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1日-6日中國國慶假期期間，香港暴力示威數度升級，多次出現大規模嚴重打砸及傷人事件，甚至先後出現兩起警察因爲面臨襲擊而被迫實彈開槍事件。
香港特區政府于4日宣布引用《緊急情況規例條例》訂立《禁止蒙面規例》，然而5日淩晨新規生效之後，依然有蒙面示威者用“打遊擊”的方式在香港多處暴力破壞公共設施，隨意毆打無辜路人。
針對香港持續不斷且仍在不斷升級的亂象，新加坡國立大學李光耀公共政策研究院教授顧清揚，在接受多維新聞記者采訪時表示，香港問題背後是治理體系與治理能力的問題，在充分遵循一國兩制的基礎上，中國中央政府應該幫助港府進行改革，提升港府的前瞻能力與執行力。
在這一點上，香港最應該學習新加坡“一切以全民的福祉與長遠發展爲主要考量”，主動解決問題，不斷在動態中調整自身的治理系統。
香港恢複秩序的深層要義在于提升港府的治理體系與治理能力
顧清揚認爲，香港的問題在于缺乏有效的、完善的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
香港回歸之後，特區政府主要的工作重點是處理與中央政府的關系，也就是處理一國兩制的關系，但是港府對香港本地重大的産業問題和社會問題缺乏有效的治理能力，體系不健全導致能力有缺陷。
以香港特首爲主的港府在重大戰略方面執行力是弱的。貧富差距、民生問題，包括住房、就業、年輕人的出路等等，這些都已經談了很多年了，但始終沒法解決。
“五十年不變”成了“五十年不管”
因爲香港本地的建制力量與既得利益群體深度綁定，而中央政府的治港系統又將“五十年不變”當成了“五十年不管”，將一國兩制理解與執行成了“消極一國兩制”。
中央怕被外界輿論說幹預香港內部管理，幹脆就由港府自由發揮。但是香港整個的治理體系中間又沒有賦予特首應有的權力，因爲香港一直保持殖民地時期遺留下來的“小政府”模式，難以發揮應有的政治作爲。
20多年來香港特區政府實際上沒有實施太多大規模的社會和經濟建設項目，這是它的主要問題之一。
中央治港當如何作爲？
保持香港的繁榮穩定當然是中央政府的責任。但如果直接治理的方式過多，不得不考慮國際社會的反應（國際社會的反應並不意味著中央一些積極主動的治港措施不好）。
中央需要與香港特區政府達到一種默契，香港的內部事務主要還是交給香港人來辦。
但是中央政府並不是放任不管，而是要幫助以香港特首爲主的特區政府，對香港的治理體系與治理能力做大刀闊斧的改革，使得特區政府更加具有協調能力、前瞻性，以及更強的公共産品的供給能力，這是香港所迫切需要的。
新加坡與香港的比較
說到治理體系與治理能力，新加坡與香港其實在很多方面比較相似，但外界的共識是，近些年來新加坡的發展，包括新加坡的治理體系與治理能力，明顯要強于香港。
值得一提的是，新加坡總理李顯龍10月6日在接受美國媒體采訪時，首次談到了對香港局勢的看法，他表示香港當前的狀況並非是中國中央政府導致的，香港特區政府需要積極解決潛在的社會問題，才有希望克服眼前的困難。
在發展經濟學的案例中，難得有這麽相像的城市經濟體。都以華人爲主體，都曾經是英國的殖民地，並都承接了英國的法制、治理框架和工作語言，都在島嶼轉口貿易的基礎上選擇了服務業爲主要的産業結構，在資源配置上，都非常強調市場的作用。
但市場不是完善的，當市場失靈的時候，政府的作用在哪裏？這就是新加坡同香港很不一樣的地方。
香港基本上是采取一種被動的策略，等待市場的自我“覺悟”。而新加坡的政府在看到市場失靈的時候，或者將要出現問題的時候，政府便進行強有力的協調、幹預，引導市場向健康方向發展。
香港應學習借鑒之處
第一點，香港應該跟新加坡學習的是，怎麽樣繼續保持市場成爲配置資源的決定性力量，讓市場做大，讓市場機制得到充分尊重，但是在這一點毫不動搖的基礎上，怎麽發揮政府超越市場、彌補市場不足的作用。
第二點，新加坡的發展比較兼顧弱勢群體。雖然新加坡貧富差距也比較大，但基本民生是有保障的，收入差距在經曆政府財政調節和再分配之後沒有香港那麽大。
