萬萬沒想到，疫情相對平穩的新加坡，其”經濟病情”卻是愈發嚴重。今年一季度，新加坡GDP折合年率環比下降10.6％，創10年來最大降幅，萎縮程度遠甚于8.2％這一預期數值。而且自疫情發生以來，新加坡推出的4輪經濟援助總額已接近1000億新加坡元，爲了應對眼前日益劇增的經濟壓力，即便全球疫情尚未迎來拐點，新加坡也按下了經濟”重啓鍵”。
實際上，早在去年新加坡經濟便遭遇了急刹車，差一點就掉入技術性衰退的黑洞之中。畢竟，這個被稱爲地球上的小紅點的熱帶島國，自1965年獨立以來，僅僅用了半個世紀的時間，就克服國小民寡及資源貧乏等不利因素帶來的負面影響，取得舉世矚目的經濟成就，直接從英國殖民前哨，蛻變成經濟蓬勃發展的國際都會。
對此，國際社會對新加坡的評價是：用一代人的時間，從第三世界攀升到第一世界。甚至1995年經合組織還將新加坡劃入”發達國家”行列。那麽如今究竟是什麽原因，導致衰退陰影籠罩到新加坡這個亞洲經濟體模範生頭上？而面對新興經濟體的崛起，在亞洲先行一步的新加坡還能夠走多遠？本文將沿著新加坡55年經濟發展軌迹一路探討，嘗試找到決定新加坡經濟興衰的關鍵因素及關于其未來經濟走向的最優答案。
一、五次蛻變，星島崛起之路回顧
根據S曲線經濟成長理論，世界經濟可以粗略分爲三種形態，一是烏龜型經濟，即低水平成長經濟；二是馬型經濟，即高速成長經濟；三是大象型經濟，即成熟成長經濟。翻開新加坡的曆史冊，可以看到曆經”五次蛻變”的新加坡，其經濟增長已經進入了大象型階段。
1959-1965年，進口替代期
1824年至1959年是英國統治新加坡的時期，在這一百余年間，通過工業革命成爲世界強國的英國，急需爲該國商品尋找各大海外銷售市場；而新加坡正好處在馬六甲海峽的咽喉地帶，這是歐洲、非洲、中東、東亞、東南亞國家貿易往來的必經之地。因此，英國把新加坡當成該國轉口貿易最重要的場所。
與此同時，轉口貿易也給新加坡帶來了繁榮，到19世紀50年代，新加坡對外貿易中有90-95%屬于轉口貿易，並且連帶解決了該國70-75%的勞動力，包括其他相關産業創造出來的價值占其GDP的80-85%。
然而，這種繁榮的轉口貿易活動缺乏牢固的經濟根基，作爲短暫中轉站的新加坡如同緊張勞作的流水線操作員，日複一日等候聽令，毫無主動性。
在此情形下，1959年是一個轉折點，被譽爲”曆史上真正的巨人”的李光耀決定進行經濟改革：擺脫單一畸形的轉口貿易經濟結構，開展以工業化爲中心的經濟發展戰略，從而帶動經濟多元化；同時，新加坡采取”追隨排頭雁”策略，實行進口替代政策，對進口商品征收重稅，保護本國尚未壯大的民族企業，爲民間資本發展替代進口型工業創造條件。
就這樣，以勞動密集型的工業化爲突破口，新加坡開始走上了異常吃力的經濟轉型之路。
1966-1970年代中期，出口導向期
在第一階段成功引入勞動密集型制造業的基礎上，始終堅持對外開放的新加坡從第二階段一開始便大量吸收外資和引進技術，推動國內經濟起飛，促進資本密集型制造業。具體來看，先是向全球推銷新加坡，設立經濟發展局，以便招商引資。據了解，20世紀下旬，新加坡是發展中國家吸引外資最多的國家。
再是建立大型工業園，作爲招商引資的主載體。1968年新加坡成立裕廊工業區管理局，該管理局不僅負責管理裕廊鎮，還管理全國其他工業區。據介紹，當時裕廊工業園內就有企業3500家，爲17萬人提供就業。後是助力新加坡企業走出國門，拓展海外市場，尋找新加坡經濟騰飛的”第二雙翅膀”。
通過循序漸進的三部曲：新加坡吸收了西方的資金和先進技術，逐漸鞏固本國的經濟底盤，提升了經濟高度，並開始嘗試走出去，在經濟發展的道路上先行一步，頓時與其他亞洲國家拉開了距離。此時的新加坡，順勢進入到了資本密集型的經濟發展階段。
1970-1980年代中期，迅速增長期
經過第一階段和第二階段的摸索和積累，新加坡經濟開始進入”自然成長期”，長期保持經濟高速增長，其中1960－1984年該國GDP年均增速爲9%，成爲亞洲經濟”四小龍”之一。
