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前外長楊榮文接受《聯合早報》專訪，暢談中共建黨百年，中共的成就以及中美關系等國際熱點課題。（邝啓聰攝）
作者：韓詠紅
觀察中國共産黨，不能脫離觀察中國革命的曆史視角，而在新加坡前外長楊榮文眼中，中國革命是人類曆史上最偉大的革命。
臨近七一中共建黨百年，楊榮文接受《聯合早報》采訪時說：“紀念中國共産黨的100年，我們是在標記中華民族邁向共和國曆程中的一個裏程碑。”
早前曾作爲外交部長穿梭在區域與世界各國之間，楊榮文在10年前淡出政壇後仍持續從多維度觀察中國。上個月卸下香港嘉裏集團高級顧問職務後，他目前是李光耀公共政策學院的訪問學者。
受訪時，他提到上網看了央視的黨慶電視劇《覺醒年代》。他娓娓解釋，中華文明在2000年的曆史長河裏，形成非常深厚的文化。因此，當中國人在清朝末年決心推翻2000年的帝制建立共和時，付出了巨大的努力。《覺醒年代》反映的就是，在辛亥革命、新文化運動和五四運動後，中國內部出現了激烈的辯論，最終誕生中國共産黨。作爲共和國，中國只有110年，從1911年一直到文化大革命，中國人在思想上經曆了持續的革命過程。
他認爲，像中國這樣巨大的國家，一人一票制是一種夢想，國家需要務實做法來凝聚人民的創造力、能量和團結，土地革命就成了中國革命中極爲重要的一環，中共又在土地革命中扮演了關鍵的角色。
杭州一處草坪上，用花卉拼出的“建黨100周年”大字迎接這個紀念日。（法新社）
土地收歸集體成就今日中國
楊榮文以身邊觀察到的故事舉例說，1983年他到中國潮安探訪外祖父母時，外祖父屋裏天花板下有個用來儲藏舊契約的小房間，如今已不存放東西，因爲文革時祖父將契約全燒了。
楊榮文解讀：這說明，到上世紀六七十年代，有很多人仍希望能取回原有土地和財産，直到文革時期，因爲擔心惹禍上身才燒毀。
他說：“所以，雖然文革是瘋狂的、對數百萬人做了可怕的事，但文革清除了土地上的一切産權，之後産權都收歸集體。今天的中國，如果要建一座新城、隧道、橋、碼頭，它都可以做到，而在其他國家由于涉及産權的問題，過程就非常複雜。中國共産黨將土地收歸集體，成就了今天的中國。”
中國革命的另一關鍵成就是改變了婦女的地位，中國確定了一夫一妻制與男女平等的地位，結果中國女性可能是亞洲各國中地位最高的。
楊榮文形容，中國革命一波接著一波地延續著，誰該領導人民找尋前路呢？西方的制度在中國、在亞洲許多地方都行不通，中國的道路需要中共尋找，而又因爲中國體量巨大，革命之路充滿曲折，他看到大成就接著大錯誤、大成就再接著大錯誤，但始終在學習與尋找道路。
他坦言，打造中共的統治合法性是非常大的問題，中共今天號稱有9000萬黨員，但質比量重要。
“如果你心術不正，黨籍就是負值，而不是正面價值。這是爲什麽2012年的中共十八大如此重要。習近平接任總書記後，他說如果不制止腐敗，最終必然會亡黨亡國，因爲這涉及了合法性的問題，如果你腐敗了，你就不是爲人民服務。”
人際關系易生腐敗 中國自古都在面對
“習總書記自2013年以來在反腐方面取得的成就，是讓人令人驚歎的，沒有人會相信到他能做到這麽多，但即使如此，腐敗也只是杜絕了一半，因爲在華人社會裏腐敗極難根除。”
他分析說，中國是一個由人際關系網絡組成的社會，“禮物”是用來表達“禮”，而“禮”表達的正是人際關系。就像過年時，華族的母親得用心准備紅包給親朋戚友，並且問孩子“誰誰誰給了你多少紅包錢？”，大家腦中就形成一個人際關系網絡，這個思維本身就可能導致腐敗，自古至今中國都面對腐敗的問題，所以才會把反腐的希望，寄托在人格化的“包公”身上。
他進一步闡述，也許大數據或數碼人民幣可以用來防治腐敗，但這也只能在未來試驗，而且每個方案都會産生新的問題。
他說：“所以你問我中共的未來，回答就是過去100年取得了巨大成就，但未來依然充滿挑戰，需要一個非常有活力、非常貼近民生和非常開放的執政黨。”
從曆史展望未來，楊榮文指出，馬克思主義進入中國後實現了中國化；未來不論是民主、社會主義或哪種意識形態或信仰，要實現中國化都需要時間，也需要智性的努力，最重要是心要在“對的地方”。
他說：“中國的民族主義需要有開闊的思想與心靈，樂意對外學習又保持謙虛；既了解自己又對他人的經驗充滿興趣，在向外學習的同時不去評判他人。那中國將成爲偉大的民族、中國共産黨就會是領導的力量，而這充滿挑戰。”
中國的發展或衰弱都會對外産生強大沖擊
曆史上中國的興衰更替，每每遠遠輻射至國境之外，産生強大的對外沖擊，今天也一樣。
楊榮文在接受《聯合早報》采訪時指出，回顧19世紀的曆史，清朝衰落的時代背景，締造了今天華族人口占四分之三的新加坡，也造成了新加坡與中國非常特別的關系。過去幾百年，從鴉片戰爭到辛亥革命，中國的每一場大變動，新加坡都卷入其中。康有爲、孫中山都到過新加坡；當中共與國民黨鬥爭時，國共爭鬥在新加坡上演；當國共合作時，它們也在新加坡合作。1930年代，本地華人籌款與組織志願者幫助中國抗日，因此日軍占領新加坡後，也屠殺了很多本地華人，這都是源自同一出“中國曆史大戲”（Chinese Drama）。
