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首次出現腳踏車，約在19世紀60年代。它出現後，本地華人如何給它命名？在各個曆史時期，它的名稱一直豐富多彩地在演變。
1892年《叻報》三輪腳踏快車。
語言的發展涉及多個方面，特別是詞語的發展，更是活躍。新加坡華語（這裏指的是華族使用的語言，而不是今天定義的與“漢語”對等的“華語”），特別是一些詞語的産生，都與華族先輩在南洋的生活和繁衍生息的曆史傳統息息相關。它成爲聯系我們文化的載體，一方面讓我們能繼承先輩的文化傳統；另一方面也將我們的文化傳遞給下一代，是真正屬于我們的社會語言遺産。
新加坡地處中西交通要道，又是英國在遠東的重要貿易埠頭，讓新加坡成爲東西文化交流的一個前沿地帶。隨著工業革命的成功，英國一躍而成爲世界第一的工業強國，新發明和新産品的不斷出現，造成空前的物質繁榮。英國的殖民統治，也給這裏帶來新的事物和新的生活方式。
新加坡華社在初遇這些新生事物時，産生怎樣的認知和如何稱呼它們，這些稱呼又如何形成新詞語的創造和發展？這裏想通過這些新詞語在本地産生的共時考察，以及對它曆時演變的動態追溯，與中國“漢語”中這些詞語的産生與演變，作一個比較和對照，從它們之間的互動，找出“新加坡華語”和“漢語”兩者的關系和相互的影響。
這裏我想用“腳踏車”在新加坡各個不同時期出現的稱呼，作爲一個考察的重點。
《現代漢語詞典》認定“自行車”才是標准詞語，“腳踏車”和“單車”被列爲“方言詞”。
我們先撇開“腳踏車”是不是“方言”的界定，回頭去看看“腳踏車”這新發明什麽時候傳入本地，我們又如何和它産生互動和給它命名，以及它在各個曆史時期豐富多彩名稱的出現和演變。
1860年代出現新加坡
溯源腳踏車的發明，應該首推法國人的貢獻。雖然最初的發明很簡單，只是在一塊木板上，首尾各架一個輪，中間安上馬鞍讓人騎坐，兩腳蹬地推動前進，人們稱呼它爲“花哨馬”（dandy horse）。
不過，由車鏈拉動的腳踏車卻是英國人創造出來的。腳踏車最初出現時，形式簡單，使用也不方便。它能發展到今天變成輕便美觀的交通工具，英國人居功至偉，這也讓英國成爲當年腳踏車制造業的先進國。
腳踏車首次出現在新加坡約在19世紀60年代，它當初的出現，也像在英國一樣，被當作一種消閑的戶外體育用具，而不是交通工具，且價格不菲，只有養優處尊的英國人才買得起。當年這種腳踏車還不是我們今天所見的那樣，而是前輪較大、後輪較小的形狀，被稱爲“two-wheel velocipede”（雙輪快足）。
翻閱當年新加坡的英文報章《每日時報》（Daily Times），就能找到一則讀者投書，聲訴一些腳踏車騎士，在馬路急速行駛時，經常會驚嚇到馬車的馬，造成意外事故。
另外，也能在當年的英文報章上，看到一小則出賣二手腳踏車的小，說明“相當新”（barely new），價格介于65至100元之間。這個價格對比當年的物價水平，是相當高的數目。從這些英文報章零星的報道，可見腳踏車在當時還只是白人小衆的玩意兒。
1890年代開始普遍
1892年11月26日《叻報》腳踏快車。內文提到“足踏自行快車”。
腳踏車大量在新加坡流行，大約是在1890年前後。這時候的腳踏車，已經具備今天所見的形態，被稱爲“safety bicycle”（安全腳踏車）。
1891年新加坡英文報章《新加坡自由報》（The Singapore Free Press and Mercantile Advertiser）在一篇題爲《腳車騎行在新加坡》（Cycling in Singapore）報道中這麽說：數月來，腳踏車在新加坡非常普遍。原因是，第一、全島有非常好以及平坦的公路；第二、國際上已經出現安全型的腳踏車。你會驚奇地發現，最近這種工具大量進口，以及普遍的被各個階層的人使用。
