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到歲末，節慶一個接一個，從聖誕到元旦，轉眼就到春節。或許是年歲增長，對過年的期盼少了許多，每到年關反而多了些倉皇，這一年都幹了啥？時間都去哪了？
想想還是小時候過年有意思，在物質貧乏的年代，對春節滿是期待，有新衣服新鞋子，有好吃的好玩的，還有紅包拿，那才真是過大年！我們家的親戚不多，大年初一通常是去三坊七巷媽媽的大舅媽家和爸爸的三舅媽家拜年，兩家在一個大院裏，與一大班同齡的孩子打打鬧鬧。到底吃了啥玩了啥，記憶已然模糊，童年的快樂總是莫名其妙的。印象深刻的是拿到的紅包被媽媽“代管”，年幼時信以爲真，待到有金錢觀念要求自理時，才知道紅包是有守恒定律的，我們收到的是父母付出的，“代管”理所當然成了“接管”。
長大的速度比想像的快得多，眨眼間角色轉換，自己成了發紅包的人——孝敬父母尊敬哥哥愛護侄女。某年看到新聞報道，談到中國的紅包地圖，福建人高居榜首，簡直不能更贊同，紅包內容已從三位數漲到四位數，好在是限量發行。初到獅城時，聽聞春節紅包只需放2元現鈔，簡直驚呆了，原來本地紅包須以數量取勝。
剛下南洋讀書時，逢年過節尤爲思親，拼了命的要返鄉過年，春節機票貴的嚇人，窮學生爲了省錢，曾經買了廉價航班到澳門，坐輪渡到深圳蛇口，再轉飛長樂機場，坐上一個多小時的機場大巴到福州，再坐計程車回到家，風塵仆仆只爲那一頓團圓飯。
工作之後，新加坡春節放假時間短，又總在學期中，很少再奔波返鄉過年，除了到斜陽道舅舅家吃個年夜飯拜個年，沒有什麽別的親戚，也懶得朋友聚會，窩在家裏遠程發紅包。若說過年有什麽講究，大概就是年前的大掃除，裏裏外外清理一遍，買盆花挂對聯裝飾一新，圖個身心暢快。
婚後多了在元旦慶賀日本“春節”的責任，每年隨著“春運”到東京，在一年的最後一天匆匆趕到公婆在橫濱的宅邸，過上三天三夜的禦正月。第一次去的時候不免思前想後：是不是要准備紅包敬老愛幼？答案是否定的。是不是要做飯洗碗展示一下中華美德？答案是否定的。是不是要備禮物串門走親戚？答案還是否定的。
過了這麽些年，確認這些意想不到的答案不是對外籍媳婦的客套，在婆婆的領地裏，我等皆是衣來伸手飯來張口的閑人。新年必修課是收閱賀年卡、12月31日的紅白歌大賽、元月2日和3日的東京箱根間往複大學驿傳競走，擇一日參拜神社——鐮倉宮、鶴岡八幡宮、森戶大明神，完成新春初詣。如此規律地年複一年，莫名生出些儀式感，大概是成熟人生的境界。
然而，無論過的是和式還是華式春節，無論是與家人還是獨自度過，年關時分總難免一番回顧一番期望，太遠的未來無法預計，來年總是要好好思量，光陰已容不得虛度，這是成年人的真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