在新加坡社會，普羅大衆基本的生存條件是能得到滿足的，比如說人人有自有産權的住房，幾乎人人有就業，這是弱勢群體生存的根本。同時，新加坡的醫療與教育保障基本上沒問題，不會因爲貧困而讀不了書，或者治不了病。
當就業、住房、醫療、教育這些方面弱勢群體都得到了保障，即使有顯性的收入差距問題，大家也比較可以容忍。
不管世界什麽地方，民衆的訴求實際上並不高。而香港長期忽視了民生方面的問題，社會積累的怨氣總有一天會爆發。
香港最近三四個月以來出現的各種打砸等違法行爲當然要受到譴責，但是我們不得不承認實際上大衆表現出來的是對現實生活的不滿，這也是香港此次發生混亂非常重要的導火索。
第三點，香港需要向新加坡學習的是夯實“社會資本”， 也就是社區鄰裏人與人之間的共同文化價值認可。我覺得新加坡在這方面做的算是比較有凝聚力，這就是新加坡社會爲什麽總是能保持中庸、理性、溫和的態度來處理社會問題。
香港政治治理的困境
其實這三個方面香港政府並不是沒有意識到，尤其是民生方面。
從回歸以來，首任特首董建華開始，香港政府一直在試圖推動相關的行動和計劃，比如董建華時代港府有每年修建8.5萬套公屋的計劃，但一直推行不下去。
林鄭月娥上台以後推出“明日大嶼願景”，卻在地産商與本地媒體的煽動下，遭遇市民階層的激烈反對，而他們其實會是這些計劃受益者。
在政治治理方面，新加坡完全有資格當香港的老師
新加坡采取一種全民溝通、討論的風氣。新加坡應該走向什麽類型的社會？是只追求財富快速積累，還是追求像北歐那樣的福利國家？是采取政府作用無限擴大的集權模式？還是采取民衆參與的共治模式？
這些問題在新加坡社會都進行過大討論，通過廣泛的全民溝通形成一種共識、形成共同的願景，才能在此基礎上展開行動。
任何一項重大的社會建設或者社會改造運動，都需要一個系統或者組織來完成。
在新加坡，政府一直保持前瞻性，不斷在動態地調整它的治理系統，主動解決問題，特別是在問題沒有完全出現之前來解決問題。當然，新加坡做不到盡善盡美，但總體上表現出比較主動、快速的行動能力，比較具有前瞻性的眼光與思維。
新加坡公務員可能更把自己的職業當作事業來看待，新加坡的精英普遍以能在政府裏做到處長以上的職級作爲證明自己的標准；而香港公務員可能更多把從事的職業僅僅當作“一份工”。
同時，民衆的共識、配合、理性思考與理性討論的能力也非常重要，如果民衆一討論就開始變得情緒化、過于激動或者是分成截然對立的兩個陣營，這就比較麻煩了，討論怎麽進行下去？
另外，還需要有一種領導或者領袖的魅力。什麽是領袖？領袖就是在艱難困苦、充滿矛盾的環境之下，可以看准方向並能大膽做出正確決定的人。
我覺得新加坡在一些重大關頭做的還算是不錯的，特別是李光耀時代。新加坡航空公司兩次大罷工，一次是在1980年，一次是2003年，李光耀都是以一種剛毅的態度、前瞻性的眼光處理了問題。
部分人的委屈可以坐下來商討，但是要以大局爲重，以國家長期發展爲重，不能以犧牲新加坡航空的品牌甚至新加坡的國家品牌來作爲代價，這條原則非常重要。李光耀也貫徹的非常徹底！
香港社會政治亟需深度變革
我們可以大膽假設，如果2014年香港發生占中事件後，特區政府能夠及時、有力地采取強力措施，並在此後以強力推動香港進行必要的社會政治改革，緩和社會矛盾，滿足民衆的合理需求，還會發生今年這樣更大規模、更高強度的“社會撕裂”活動嗎？！
同時，對待此次前所未有的暴亂，如果特區政府還像此前一味采取無原則、無底線地妥協、退讓態度，那香港在不遠的將來所再次爆發的動亂也必將“刷新本次暴亂的各項記錄”，這是不言而喻的！
香港的政治治理能力的相對弱化，既有曆史遺留原因，也有現實困境。若要從根本上改變香港的現狀，必然需要進行社會政治的深層次變革。同時也需要做好准備，推進此類變革必將遭遇各種挑戰，困難重重。
但不破不立，舍此一途，別無他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