在這個經濟黃金階段，新加坡采取”選贏家”策略，實行出口導向政策，著力調整經濟結構，重點發展造船、煉油等資本密集型産業；設計、信息、電腦等技術密集型産業；金融、貿易、通訊、會展、旅遊等服務業。憑借實力，到70年代末期，新加坡已經成爲世界上聞名遐爾的亞洲新興工業國，位居”亞洲四小龍”之首。
1980-1997年，産業升級期
雖說老天爺賞飯吃，但是新加坡保持經濟繁榮也離不開自己爭氣。
在新加坡成爲亞洲經濟的一條”小龍”之後，該國也遇到不少難題和挑戰。一方面西方國家經濟停滯，市場萎縮，貿易保護主義擡頭，影響了新加坡的進出口貿易；另一方面，周邊的東南亞國家也開始加速發展，推行出口導向型工業，使新加坡原有的優勢逐漸消失。
爲此，新加坡審時度勢，面對挑戰，制定新形勢下的經濟發展戰略。1979年7月，新加坡提出了新的經濟發展戰略，稱之爲”第二次工業革命”，亦稱”經濟重組戰略”。通過鼓勵科研、發展高科技工業、加強教育培訓、修改工資政策一系列措施，從勞動密集型工業進入高科技工業，即實行機械化、自動化、電腦化，向高度精密工業邁進。
1998年至今，經濟大轉型期
受1997年亞洲金融風波的影響，新加坡經濟開始從”穩定成長期”轉入”成長波動期”，GDP的增速或高或低。到了1998年，在東南亞金融危機持續惡化的情況下，新加坡經濟增長率降到1.5％，甚至還出現負增長。此外，由于新加坡勞動力成本過高等因素，許多跨國公司關閉或轉移了新加坡的工廠，著名的裕廊工業園一夜之間冒出了許多空置的廠房。
面對不斷變化的外部環境，以及新興工業國低勞動力成本的激烈競爭，2002年，新加坡開始了新一輪的經濟大轉型：以本國爲圓心，以7小時的飛行距離爲半徑，制定了”7小時經濟圈”的發展戰略”，在該經濟圈內繼續鞏固和打造若幹區域中心，即世界貿易中心、海港轉運中心、航空中心、會議中心、教育中心、醫療保健中心、國際醫藥中心、金融理財中心。
並且新加坡最先提出了具有創意的”雙邊自由貿易協定”概念，獲得WTO的高度贊賞和各國的積極相應。到目前爲止，新加坡已經和美國、中國、日本、韓國、歐盟等主要經濟強國簽訂自由貿易協定。並且在瑞士洛桑管理學院最新發布的2020年全球競爭力報告中，新加坡連續第二年排名第一，成爲全球最具競爭力經濟體。
二、創下亞洲奇迹，淺析新加坡成功之道
可以看到，通過55年的開拓，新加坡取得的成功世人矚目，但其發展也並非一帆風順、一氣呵成，而是克服了種種困難才走到今天。且新加坡之所以能夠在強手如林、日益激烈競爭的國際舞台上立于不敗之地，在較短的時期內創造世界經濟的奇迹，簡單概括不外乎有三點。
一是始終堅持對外開放，積極面對經濟全球化。
不斷前進的曆史注腳都落在一句話上：開放帶來進步，封閉必然落後。而新加坡的經濟發展之所以能夠成爲世界奇迹，正是得益于毫不動搖、一以貫之的對外開放。建國以來，沒有市場和資源的新加坡就意識到該國的經濟必須跟世界的經濟接軌，才能發展自己，在世界上立穩腳跟。因此，天生觸角靈敏的新加坡是最先主動面對和歡迎經濟全球化和跨國公司的亞洲國家之一。
例如積極引進跨國公司前來新加坡投資，包括設立工廠進行生産經營、設置研發中心進行産品創新等。到了2011年，新加坡擁有大小工業區38個，來自歐、美、日等地的7000多家跨國企業和科技夥伴在新加坡落戶，其中4000家爲區域總部，新加坡的GDP中，有42％是由跨國公司創造的。
要知道，世界沒有哪一個國家能夠把自己的命運與全世界、全人類的共同命運截然分開，合作與交流將帶來衆多的發展機遇，對抗和征服只能帶來深重的災難。在這樣的國際經濟社會背景下，一個國家的興衰成敗，很大程度上取決于能否適應世界經濟的發展變化，並在國際經濟格局中成爲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二是面向全世界吸引人才，重視發展教育事業。
在當代，人力資源已被稱爲推動經濟和社會發展的第一資源，是國家發展的源泉。而新加坡也認識到這一點，知道自己的人口總量少，本國優秀人才和頂尖人才數量十分有限，于是，一方面，建國之初就把吸引外來人才當做基本國策，千方百計從全世界吸引人才，爲各種專業、各種類型的外來人才打造卓越的工作環境和生活環境。另一方面，新加坡非常重視教育，不止是高等教育，從基礎教育開始就投入巨大。
