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孫長忠 肖宇
目前，疫情下的特殊春節假期正漸次進入尾聲，防控工作進入關鍵階段，經濟、民生等現實問題更加凸顯。圍繞疫情的經濟影響和對策，國內外研究機構、研究人員紛紛發表見解，提出建議，國家有關部門也及時出台政策，予以應對。應該說，對疫情的確切經濟影響，現在定論爲時尚早，但有一點可以肯定而且也是共識，那就是至少短期增長將明顯受挫。著眼于今年全年的經濟增速，回想前一段一些經濟學家的爭論，我們認爲保6已經是不必要、不可能的了。可以說是“事後諸葛亮”（當然也不完全是事後），但也可以暫時抛開疫情因素，單就中國經濟自身本來面目予以辨析（也確實是筆者此前的思考），並在此基礎上，結合當前疫情因素加以考察。
一、保6是否具有必要性
2020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和“十三五”規劃收官之年，按照既定目標，這要求“實現國內生産總值和城鄉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有分析人士認爲，如果要實現這一目標，那麽2019—2020年中國GDP需年均增長6.2%。考慮到統計偏差，根據第四次經濟普查結果修訂後的2018年數據，以2019年實際增速達到6.1%計算，則2020年增速達5.6%即可實現。
保6論者強調的一個主要論據，就是增速低于6會導致悲觀預期，進而抑制投資、消費，造成惡性循環。這個考慮不無道理，預期和信心確實很重要，但對預期本身及其影響因素，不能簡單一概而論，需要具體分析：
首先，是誰的預期和信心對經濟影響最大？很顯然，由于中國民營經濟的“56789”（即民營企業貢獻了中國50%以上的稅收、60%以上的 GDP、70%以上的技術創新成果、80%以上的城鎮勞動就業、90%以上的企業數量），經濟活力主要源于民營經濟，民營企業家的預期和信心直接關乎經濟增長。
其次，是什麽因素對民營企業家預期和信心影響最大？很顯然，這個因素不是GDP增速的具體數字，而是營商環境，特別是安全感、穩定感。長期以來民營企業事實上的相對弱勢地位，2018年出現的“離場論”等論調，都對民營企業家的安全感和穩定感造成了消極影響。對此，中央及時否定了有關論調，專門召開座談會給民營企業家吃了定心丸，也出台了一系列支持民營經濟的政策措施（前不久又出台了28條）。這些問題解決了，增速不保6，預期和信心乃至整個經濟也會大大改善。
最後，是什麽後果嚴重到非要保6？應該看到，從橫向國際對比來看，5到6之間也算是比較高的增速了，低于6也不會是災難，而且中國經濟內在韌性強，回旋空間大，新興機會多，“東方不亮西方亮，黑了南方有北方”，不保6也不至于太差。對此，大可不必杞人憂天。
二、保6是否具有可能性
保不保6，大家爭論的一個焦點是潛在增長率，但大都認爲這個指標計算方法多樣，計算結果偏差大，甚至連概念本身都沒法說清楚，于是就認爲沒什麽可采信的，就沒必要考慮，就可以按照“需要”來確定增長率。潛在增長率固然不能精確計算，但也有個大致範圍和基本遵循，並非漫無邊際、無所適從。事實上，已經有經濟學家及其團隊對此作了比較紮實、深入的研究，有了相對比較可信的結論。比如，清華大學白重恩教授及其團隊就全面考察了中國潛在增長率的幾種計算方法，並從勞動生産率和勞動力變化兩個角度來預測中國經濟的潛在增長率。在經由分析國際數據發現勞動生産率潛在增速呈下降趨勢和由人口老齡化導致勞動力增長率逐年下降的基礎上，他們計算得出中國經濟的潛在增長率將逐漸下降：2016—2020年間降至6.28%左右、2021—2025年間降至5.57%左右，此後也將繼續逐步下降。這就意味著中國經濟從高速增長轉換爲中高速增長直至低速增長，將成爲客觀規律和必然趨勢。這個研究是在四五年前開展的，其結論與近幾年實際經濟增長較好吻合。無獨有偶，劉世錦最近也組織了一個團隊研究潛在增長率問題，他們計算2020至2025年中國潛在增長率基本上都在5%到6%之間，今後也將在6%以下。
