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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節選自第10期《少年時·还我洁净大气》一书。
1941年12月7日，日軍突然襲擊美國太平洋艦隊基地珍珠港。在戰鬥中，美軍抓獲了戰爭中的第一個戰俘—日本海軍少尉酒卷和男。
這個因爲昏迷被俘的日本軍官讓美國人大爲頭疼。他接受過良好的教育，待人接物彬彬有禮，唯獨對活著沒有興趣，總是要求美國人給他剖腹自殺的榮譽。
這個人是不是精神有問題？
就在審問他的美軍如是思索時，戰場上的日軍讓美軍認識到酒卷只不過是那個時代普通日本人的一個典型。
實際上，日本人自己也琢磨過這個動不動就要剖腹自殺的習慣外國人可能不理解，于是在明治維新前剛開始和西方人接觸的時候，曾經讓武士表演過切腹—這當然是真的，目的是讓外國人了解日本文化。
結果把外國人嚇壞了，有位公使當場發了心髒病。外國人不明白這種殘忍的事情怎麽能和文化拉上關系，偏偏日本人認爲這種“行爲藝術”既恪守禮儀，又展現暴力，正是本國文明的一部分。
就在美國看守面對酒卷和男及其他日本戰俘一籌莫展的時候，一個長著一雙柔和大眼睛的女學者來到了關押酒卷和男的地方。
她對日本戰俘的訪問，成爲一部研究日本的重要著作的基礎，這部著作就是《菊與刀》。
寫論文寫出了世界名著
作爲研究日本的經典著作，《菊與刀》幾乎在所有關于這個國度的書目中名列前茅。談到對日本民族性的剖析，大概沒有任何一本書的影響可以與其相比。
不過，《菊與刀》本身不是作爲一本書誕生的。1941年12月7日，日本海軍將領山本五十六率六艘航空母艦組成的龐大編隊，穿越北太平洋的驚濤駭浪，突然襲擊了位于夏威夷群島的美國太平洋艦隊基地珍珠港，太平洋戰爭就此爆發。
美軍在戰爭中發現日軍的行爲十分詭異，他們在戰鬥中頑抗到底，窮凶極惡，但一旦被抓住又會立即變得俯首帖耳，仿佛換了一個人。
日本人身上這種完全矛盾的性格讓美國人摸不著頭腦，他們從沒見過如此特別的對手。
1943 年，美國戰略情報局（OSS）設立了一個“敵國風俗研究”的科目，爲專家提供經費，來分析日本人何以具有這樣的性格。如此，打仗的時候才好知己知彼。
《菊與刀》的作者，文靜而有些孤僻的女人類學家魯斯·本尼迪克特在 1945 年初被選中來負責上述項目，對于她能否取得成功，大多數同行並不樂觀。這是因 爲她此前從來沒有到過日本，也基本沒有接觸過日本人，大家不相信她能在這種條件下有所成就。
有人甚至認爲本尼迪克特進行這一研究的原因是手頭拮據，看中了豐厚的科研經費。然而本尼迪克特用實際行動證明了自己的能力。
她耐心走訪戰俘營中的日本俘虜，仔細聆聽他們的心聲，並廣泛查找、分析能夠掌握的資料，很快做出了成果。
美國人不是困惑日本人爲何在被俘前後行爲如此矛盾嗎？
本尼迪克特給出了答案：日軍在戰場上拼死作戰，很大程度上是因爲在意別人的看法；他們認爲投降是一種無法面對的丟面子的羞恥事情，所以一旦被俘，無法做一名好兵的日本兵又會努力去做一名別人眼裏的好戰俘，以獲得他人的認可，這樣他就可以有面子地活下去，否則，他們認爲自己連戰俘都做不好，同樣是羞恥的。
日本人關于“恥”的認識、極端在意他人評價的性格特征，正是後來《菊與刀》一書中的精彩篇章之一。理解了日本戰俘的這種思維方式，困擾美軍多年的問題便輕易有了答案。
寫作《菊與刀》，于本尼迪克特而言，其目的並非著重于怎樣擊敗日本，而在于揭示其民族性中糾結的善惡兩面，最終促使日本爲世界所理解，從而有助于在戰後重建一個更多“善”而少“惡”的日本。
矛盾的日本人
那麽，這本書主要講了些什麽呢？在本尼迪克特的筆下，首先充分地說明了日本人性格中矛盾的兩面性。
一方面，他們可以是文化上最內向的小資，把茶道、花道、書道等優美的藝術形式發揮到極致。他們的和服絢麗多彩，他們能生産極爲精美的瓷器，他們強調禮節和文明的態度。在某種程度上，日本是一個最爲重視禮儀的國家。
另一方面，他們又殘忍好殺，由日本人構成的法西斯軍隊是第二次世界大戰中最凶殘和缺乏軍紀的部隊，給亞洲各國帶來了深重的災難。
各國統計數據表明，日軍在戰場上因爲殺人而患上精神病的比例幾乎是當時世界各國軍隊中最低的。這顯示他們對自己在戰場上和戰場外的殘虐行爲毫無心理負罪感，似乎這一切都順理成章。
本尼迪克特把日本人這兩種矛盾的性格，分別稱爲“菊”與“刀”。
她在書中表示，日本之所以形成“菊”的文化，其“各得其所，各安其分”的思想有著很重要的作用。這一思想本尼迪克特沒能從東方角度理解，如果是中國人，便會發現這本是從中國傳到日本的儒家思想的精髓，即所謂“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表示每一個人都應該在自己的位置上恪盡職守，扮好自己的社會角色。
