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新加坡境內新冠疫情已進入每日兩位數的增長階段。之前新加坡政府公布，客工問題已基本解決。最新數據顯示，新加坡新冠疫情共有27名死亡病例，該病死率在全球範圍內相對較低。過去兩周，新加坡社區案例每日低于十例（不包括封閉運行的客工宿舍案例）。
教授簡介
吳木銮
吳木銮教授是新加坡國立大學李光耀公共政策學院副教授、助理院長，研究領域主要爲發展相關議題，包括公共財政、政府間關系和地方治理，承擔新加坡和香港的公共政策研究項目；同時也是歐盟關于大中華地區的咨詢專家，爲歐盟委員會及歐盟安全和防務計劃提供政策建議。
新加坡在抗疫期間，從開始的模範生，到三月底成爲重災區，之後施行了類似封城的病毒“阻斷期”措施。6月1日，病毒阻斷期結束；現已進入三階段逐步解封的第二階段。許多新冠防疫措施仍在實施，不少白領居家辦公；政府只允許五人以內的小型聚會；而出門則強調佩戴口罩。
媒體報道了新加坡政府的各類防疫對策。但較少從社區立場看待新加坡的抗疫政策。新加坡《海峽時報》最近提到許多社區和民間人士自發的抗疫措施，值得關注。比如，客工中不少人來自孟加拉國。有人在臉書上設立了專頁，幫助勞工解決實際問題。再比如，一些社會團體幫助新加坡的低收入階層，特別是居住在公租房的民衆，他們因新冠疫情可能失業。這些團體可通過各種渠道進行籌款，解決他們的生計問題。
新加坡一處客工宿舍
社區作爲城市治理的基本單元，自新冠疫情暴發以來，一直是各國政府防疫重點。作爲防疫第一線，社區在阻斷疫情傳播和維護基層社會穩定（包括情緒穩定）等方面起著重要作用。新加坡作爲人口密度較高的城市型國家，防止病毒在社區內擴散對疫情防控至關重要。
新加坡的社區管理體系，是典型的政府主導與社區高度自治相結合的模式。新加坡的社區防疫，主要通過 “政府-社區”、“政府-社區-公民”等模式進行。
政府-社區模式：基層組織與政府合力應對疫情
由于新冠肺炎波及的地域、影響的人群較爲廣泛，在政府部門整體資源有限的情況下，與基層組織的長效協作，成爲影響抗疫成效的重要因素。
“政府-社區”管理模式具有以下兩方面優勢：
一是政府充分發揮信息披露和協調調配職能，在危機管理時，迅速彙總並處理信息，爲基層組織的參與打下基礎，最終形成政社協作局面。二是基層領袖可憑借自身影響力充分發揮基層組織優勢。由于基層組織領袖多由社會各界的精英擔任，他們可進一步促使社會力量在社區管理中充分發揮作用。
這些組織之間合作頻繁，信息溝通順暢。因此，良性的政社、社社協作長期存在，危機發生時可以發揮積極作用。
以人民協會（People’s Association）爲例，在疫情期間，這些基層組織協助新加坡政府進行了3次口罩發放工作。新加坡國土面積雖小，但若沒有基層組織協助，政府要在新冠疫情下快速給家庭發放口罩，難度依舊很大。而且，新加坡政府的科技部門專門研發了一款應用程序，民衆只需輸入住址和郵政編碼，即可到人民協會授權的網點領取口罩。同時人民協會也在社區張貼宣傳單張，讓民衆可以方便“按圖索骥”找到發放點。
新冠疫情下，越來越多的人選擇呆在家中。人民協會也與一些媒體機構合作，比如人民協會的一些工作人員推出的“樂學數碼”系列活動。這些活動給民衆提供“無現金支付”和“使用智能交通應用系統”的在線教程。對年輕人來說，他們可以輕易在網上找到這些教程。但對一些老年人來說，數碼領域的操作會讓他們相當頭疼。
另外，對許多居家辦公、居家隔離的人來說，每日三餐也變得愈發重要。“疫起過生活”欄目也曾提供過相關資訊，教民衆如何改善烹饪技巧。人民協會也與政府部門合作，幫助這些人解決三餐和購買生活用品的問題。