當前很多保6的觀點，是基于“中國發展的問題需要在發展中才能解決”這樣一個樸素的邏輯。白重恩教授和劉世錦教授從實證角度的分析爲我們打開了觀察這一問題的另外一扇窗戶。但是，發達國家的經驗和經濟規律告訴我們，抛開其他暫且不論，單就基數已經很大而且越來越大（現在中國一年要增加一個中等國家的GDP）而言，經濟增速下降到6%以下是確定的，遲早要來的，不以人們主觀意志爲轉移的。現在看來，受這次疫情影響，這將不幸地發生在今年。早在疫情發生之前的歲末年初，國內外不少機構就預測中國經濟2020年增速將低于6%；從去年12月16日新聞發布會上國家統計局發言人的回答看，官方對2020年破6也是有所准備的。彭博亞洲首席經濟學家舒暢、歐洲首席經濟學家Jamie Rush和首席經濟學家歐樂鷹最新撰文稱，疫情將使2020年GDP增速保持在5.7%，低于2019年的6.1%，比彭博經濟研究在疫情爆發前預測的5.9%低0.2個百分點。
三、改革是否具有有效性
面對當前疫情下經濟發展面臨的嚴峻形勢，出台緊急應對措施十分必要，其中有的政策措施也可以經評估論證後轉爲改革措施，予以制度化、機制化。但從中長期比如全年看，則沒必要刻意追求某個具體速度。如果這樣，加大刺激力度當然也能夠，但殷鑒不遠，其負面後果更加難以消化，而且目前政策已經比較寬松了，總體上並不太缺錢，主要是貨幣傳導機制有問題。作爲刺激經濟的主戰場，政府主導的基建投資效率不高，在已經超過實際需求的情況下，對拉動經濟的邊際效應已經明顯減小，大量投資對短期內提升GDP作用明顯，但對擴大就業作用不大，也無從改善整個經濟結構和經濟質量，甚至還有負作用。而中國經濟要實現高質量發展，意味著數量和速度已經不是頭等重要了，就業等民生問題及結構問題才更重要（去年底國務院專門發文部署穩就業工作）。這些問題的根本解決，最終還是要靠深化改革。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也對2020年深化經濟體制改革提出了要求。中國改革雖然經過了41年，但仍有較大空間，改革釋放的活力無疑大大有利于經濟發展，但需要或長或短的過程。比如有經濟學家提到，真正把民企與國企平等，會迸發出多大的生産力，這當然激動人心，但正如前面論及的，真正做到競爭中性至少在短期內不是件容易的事。近期還有文章稱，市場化程度越高，經濟越發達，經濟增速越高，並以中國當初改革爲例，說通過改革提高市場化程度，可以提高經濟增速，還說認爲改革會犧牲短期經濟增速是“經濟學範式”出了問題。這個說法，恰恰是自己的“經濟學範式”出了問題，因爲這個說法忽略了發展的階段問題、改革的階段問題，更是不懂市場化程度對經濟發展的真正意義所在。市場化程度對經濟發展的意義，主要是在資源配置的效率及經濟發展的公平性、均衡性和質量，而並不必然意味著速度，至少不是簡單直接相關。當年蘇聯計劃經濟的速度就大大超過了歐美，而發達國家當今的速度又是多少，很高嗎？改革也是同樣道理，改革初期沖破牢牢束縛，解放生産力，經濟基數又很低（國民經濟到了崩潰邊緣），市場化程度提高的邊際效應巨大，可到了後來，改革進入不同階段，效果也就不同了。可以說，改革到了今天，邊際難度和邊際成本都更大了，特別是結構調整，必然帶來陣痛，甚至在一定程度上抵消和沖擊經濟增長。任何改革都是有成本和代價的；改革促進長期增長，認爲短期內與增長沒有矛盾只是一廂情願的“烏托邦”想法。對此，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提出：“要堅持穩字當頭……在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上持續用力，確保經濟實現量的合理增長和質的穩步提升。”需要說明的是，“量的合理增長”未必就是要保6，5.7、5.8、5.9也是符合的。後來余永定老師本人也這樣回應，“6%只是當前中國經濟增速的一個代名詞。”
冬去春來，惟（危）有新機。疫情突發陡生困局，倒逼改革恰逢其時。回想當年，中國經濟增速下降到8和下降到7的時候，都曾引發擔憂和爭論，後來也都適應了，也沒什麽大不了，今後下降到6也是同樣。爲此，建議好好利用這次機會，在3月召開的全國“兩會”《政府工作報告》中，把2020年經濟增長目標靈活設定爲“5.5%到6%之間”。當然，最理想的是幹脆不設目標，而是通過深化改革，完善市場經濟體制機制，讓經濟自身內生性自然均衡發展，從而增強造血功能，增強免疫力，更好抵禦各類病毒侵襲。
作者簡介：
1. 孫長忠，清華大學全球私募股權研究院研究員，宇視科技（uniview）首席經濟學家；
2. 肖 宇，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經濟學博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