從這篇報道我們知道，腳踏車作爲“舊時王謝堂前燕”，已經“飛入尋常百姓家”。腳踏車不再是白人獨寵的消閑體育工具，而轉變成各民族普通百姓賴以謀生的日常交通工具。
當年新加坡進口的腳踏車，主要以英國貨爲主，其中銷量最大、口碑最好的是英國制造的“禮裏”牌（Raleigh，中國稱爲“蘭令”）腳踏車，它的商標有一個鳳頭，也被稱爲“鳳頭牌”腳踏車，直到今天仍舊是腳踏車的著名品牌。
當年腳踏車的進口代理商主要是洋行，如實得力公司（Straits Cycle Agency）代理“禮裏”牌腳踏車，其他還有然裏直公司（John Little & Co.）、來裏亞兀禮付公司（Riley Hargreaves & Co.）等。
1890年代的“腳踏快車”
新加坡華社與腳踏車的初遇是在1860年代，當時華人怎麽稱呼這個新奇的工具，很遺憾地沒留下一丁點文獻記錄，我們無法憑空想像。
二三十年後的1890年代，迎來腳踏車在新加坡出現的普及熱潮。幸好這時新加坡華社已經有了自己的華文報章，也就是1881年創刊的《叻報》，才得以留下寶貴的文獻記錄。從當年《叻報》的中，我們可以看到腳踏車當年被稱爲“腳踏快車”。
當年我們南洋華族先輩已經能夠根據新工具的外觀、使用的功能和操作的方式，給它取個符合華人口語習慣和認知的名稱，而不是采用方便的音譯法，稱它爲“拜西卡”（bicycle），或者是“瓦鑼西皮特”（velocipede）。“腳踏快車”易懂，一聽就知道是靠腳力踏動驅行的車；後者難明，而且拗口。
根據《叻報》的，我們知道當年的腳踏車有兩輪或三輪兩種型式，我們分別在“腳踏快車”前加上“雙輪”或“三輪”的量詞來稱呼它們。“三輪腳踏快車”在疾行轉彎時，容易發生翻車意外，因此逐漸淡出而不再流行。
1910年代的“腳踏車”
1900年2月10日《叻報》足踏快車。
1910年代新加坡腳踏車的代理商增加，腳踏車進口的來源國也呈多元化，從原先的英國，發展到美國、法國、德國等國家。
從這時期的報章中，我們看到腳踏車的價格進一步下降，大約介于55元到90元之間，造成銷路激增。腳踏車這時也因應使用者的不同需求，分別生産不同功能的款式：比如專供婦女和兒童使用，中間不加橫杆的腳踏車；專供競技賽車者使用的體育消閑腳踏車；以及作爲日常交通工具的普通腳踏車。
從《叻報》的用語我們知道，這時（1910年）腳踏車已經被稱爲“足踏快車”。由“腳踏快車”這個比較民間口語化的名稱，過渡到比較書面語的“足踏快車”，相信是報館文人的改造。
從稍後1912年的報章，我們看到“腳踏車”這個名稱開始出現。“腳踏車”這個沿用至今的詞語，顯然是脫胎于“腳踏快車”，它從“四音節詞”轉變成“三音節詞”，是語言發展的趨勢。
專供競技賽車用途的消閑腳踏車，並未出現在華文報章的上，只出現在英文報章的上，它被稱爲“racer”或“roadster”，主要原因是因爲價格較高，也不符合當年華人的消費習慣，因此我們也看不到華人給它命名。
“腳車”與“自由足踏車”
1950年11月29日《南洋商報》一家腳車行的腳踏車。
與此同時，華文報章的開始出現“腳車”這個稱呼。“腳車”這詞語明顯是從“腳踏車”簡約化演變而成。
漢語是采用“騎”這個動詞來表達使用腳踏車這個動作，新加坡華語則是采用“踏”作爲動詞來表達。因此在說到“騎腳踏車”時，則說“踏腳踏車”，言者覺得拗口，聽者也感覺不順耳，很自然地就會選擇用“踏腳車”來表達。如此一來，不但順口也簡單明了。在日常口語對話中，“腳車”這個簡約化的詞語于焉産生。
