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9日新加坡政府再次把給本地人的育嬰補貼加碼：孩子在今年10月1日至後年9月30日出生的父母，都可獲得政府發放的3000新幣一次性育嬰補貼，以協助抵消疫情當下養兒育女的經濟負擔。
新加坡本是一個小國，人口數量不多。再加上日趨嚴重的老齡化問題，婚育問題一直以來備受政府關注。
爲了緩解這一趨勢，新加坡政從2001年開始，就出台了一系列婚育相關的補貼和稅收優惠措施。
盡管如此，新加坡人口增長仍然陷入了一個低速瓶頸。
什麽時候開始，新加坡的一個個單身男女們，喪失了結婚、生育撫養下一代的動力了呢？
01. 著急的政府
據新加坡《2019年人口簡報》的數據，新加坡新生兒出生人數從2017年的39615人下降至2018年的39039人。其中，居民出生人數（即，至少有一名父母是新加坡公民或永久居民的出生人數）也下降了1.1％。
過去五年的居民平均年出生人數，高于2009年至2013年的平均水平。新加坡居民的總生育率（TFR）從2017年的1.16下降至1.14。
與此同時，新加坡的結婚率也持續走低。2018年只有27007個婚姻登記，較2017年的28212個婚姻登記減少4.3％。
爲了扭轉這一趨勢，新加坡政府出台了一系列鼓勵生育的補貼和稅收優惠措施。其力度，應該在全世界來看都是數一數二的。
早在2001年，新加坡政府就推出結婚生育配套方案，並分別在2004年、2008年和2013年將相關的津貼不斷加碼。
在金錢補貼方面：
新加坡政府現在每年撥款20億新元用作國民的生育基金，每個家庭新出生的前兩胎嬰兒，只要是新加坡籍，便可分別獲得6000新幣的嬰兒花紅，第三和第四個孩子則可分別獲得8000新幣的嬰兒花紅。
簡言之，生的越多，政府補貼得越多。
除了生孩子有獎勵，在嬰兒出生後，政府還將爲每個孩子開設公積金保健儲蓄戶頭並存入3000新幣，可用作孩子之後看病的花銷。
此外，政府也鼓勵家長往育兒戶頭裏存入最高6000新幣封頂的儲蓄，並給予一比一的獎勵。也就是說，家長往戶頭裏存多少，政府再自掏腰包存多少，作爲孩子的教育基金。
那麽生孩子到底政府補貼多少錢呢？
據新加坡人口與人才署的統計顯示，生育兩個孩子的家庭在兩個孩子13歲以前一共可以領到折合現金16.6萬新幣（約合人民幣82.7萬元）的津貼。
直觀的數字就能看出來，新加坡政府爲了“催生”，是費勁心力。
除了金錢補貼，新加坡政府還爲了避免家庭生活與工作的沖突及保障孕媽媽的權益，出台了一系列優惠政策。
如將生育保護期延長到孕婦的整個懷孕期，延長育兒事假時限，完善領養事假等。
此外，爲了減輕新生媽媽的負擔，從2017年起，父親享有的陪産假也從一周增加到兩周。
然而，這逐漸加碼的優惠政策和育嬰補貼，似乎對提升本地生育率的效果，是微乎其微。
02. 新加坡年輕人的困境
新加坡人力部部長楊莉明在去年就表明，國人結婚生子的決定很大程度受到社會觀念和職場文化影響，無法單靠政府政策來左右。
她直接大聲疾呼，除了政府的政策，國人不妨各盡一分力，調整對生活的心態，盡量讓養兒育女成爲一個愉快，而非充滿壓力的過程。
這裏就能看出，本地生育率低，很大程度是社會大環境決定的。
有這樣一個圖，能更加直觀的展示社會中不同群體的生育傾向。
經濟水平最低的群體中，往往更傾向于生育，他們要麽沒有少生孩子/避孕的意識或條件，要麽是深信“養兒防老”之類的觀念。
而當財富水平達到一定程度的時候，養孩子也並不成爲負擔。許多豪門家族都將“人丁興旺”作爲很高的期待值之一。比如澳門賭王，就娶了4個老婆，生了17個孩子。
但問題就在于，新加坡的絕大多數單身男女們都處在脫離了赤貧，但還遠遠稱不上富的區間內，這就是爲什麽整個新加坡社會的生育率普遍降低的原因。
經濟學上講機會成本，用在這裏解釋也非常合適。在面臨多方案擇一決策時，被舍棄的選項中的最高價值者是本次決策的機會成本。
