8.1
9.7
2007
4.3
1.6
0.8
7.5
14.9
2008
5.5
1.7
1.0
6.5
19.0
2009
3.1
2.5
1.1
11.5
4.8
2010（人口普查）
1.8
1.0
0.9
1.5
4.1
2011
2.1
0.5
0.8
-1.7
6.9
2012
2.5
0.8
0.9
0.2
7.2
來源：新加坡統計局2013年http://www.singstat.gov.sg/publications/publications_and_papers/reference/yearbook_2013/excel/topic3.xls（浏覽：2013年9月5日）。
新移民新在何處？
那麽20多年來移居新加坡的移民群體爲何被稱爲新移民，他們新在何處，有哪些新特點呢？ 從時間上來看，近年來移居新加坡的移民群體，時間跨度一般從1970年代末期至今，有學者指出新移民是指“20世紀70年代以後進入東南亞的華僑華人，包括來自中國大陸，和其他國家的華人華僑。” 新加坡的總人口截至2012年6月有531萬，包括382萬新加坡居民，其中有329萬新加坡公民和53萬永久居民，還有149萬非居民的外國人 ，他們持有不同的工作准證或長期訪問簽證。新的永久居民中有較大比例是來自中國大陸，他們大多都有著良好的教育背景或者相關的專業技術經驗，當給予他們永久居留權時，政府會針對他們的教育學曆證書和薪酬水准進行嚴格的審核。 與早期移民相比，1990年代以後移民海外（新加坡）的中國新移民有著以下新特點：
第一，來源地呈現多元化。早期華人移民主要來自華南的福建、廣東、海南等地，現在的新移民不僅涵蓋了中國大陸的大多數地區，還包括港澳台。李光耀就曾指出當今的華人新移民有不少“來自北方，或者說是江北。” 這種來源地的泛化也對新加坡的華人社團組織提出了新的要求，新移民社團日益強調超越地緣、血緣的新特點，如天府會、華源會等都強調自身的泛地域色彩。而傳統的華人會館也開始更新觀念，會員吸收也不僅僅固守于早期地域和血緣的限制，如三江會館已經從早期的江蘇、江西和浙江拓展爲現在的長江、黃河與黑龍江，基本涵蓋了整個中國區域，廈門公會也強調其開放性的特點，據林璒利會長介紹廈門公會的青年團裏就有很多的新移民團員加入。 這種來源地的多元化在一定程度上讓新移民與新加坡本土社會的文化差異性得以增強。
第二，移民主體趨向于專業化和高端化。與早期南來的移民多爲目不識丁的勞工移民不同，如今入籍或者工作、定居于斯的移民群體大都有較高的學曆和文化水准，甚至很大比例在歐美名校接受過高等教育，專業與技術人才、留學生在其中占有很大比例。有學者曾經對新加坡國立大學的教職工進行過統計，數據顯示在1671名全職教職員工中（2000年數據，此後的數據沒有公開），有887名（53%）是新加坡公民，其余的784名（46.9%）是外國人，這其中又有110名（14%）是中國公民。在842名全職研究員中，只有221名（26%）是新加坡公民，外國人則有621名（74%），其中329名（39%）是來自中國大陸。 李光耀先生也曾經指出，新移民“都受過很好的教育，所以他們的到來讓新加坡獲得了很多優秀的人才” ，早在2001年，他就強調“爲了要更好的了解中國人，我決定吸收聰明的中國人才到新加坡工作和學習，以便他們了解新加坡人，並成爲新加坡的一分子”。中國學者較早前進行的一項抽樣調查也顯示，在新加坡的中國新移民的共同特征是“高學曆和從事專業技術工作”。 高端化與專業化的人才優勢讓他們在與本土居民同台競爭時有著明顯的優勢，從而給本土居民造成較大壓力。
第三，全球視野與跨國性。20世紀90年代以來從中國來到新加坡的新移民來自各行各業，教育程度和專業技能遠高于早期來到新加坡的移民群體，呈現出多元化和專業化的特點。對他們來說，定居新加坡或許只是其移民海外的諸多選擇之一，有相當比例的新移民可能會選擇再次移民到其他國家。全球化爲新移民的跨國流動提供了有利的客觀環境，開放的思維和專業的知識背景，奠定了其跨國流動的主觀優勢，跨國性在此基礎上得以塑造。在跨國活動過程中，新移民已經逐漸成爲將移居地同祖籍地聯系起來、具有多重關系和背景的跨國移民，穿梭于祖籍國、移居國和其他國家之間。在全球化時代，華人新移民則成爲無根浮萍，他們良禽擇木而棲，根據職業和生活條件的變化在全球範圍內漂移。這種全球性的流動色彩一定程度上也造成新移民的本土認同相對較低。
圖1 全球化時代新移民的跨國流動模式
類型一：祖籍國移居國
類型二：祖籍國移居國a……移居國n
類型三：祖籍國移居國a……移居國n祖籍國
第四，本土情懷與主動融入。與早期移民大多抱有衣錦還鄉、葉落歸根的遊子心態不同，新移民的跨國性與全球視野也決定了他們不會如早期移民那樣固守母國傳統，從而有助于縮小彼此之間的文化鴻溝，增進與移居國（民）的情感。加上新加坡爲他們的發展提供了優越的發展機會，新移民主動融入本土社會的願望要比早期移民強烈的多。2012年入籍儀式上，曾經有新公民就明確表示“我的朋友都在新加坡，我也要紮根在這裏。” 但是即便如此，新移民暫時依然被視作是外來群體，與本土社會之間還是會産生矛盾和碰撞。這與早期的“新客”和土生的海峽華人之間的認同張力非常相似。
未完待續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