與“腳車”出現的時間差不多同時，報章上我們還看到“自由足踏車”的用法。“自由足踏車”相較于其他同時期的腳踏車的稱呼，書面語味道較濃，應該也是報館文人在“足踏車”這個詞語的基礎上改造而成。前面加上修飾語“自由”是爲了表達它不是外力驅動的，與同時期開始引進，用機器驅動的第一代“摩打腳車”（摩托單車，英語“motorcycle”）有所分別。
新加坡華社在初遇腳踏車時，給它的稱呼不一而足，呈現一種百花齊放的勢態，不過細分起來可以看出兩條脈絡：
一是出自民間口語，如“腳踏快車”“腳踏車”“腳車”；
二是出自文人改造，如“足踏快車”“自由足踏車”。
“腳踏車”和“腳車”使用率高
進入20世紀二三十年代，新加坡腳踏車的使用進入繁盛期，根據報章資料市面上腳踏車數量已經超過一萬輛。由于數量劇增，造成不少交通事故，因此新加坡市議會提議立法發牌照，向腳踏車擁有者每年征稅一元，以便實施管控。
進入腳踏車的繁盛期，新加坡華社在與腳踏車的頻密接觸下，又會擦出什麽樣的火花？我們嘗試從1920至1935年的華文報章的新聞和來做一番考察。
新加坡這個時期主要的華文報章是《南洋商報》和《星洲日報》，我主要是借助這兩大華文報的資料來作討論。
首先我們發現，前期産生的詞語中，“腳踏車”和“腳車”逐漸站穩腳步，成爲兩大報章使用頻率最高的字眼。其他比如“腳踏快車”、“足踏快車”以及“自由足踏車”逐漸被淘汰，在報紙上再也看不到。
“自由車”與“自轉車”
日占時期的自轉車登記證。
在“腳踏車”和“腳車”各領風騷的局面下，我們也看到一些新詞語冒出頭來。在1921年的報紙上，“自由車”這個詞語開始在新聞報道中出現，不過使用頻率不高。
“自由車”這個新詞明顯是來自于“自由足踏車”的演化，在1925年倡議組織的新加坡腳踏車商會，采用的正式華文名稱是“新加坡自由車商公會”（Singapore Bicycle Dealers Association）。當年這個公會擁有100多個商家會員，大部分是屬于分銷商的華商。讓我不解的是這些華商舍棄較流行的“腳踏車”這個用語，而是采用較少用的詞語“自由車”，或許他們覺得“自由車”比之“腳踏車”來得文雅吧。
1924年《南洋商報》報道日本腳踏車選手來新加坡參賽的新聞時，首次看到“自轉車”這個名稱出現。
“自轉車”顯然直接從日本詞語“自転車”移植而來，在報紙上出現的頻率不高。不過，在1942至1945年日占時期，在官方主導下才比較通行，尤其在官方文件上。
“單車”與“鐵馬”
1925年我們看到相繼幾個新詞出現：“自行車”“腳踏單車”和“單車”。
“自行車”這個詞語，雖然之前曾出現在明末士人王征的《遠西奇器圖說要最》這部書中，不過它是另有所指，而且這部書流行不廣，“自行車”這個詞當時也鮮爲人知。我想它再次的出現，純屬偶合。“自行車”的出現，日源外來詞“自轉車”就被取而代之。
“單車”今天通行在粵、港地區。我們知道，在英語裏汽車被稱爲雙輪迹車（double-track vehicle），腳踏車和摩托單車則被稱爲單輪迹車（single-track vehicle）。
“單車”也許是“單輪迹車”的簡稱。摩托單車面市後，爲了有別于“摩托單車”，遂出現““腳踏單車”的用詞。“腳踏單車”在使用中縮減音節而成“單車”，並在後來穩固成爲專指“腳踏車”的新詞。
1935年，我們在報章的文藝作品中首次看到用“鐵馬”來指稱腳踏車。“鐵馬”不是新詞語，它出自于古代的成語“金戈鐵馬”，原來是比喻戰爭，或者形容戰士持槍馳馬的雄姿。愛掉書袋的文人借用它來形容“騎腳車”，舊詞賦予新義，也甚爲妥切。“鐵馬”文藝腔濃，只能存活在文學創作或莘莘學子的作文上，並沒有成爲民間日常用語。