在新加坡，競爭激烈的環境導致了超長的工作時間和巨大的社會壓力。
據一份2018年9月份的調查顯示，新加坡員工平均每周工作時間爲44.9小時超過韓國和日本，位列世界第一。
這樣的環境下，養活自己就要竭盡全力了，而多一個孩子對普通的單身男女來講，無疑是是泰山壓頂般的負擔；也將産生巨大的機會成本。
舉個簡單的例子，對于大多數本地人來講，養活孩子的基本花銷不是大問題，有政府補貼，節省一點供一個孩子，一般年輕人完全做得到，但是這其中耗費的精力和時間呢？
如果還要培養一個孩子，我既要上班又要養娃，公司給我帶娃的時間嗎？
我作爲一個女性，因爲生育喪失了可能的晉升機會怎麽辦？
這一切一切都是生育的成本。
因此，新加坡的低生育率，其背後的核心問題就是，生育和撫養孩子這一選項，對于普通勞動者/工薪階層來說，機會成本太高了。
首先，對女性來說，女性從事家務勞動、撫養孩子的勞動，並不被社會承認。換句話說，盡管家務勞動也是勞動，也創造價值，但是不會有人給女性的家務勞動發錢。
美國女性社會學家沙倫·海斯（Sharon Hays）提出了一個密集型母職（intensivemothering）的觀點，認爲母愛與母親對家庭的付出，同資本主義利己價值觀是違背的。
資本主義講究用錢衡量一切，付出勞動獲取報酬，但是母親撫養子女這種人類最偉大的感情，如何用錢來衡量呢？
如果不能衡量，那就會被剔除在社會評價之外，讓偉大的母親無法獲得應有的社會地位——因爲她們無法創造肉眼可見的金錢財富。
這樣一來，尤其是在新加坡，這個本就講求“精英制度”的社會，能夠獲得高社會評價的高學曆女性，選擇不生育也是時代性的困境。
對于男性來講，也是一個道理。
當你選擇在職場投入心血，加班奮鬥，總會有金錢回報；但是如果你選擇成爲一個優秀的父親，將重心更多的回歸家庭生活，則不會有任何社會評價的提升，相反，很可能在工作中寸步難行。
生孩子有機會成本，把孩子撫養長大的機會成本就更大了。
養育孩子，從幼兒園開始養到工作，要持續教育到20-25歲。
2019年，根據經濟學人智庫最新發布的《全球生活成本調查報告》，新加坡、香港、巴黎並列成爲了全球生活成本最高的城市。可想而知，這筆養孩子的花費多麽巨大。
此外，新加坡社會裏“Kiasu”（怕輸）的文化早就滲透到方方面面，要想培養一個“精英”的花費也絕不是政府的補貼可以涵蓋的。
從小就各種補習班、興趣班、私人老師，都得安排上。再加上，市場上資源有限，大家都想讓自己的孩子成爲精英，那成爲精英的成本自然也就越來越高。
新加坡國立大學社會學助理教授穆峥表示：
”雖然政府會給補助金，公立教育也已經做得很好，但在人人力爭上遊的社會，單靠政府和學校遠遠不夠。新加坡商場裏盈利最高的，往往是各種兒童教育機構”。
我自己有兩個孩子，小的剛出生，大的上小學，在學鋼琴和畫畫，“家長們都忙得焦頭爛額”。
或許，很多新加坡的單身青年男女都有過類似的念頭：
我要保障我自己的生活水准就要拚命努力了。生了小孩，我也沒有足夠的實力給他們提供一個優越的生活，培養他們成爲“精英”，那我就不生孩子了呗。
新加坡生育率越來越低。政府很著急，出台了各種政策鼓勵生育，還不斷爲補貼加碼。
但是真的有用嗎？
就像人力部長說的，國人結婚生子的決定很大程度受到社會觀念和職場文化影響。
講道理，沒有其他條件限制，誰不想兒女繞膝、子孫滿堂，享受親情和家庭的天倫之樂？這是人的本性啊，富豪們想我們也想啊，還不是因爲日子過得太辛苦了嗎？
對于新加坡社會中相當多的普通單身男女，生孩子機會成本太高了，再怎麽鼓勵，恐怕也是杯水車薪。
要想真正改變，還得要靠整個社會觀念的轉化。
資料來源：
1. 上遊新聞：《生個孩子政府補貼多少錢？疫情期間新加坡爲鼓勵生育再加碼補貼》
2. 大浪淘沙：《我們年輕人不願意生孩子，但問題的根源不在年輕人身上》
3. 聯合早報：《職場母親的困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