有些居家隔離的民衆得不到親友的幫忙，因此需要基層組織介入。有趣的是，人民協會長期以來就有這樣一項基本服務：若老年人在家無法外出用餐或需自己准備三餐，人民協會可提供膳食派送服務。當然，這也可由私人公司介入，不過一些收入較低或沒有收入的民衆，居家隔離時就會受影響。因此，社區組織的介入當爲不二之選。
新冠疫情下，大多數國家都采取了封城等物理空間阻隔的方法。居家辦公和居家學習很容易讓民衆産生情緒方面的問題。比如新加坡實行阻斷措施期間，家庭暴力現象增長了30%。因此，新加坡心理學協會積極發動心理醫生給民衆提供幫助。有些心理咨詢師願以較低的價格或免費服務幫助受新冠疫情的民衆度過難關。
政府-社區-公民模式：多向溝通，信息公開透明
疫情發生時，新加坡政府通過衛生部網站、WhatsApp等社交媒體和平台及時向民衆通報實情，通過多渠道聽取民衆反饋，增強政府與民衆間的溝通。民衆可第一時間掌握確診病例涉及的活動範圍，從而采取相應防範措施，降低感染幾率。
這種頻繁的政府-社區-公民的多向溝通，可促進政府與民衆之間的同質交往。在整個社會網絡中，各方既可獲取資源，也可達成情感共鳴。
新加坡政府關于疫情的信息經常深夜發送，有些民衆認爲這是由于政府工作人員認真細致，事務繁忙所引起的；也有一些民衆認爲他們可能是對信息拿捏不准，需要層層請示，所以發送時間較遲。不過，從疫情開始至今，每天一至兩條政府資訊成爲許多新加坡人每日必讀的內容。
有趣的是，不僅是新加坡政府，專業團隊也發揮了很大作用，比如醫院和傳染病醫生也爲疫情期間的溝通工作做出了貢獻。新加坡傳染病專家與一些媒體的合作成果，特別是卡通畫，被世界衛生組織廣泛引用。
社區作爲疫情防控的主要陣地，自上要緊跟政府政策、自下要及時獲取民意。既是政府有效行爲能力的“承載者”，也是人民對政府表示信任的“傳播者”。作爲政府與公民的“中間人”，自身是否具有完善的社區治理和溝通體系，對預防突發公共衛生事件有至關重要的作用。這方面，政府-社區-公民的互動也在疫情管理中表現得淋漓盡致。
比如疫情期間，一些小道消息也在新加坡境內廣泛傳播。對此，政府必須透過社區組織，收集民衆的焦慮來源，隨後對這些信息做出及時回應。
今年4月，“阻斷器”措施實施不久，便有謠研開始擴散，稱新加坡政府會劃區而治，民衆不允許跨區活動。政府收集到信息後，及時發布澄清新聞。
另外，新加坡開始推行強制佩戴口罩的政策時，許多人也因此産生焦慮情緒。
比如，運動時是否可以不佩戴口罩？新加坡地處熱帶，若運動時佩戴口罩，可能會導致其他問題。也有一些民衆自行指責和檢舉跑步中暫時停下來且未戴口罩的民衆。
爲此，新加坡政府官員表示，有些民衆以維護秩序爲由扮演起“道德衛士”的角色；若真有民衆違法，應當使用官方渠道向政府反饋，而不是上傳到社交平台進行批鬥。
這些看似非常細微的政府-社區-公民的互動，對新加坡這個城市型國家非常重要。雖然新冠疫情仍處于嚴峻時期，但在這種政府-社區-公民的互動之下，新加坡民衆的焦慮感卻相對較低。
筆者參與的一項跨地區民意調查顯示，相比韓國、日本、台灣和香港等地區，新加坡的民衆焦慮感相對較低。這項調查在今年五月進行，而當時新加坡平均感染人數是最高的。
在良好的政社互動、政府和民衆之間互聯互通的情況下，新加坡民衆的焦慮感相對較低，也是一個值得深挖的公共管理研究課題。
文章來源：澎湃新聞，2020年8月26日，星期三
作者：李音、吳木銮
部分圖片來自網絡
本文內容來自于作者，不代表新加坡國立大學李光耀公共政策學院或其他機構組織的觀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