“腳踏車”和“腳車”脫穎而出
腳踏車在新加坡出現，經過100多年與華社的親密接觸，在各個曆史時期出現各種不同的名稱，五花八門，有些只是昙花一現，有些經曆時間的考驗，最後沉澱爲新加坡固定的華語詞語。
二戰後的新加坡華社，“腳踏車”和“腳車”並用，無論作爲書面語出現在華文報章上，或者作爲口語出現在民間交流上，這兩個詞語都得到廣泛認同和使用。
新加坡華社主要是由閩粵地區華人移民組成，閩粵文化成爲新加坡華族文化構成的主要社會基礎。“腳踏車”和“腳車”最終能脫穎而出，並不是偶然的，首先它必須符合當地華族社會的口語習慣；其次它必須由繁化簡容易上口，才能廣爲大家接受。
“自行車”在新中國成立後，被欽定爲漢語的標准詞語。它雖然挾其官方地位，依然不能在新加坡華社站穩腳跟，其主要原因就是詞語與社會生活的關系密切，以及因地域使用習慣不同，而産生揮之不去的曆史情感。
腳踏車在中國
腳踏車在華語的原鄉中國，又是經曆一個怎麽樣的被認識、被命名的曆程？
根據文獻資料，中國人與腳踏車的初遇發生在清末，1865年清朝總理衙門派斌樁及同文館學生張德彜等前往西方諸國訪問。
在他返國後所寫的《乘槎筆記》中，描述他在巴黎街頭看到新奇器械，不過只說明其外觀和特點，並沒給它命名。反觀隨行的張德彜，在其所著的《航海述奇》中這麽說：
見遊人有騎兩輪自行車者，西名威婁希北達。
“威婁希北達”顯然是英文velocipede的音譯。從這段敘述來判斷，其所說的兩輪自行車，也不是在爲它命名，而是描繪腳踏車的外觀和運作的功能。
自此之後，雖然一些有關腳踏車的不同名稱零星出現在文獻上，比如“自行車”（1870年《中國教會新報》）；“腳踏車”“雙輪踏車”（1876年《格物彙編》）；“自轉車”（1917年《清稗略鈔》）等。不過，這些腳踏車詞語的出現，主要在于介紹國外的新器具，而不是說明腳踏車在中國使用的實況。
有關腳踏車在中國出現的報道，則是登載在《點石齋畫報》（1884-1898）上，以圖配文的方式，在一則題爲《賽腳踏車》的報道這麽描述：
腳踏車，一代步之器也……前年海上尚不多見，至近年來始盛行之。
從這則報道得知，腳踏車在上海流行始于1880年代，從畫面來看，使用者還是以洋人爲主。另一則腳踏車的報道則遲至1910年代才出現在《圖畫日報》（1909-1910）上，從畫面上看騎車者清一色是滬上的名媛。可見即使貴爲十裏洋場的上海的當年，腳踏車還沒進入“尋常百姓家”，成爲普羅大衆日常使用的交通工具。
從1880年至新中國成立，上海的報章雜志多數采用“腳踏車”，在當年著名的《良友》畫報和《美術生活》等雜志上，經常會看到有關腳踏車競賽的圖文報道。“自行車”則多數出現在北京的報章雜志上，或者是北方文人的作品中。
因地域不同各自精彩
腳踏車被引進新加坡和中國的曆史，存在著孰先孰後的問題。腳踏車在兩地的各種名稱的出現和變化，也因此存在著兩條途徑，而不是單方向一方輸出一方接受的過程。由此而衍生的新詞語的産生和發展，因地域的不同也各有各的精彩。
上面羅列兩地在不同時間出現腳踏車不同的指稱，很好地說明這點。在詞語發展的兩條途徑上，作爲區域華語的新加坡華語詞彙，有些是從漢語原鄉的直接輸入；有些則是本地因社會生活的不同而産生。
兩地因地域的不同、社會生活的差異，形成兩地詞語之間的碰撞和互動，其中有交集，也有變異。要進一步分析它們之間的主從關系，或者在兩地詞語演變中各自的比重，到底是漢語原鄉給予的影響較大，還是新加坡以區域華語的身份反哺的成分較多？一時也難以下結論，這有待文獻資料的進一步發掘來決定。
文／圖：林恩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