這一觀點在日本被廣爲接受，日本人把“在自己的位置上恪盡職守”加以發揚，變成了“把自己負責（或鑽研）的事情做到極致”。于是，無論花道還是茶道，日本人都會以百分之一百二十的認真加以完善。
在社會上，這種精神則造就了一個“匠人”的國度，讓日本的産品總是能在質量和細微的設計上具有獨到之處。
可惜，這種個性的發揚通常只限于文化領域和藝術領域，在政治等現實生活相關的領域，“刀”文化體現得更加充分。
日本的“刀”文化強調等級、殘忍和暴力。關于沾滿了血腥的“刀”文化，本尼迪克特獨辟蹊徑，沒有從武士道等表面現象開始解析，而是分析了日本與太平洋各島國的文化異同。
讀過《菊與刀》，我們會認識到日本文化中殘忍、凶狠的一面與它所在的海洋文化圈頗有關系。
海洋文化是船上人的文化。當一條船出海的時候，船長的權威是不容動搖的，因此日本文化中有推崇盲從而不主張自我思索的一面，這成爲法西斯主義在日本橫行而人們大多隨波逐流的原因之一。
而日本古代糟糕的造船技術又迫使每一個船員不得不在海上忍受長時間的艱苦生活。壓抑的環境和強烈的內部等級制度，使其將情緒宣泄的對象轉向外在—經過長期苦航之後，一旦登岸，日本船員常常會自動變成倭寇，而這並不影響他們回家後依然做一個好丈夫和好父親。
當一名船員患病時，爲了保障全體的安全，對其進行治療可能遠不如將其抛入大海更爲合理。
于是，尊重強者而不同情弱者的精神便成爲日本“刀”文化的核心。
本尼迪克特認爲，日本人的雙重性格在兒時就已經注定。她認爲，日本人兒時的生活沒有規範，沒有羞恥心，是一個可以回味的“真實的天堂”，也是孕育其“菊”文化的夢想基礎。
但上學後立刻受到嚴格的規範和自我約束，且必須“取得夥伴的認可”，壓抑造就極端，“他們的性格十分危險。如果可能，就會向對手發泄；如不可能，就向自己發泄”。
《菊與刀》用科學的方法描繪出典型的日本人形象：日本人身處嚴格的等級制之中，承擔“義務”，完成“道義”，維護“名分”，“集團主義”傾向明顯。
制約日本人行爲的道德藩籬是別人的目光，也就是“恥”。盡管本尼迪克特沒有說，但在她的筆下，那個時代的日本人幾乎都有著克隆人一般的相似。
“東京紙貴”的《菊與刀》
1945年8月15日，隨著日本天皇“鶴音”一聲，第二次世界大戰終于落下帷幕。
此時，《菊與刀》一書仍在襁褓之中，直到第二年才正式付梓。因此，這部作品並沒有爲美軍在太平洋戰爭中的作戰提供參考。
但是，這本書卻很快在日本風靡起來。日本的各個階層紛紛解囊，以一睹這本描述自己的奇書爲快。所謂“洛陽紙貴”，在日本一變而爲“東京紙貴”了。
對《菊與刀》的熱切，其實本身就反映了日本人身上“菊與刀”的性格——正因爲日本在太平洋戰爭中敗給了美國，崇拜強者的日本人立即把本尼迪克特這位美國學者的作品當作金玉之言，力求一睹爲快，想知道自己到底輸在哪裏。
日本戰敗後，一直在試圖反省失敗的原因。這期間，也曾經有一位中國人分析其戰敗原因的書深受矚目，這便是1945 年年底日本的曙出版社發行的《悲劇的日本》，這本書是以中國軍事家蔣百裏的作品《一個外國人眼裏的日本人》爲本，由山口晴康翻譯成日文後改名完成的。
1938 年去世的蔣百裏在書中已經預言了日本的失敗，並深入地分析了日本戰前政治經曆的三個階段——元老操縱期、貴族院操縱期和青年將校操縱期，從政治、經濟、思想各個方面解析了日本失敗的因果。從專業角度而言，蔣百裏的書更加准確，且在細節上較爲真實。
但是，《菊與刀》出版後，很快成爲日本人研究戰敗問題的主流作品。其原因主要有兩個方面：第一，日本在戰後爲美國占領，親美、恐美情緒嚴重，因此對于美國人的學說和作品有著天然的崇拜；第二，蔣百裏的作品雖然精准，畢竟仍然是在東方文化圈內對日本的民族性進行分析，而本尼迪克特則跳出這一現成視角，從一個完全不同的文化角度對日本做出了審視。
不管她的觀點是否完全正確，這種新穎的視角讓日本能夠從一個完全不同的角度重新審視自己。
《菊與刀》與其說是留下了一個結論，不如說是留下了一個方法。能夠從文化學角度分析一個民族的性格，以及這種性格對其在世界所處地位的影響，這是一種頗有價值的新型研究方法。
日本在戰後的成功崛起，很大程度上受《菊與刀》的影響。例如，日本的戰後教育廣泛提倡自由的方式，甚至反對在學校中鼓勵競爭，造就了一批不再推崇“刀”文化並爲之糾結的新日本人，成爲戰後日本和平發展道路的重要基礎。
看來，本尼迪克特和她的《菊與刀》在日本的影響仍然長盛不衰。作爲一本了解日本的圖書，雖然過了將近 60 年，也不能說是過時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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