據了解，新加坡每年在教育行業的投入占到GDP的比重達到3％-4％之多。經濟合作及發展組織曾于2015年在全球近65個國家進行一項國際學生能力評估調查，結果顯示新加坡學生的閱讀及數理能力均居全球榜首；並且同年頒布的《全球最大規模基礎教育排名》中，新加坡位排名全球第一。
換而言之，新加坡經濟與教育猶如鳥之雙翼，車之兩輪，其經濟現代化之路也是教育現代化之路。
三是市場經濟成熟度高，投資和稅收壁壘極低。
凱恩斯稱國家宏觀調控爲看得見的”左手”，亞當斯密稱市場機制爲看不見的”右手”。而新加坡高度奉行市場經濟，其市場經濟成熟度已達到相當高的程度。如：不實行金融管制；不設國家外彙管理局，不實行外彙管制；不設物價局，不實行物價管制；不實行發票管制；是世界上著名的自由港，不實行關稅管制；不實行員工最低工資管制；公司所得稅爲全球最低。
在強手如林的世界經濟舞台上，新加坡冷靜分析自己的優勢、劣勢，既眼睛向內，又眼睛向外；既立足國內，又立足國外；既注重利用內資，又注重利用外資；既充分利用市場機制這只看不見的”右手”，又有效利用政府宏觀調控這只看得見的”左手”，使新加坡經濟得以迅速崛起。
三、風光不再，新加坡經濟還能走多遠？
但是，新加坡只是一個城市型的經濟體，抵禦外部風險的能力相對也小。況且作爲一個高度依賴對外貿易的經濟體，新加坡對外貿易額是GDP的三倍，因而對外部國際環境的反應十分敏感。在此情況下，如果全球經濟與貿易打了個噴嚏，新加坡經濟往往就要”感冒”。
所以去年全球第一大經濟體挑起貿易摩擦，日韓之間的貿易爭端，英國脫歐進程跌宕起伏等不確定因素，直接拖累了新加坡制造業、出口和投資，導致2019年新加坡經濟同比增長0.7％，創下10年經濟最差表現。外界不少聲音將新加坡經濟增長刹車，歸咎于新加坡出口主導型的經濟結構。
不過，國際貿易摩擦加劇及全球市場需求減弱，確實是新加坡經濟陷入低迷的直接原因，但不是全部。關鍵原因在于兩個方面，一個是新加坡貨幣政策不夠靈活。在去年新加坡經濟呈現逐季下滑趨勢之際，新加坡卻一直保持實施了三年的貨幣緊縮政策，直到熬不住，GDP出現了負增長，新加坡金融管理局才決定放寬貨幣政策。
另一個是新加坡的制造業拖了後腿。數據顯示，2019年新加坡制造業同比萎縮了1.5%，制造業占了新加坡GDP的20%，制造業中的大頭是電子和精密工程，占比約40%。而導致新加坡電子産業萎靡的主要原因是：全球第一經濟體對其他國家的半導體企業做出限制行動，將不少企業列入其實體黑名單，這也讓新加坡與歐美日企業合辦的半導體企業陷入重圍。
雖說，新加坡經濟表現不堪樂觀，但外界都認爲新加坡極有可能會從低谷中走出來。因爲解決上述兩個關鍵問題的答案已經呼之欲出，一方面是新加坡2020年上半年將舉行大選，該國實施更積極的財政和貨幣政策的動力；另一方面，新加坡家底厚實，即便本國産業支撐力不夠，但多年來在金融資産管理及出口市場布局已積累了足夠經驗，具備一定的競爭力。
只是，這場疫情帶來的全球經濟衰退陰影，在外向型的新加坡經濟上成倍放大，而新加坡除了淡馬錫幾乎拿不出任何可以抵禦經濟危機的硬貨。並且對于服務業占經濟比重高達2/3的新加坡來說，全球貿易的長期停擺和能源價格的持續走低，不僅對新加坡服務業造成了巨大沖擊，其經濟也在較長時間裏會處于下滑區間。
對此，新加坡也是心知肚明，今年5月28日，新加坡貿易和工業部大幅下調了2020年的經濟預測，預計該國經濟今年將萎縮4.0%至7.0%。
或許我們可以根據新加坡55年經濟發展軌迹預見她今後仍然會披荊斬棘，乘風破浪，但是如李光耀先生所言：”各國之間的競爭就好象在高速公路上跑汽車。當汽車不多的時候，新加坡可以跑得很快，當大家都跑到這條路上的時候，你就不可能跑得太快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