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著名曆史學家余英時今年8月1日去世，享年91歲，各界人士紛紛表達哀悼和緬懷。他一生致力于文化史研究，有“21世紀史學泰鬥”之稱。
新加坡作家何華著文一篇，細數了余英時父子與新加坡的淵源。本文寫于2015年。
何華本科畢業于複旦大學中文系，碩士畢業于新加坡國立大學中文系。著有散文集《因見秋風起》《試遣愚衷》《買金的撞著賣金的》《老春水》《一瓢飲》《南洋滋味》等。
當代學者余英時，地位崇高、名滿天下。相比之下，知道他父親余協中先生的人就不太多了。余氏父子和星洲各有一段因緣。余英時在1987年《遠見》雜志訪談中提到：“我的父親余協中曾擔任過新加坡以前南洋大學曆史系系主任，他曾寫過一本《西洋通史》，一九五六到一九六二年之間先後兩次來南大執教。我因爲一九五五年去美國，所以兩次都沒有跟著來。”1956年，南洋大學曆史專業與地理專業合爲一個系，簡稱史地系；1962年，獨立成曆史系（另設有地理系）。余協中兩次來南大，都任教授兼系主任。 
（余英時）我對余協中在南大的經曆很好奇，卻找不到頭緒。經王如明先生“點撥”，我聯系上第一屆南大生、曆史學者崔貴強先生，向他請教，果然找對人了，崔先生告訴我：“余協中教我們《中國通史》和《西洋通史》，口才不錯。他當時和另一位老師賀師俊關系蠻好。”賀師俊教授，出身清華，是國學大師梁啓超和陳漢章的學生。清華畢業後，負笈法國巴黎大學，初攻法國革命史，後以研究《儒林外史》獲得博士學位。余協中和他談得來，大概兩人的學術背景較接近。崔先生接著說，余老師和學生的關系不是太好，“他是親台灣的”。當時南大學生較左傾，似乎也不太喜歡他，並向他建議請頗受學生愛戴的華僑中學的陳仰成老師來南大教課，他很生氣，覺得請誰教書不是你們學生的事。崔先生還提到一件“趣事”：余先生選了一篇曆史典籍，讓學生斷句標點。調皮的學生，找到已經有標點的書本，叫學校裏的印度裔或馬來裔保安，照葫蘆畫瓢，替他們完成作業。“句讀”，很考基本功，余先生的初衷當然是好的，因爲和學生關系不融洽，學生就用這樣的方式作弄一下余先生。崔先生談到這件事，仍舊覺得很開心，他說當時在南大校園“傳爲美談”。關于余協中在南大的情況，從蘇慶彬《七十雜憶：從香港淪陷到新亞書院的歲月》一書，也可以得到某些印證。蘇慶彬在書裏寫了“余協中老師”一節：“余老師個子高大而健碩，講課時聲音非常洪亮。他所講的普通話，除曾克耑、張丕介老師之外，也是較易聽的一位了。所以廣東籍同學聽課都沒有大問題。可惜他任教一年後，便應聘到南洋大學去了。不久，余老師再回到新亞，……他談到南洋大學的學生，有許多是左傾的，膽子也很大，對新到任的老師，開宗明義直接地問老師：‘你對共産黨的觀感如何？’”余協中的政治傾向和當時南洋大學的政治大環境格格不入。史學家許雲樵先生1957年被聘爲南洋大學史地系副教授，開設了《東南亞史》《馬來亞史》等課程。1961年，許雲樵先生離開南大。從時間上看，許余兩位先生極有可能有些交往，希望對此有興趣者可試試挖掘。 
余協中在南大的事迹，還有很多值得探索研究的。其實，當時的南洋大學，有不少著名學者和作家前來執教，包括淩叔華、潘重規、佘雪曼、韓素音、黃勖吾、劉太希、王叔岷、張瘦石、蘇雪林等，這些南來學者或“匆匆過客”構成南洋文化史的一部分。父親的思想或許也會影響兒子余英時吧？余英時先生的學術成就獨步當代，是繼陳寅恪、錢穆、錢锺書之後最重要的學者，但他的政治立場一直不變。1978年，他曾回大陸考察。在談起那次經曆時說：“那根本不是人能住的社會。人與人之間只有利害關系，只有計算，到處是政治挂帥。所以我不覺得那是回到中國。我回來之後，有幾個月都精神不振。我知道的中國文化已經沒有了。從那以後，我覺得那不是我的故國了。”我認識一位文化界的長輩，他說余英時的學問好得不得了，學貫中西，打通古今，但總覺得哪裏缺了一點，他也不明說。我們知道中國文學史上最偉大的作家譬如屈原、杜甫，都有家國情懷，文學、史學、哲學，歸根結蒂是人學。你是什麽樣的人，就做什麽樣的學問，寫什麽樣的文章。北京官方一直試圖轉達希望余英時再回國看看的願望，還組織了一個安徽代表團（余是安徽潛山人）赴美溝通，結果被余英時一句“我沒有鄉愁”擋了回去。余英時先生也夠“絕”的。這位夠絕的人，與新加坡也有一段緣。上世紀八十年代，在李光耀和吳慶瑞的推動下，新加坡大張旗鼓實施儒家治國政策。中學設立儒家倫理課程；邀請海外儒家學者訪新；發動報紙、電台、電視台，在全國範圍內展開儒家思想與現代社會的廣泛討論。就是在這樣的形勢下，余先生被聘爲新加坡課程發展署儒家倫理編寫組的海外顧問，以及新成立的東亞哲學研究所海外董事，每半年總要來新加坡一次，指導編寫儒家倫理教科書，並參加研究所董事會議。 
據呂武吉教授回憶：“我在國立新加坡大學哲學系執教之余，忝爲儒家倫理編寫組本地顧問，有機會常在公私場合接觸到余先生。——余先生在新加坡經常是達官顯要的座上客，而我們編寫組幾位潮州籍組員好幾次請他去潮州小攤子吃飯，在熱帶氣候的中午，大家坐在硬板凳上，夾在販夫走卒之間，吃得滿頭大汗，他依舊談笑風生，似乎不覺得和赴國宴有什麽不同。”看來，余先生倒是隨和自然，也懂得市井生活之趣味，這一點令人敬佩。1988年，在新加坡舉行的“儒學發展的問題與前景”國際學術研討會上，余英時提出“儒學遊魂”說，頗獲認同。儒學遊魂說的相關著作，後來由潘國駒教授主持的世界科技出版公司屬下“八方文化”出版，書名爲《現代儒學論》。
去年（2014年）余英時獲首屆“唐獎”漢學獎，親自赴台領獎，潘國駒教授有意邀請他順道訪新，遺憾，未能如願。當年和余英時一起受到新加坡政府禮聘的杜維明教授，這些年來一直是新加坡的常客。倒是余先生很多年沒有來新加坡了，我們期盼他再訪星洲。（寫于2015年） 李光耀先生2015年3月23日去世後，“八方文化”出版了一本紀念集《學者談李光耀》，總編輯潘國駒教授給余先生發去傳真，征得先生同意收入根據他的錄音整理的文章《李光耀的治國理念》。余先生2015年5月14日傳真回複潘教授，同意收入。 
（余英時先生親筆信）（2021年8月6日 何華補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