中共支持本地共産組織的情況在1978年鄧小平訪新後停止，南洋華人雙重效忠的問題，也在周恩來1950年代出席萬隆會議時得到部分解決。然而，中國與海外華人的文化聯系還在，不只是新加坡，日本、韓國、越南，甚至泰國、緬甸、蒙古國，中亞的哈薩克等等，都與中國仍有密切的聯系。楊榮文由此提醒，由于中國的重大變化與中共所做的決定會牽動這些國家，也影響周邊民衆對中國的反應，因此當中共做決定時不能只想到本國，也需要考慮到國境之外。
他也看到，中國或許已是世上數碼化程度最高的國家，人工智能與機器人産業等高度發達，標志中國進入新的國際化時代，這必然影響中國的經濟和外交政策，以及中國人的自我感覺。說到此，楊榮文話鋒一轉，問到：人類已登上了月球和火星，到了月球和火星，是會合作與互相信任，還是大家准備帶武器上火星，建立防禦系統來抵禦其他人類？
“到了火星要怎麽做？這需要新思維，中國、美國、俄羅斯、印度等國家需要一起思考。這將是人類曆史上非常精彩的新篇章，離現在也不遠了。”
國際社會負評中共十八大有原因
在中共迎來百年華誕的此刻，中國與外部世界關系也陷入30多年來最緊張的時期。美國“聯盟抗中”的態勢越演越烈，在好些評論中，中共十八大後領導層的更替，以及新領導層的作爲，是導致中外關系急劇惡化的原因。
在采訪中，楊榮文充分肯定了習近平成功逆轉了中國腐敗惡化的趨勢，至于不同國家對中共十八大的評價不一，他也不覺得意外。“這取決于是誰在發言，如果希望看到一個弱勢的中國、而不是強大的中國，他們就會對習近平評價不高，因爲他們希望看到中國腐敗，這樣外交就比較容易。”
他提醒，中國快速發展其實已持續了很多年，不是2012年“一夜之間發生”的事，但是很多國家的認知還定格在中國落後的年代，直到過去幾年才因爲某些原因“突然醒悟”中國體量之大與成功，因而他們的不安全感與日俱增，並且將這些都歸因于習近平的領導。
讓楊榮文感到“相當意外”的倒是美國的變化，美國的對華政治議程從進取變爲負面，過去的態度是：“我幫助中國發展，然後我們競爭，我有信心能贏”，今天的美國總統拜登表示不會允許中國趕超美國，成了負面議程。
他反問，美國指責中國改變現狀，但當全球經濟比重改變時，中國怎麽可能不改變現狀，“你（美國）是在說：我對現狀很滿意，所以你不應該去改變，因爲你改變了現狀，所以你就壞？”
不過，楊榮文也建議中國換位思考，更深入地去了解美國的不安。對西方人來說，守不住已經占據200年的世界主導地位，還要面對中國直視自己，說一些自己不愛聽的話，是非常不舒服的。這還不僅是中國直接說了什麽，中國的經濟發展、科技成就，例如未經曆太多挫折就登上了火星，這對西方世界是很強烈的警訊。
“我不是說西方的做法是合理的，中國在處理與西方關系時必須堅定，但是更深入了解西方的深層不安，了解這些不安的來源，對中國自身有利。有些問題（中美關系中的矛盾）是無法避免的，但是有些是可以避免的。”
中國認爲自己是民主國家
至于中西方在政治意識形態的分歧，楊榮文指出，西方人往往將中共看做一個政黨，在西方視角下民主的含義就是不同政黨通過爭取選票來競爭，相比之下，中國的高層是基于共識來選舉，上世紀孫中山提出的五權憲法不成功，最終中國從俄羅斯革命取得靈感，找到了自己的道路。
他說：“中國認爲自己是民主的，我也覺得它是民主的，是基于中國特殊曆史和文化條件下的民主。中國的民主是基于古希臘文中的民主含義，即人民自我治理，並沒有說必須有哪一種投票制度。”
對于即將來臨的建黨百年慶，楊榮文的觀察是，中共非常認真對待這個日子，將舉行大型紀念活動，但不會有勝利閱兵，而是要深思熟慮（thoughtful）地紀念。
楊榮文認爲，中共非常認真對待建黨百年紀念，將舉行大型活動，深思熟慮地紀念。圖爲今年6月11日，人們在中共誕生地，中共一大會址紀念館參觀。（法新社）
“前路還有巨大的挑戰，共産黨必須做到它宣稱要做的事，必須繼續展現創造力，貼近現實，並從這裏前進；需總結過去的經驗以爲未來准備。他們不想過于炫耀，但回想到100年前的光景，會有一種滿足感。”
我告訴我的西方朋友，當你看到中國時，你沒有看整張臉，而是聚焦于臉上的瑕疵……中國當然不是完美的，有的批評是合理的，但有的不是。比如說香港，我不同意有人說國安法對香港不好。今天的香港享有的民主，怎麽可能比英殖民時期少？還有新疆問題，你可能同意或不同意中國的處理方法，但種族滅絕是錯誤的用詞。
“戰狼”是西方標簽 北京反駁可更優雅更有效
在這兩年中西方的輿論戰中，一個頻繁出現的熱詞，叫“戰狼外交”。不只是在美國，歐洲媒體也不時批評中國的“戰狼外交”，認爲中國咄咄逼人而粗暴。對于這個情況，楊榮文馬上回答，這是西方國家的“標簽”，目的是讓中國進入防禦的狀態——我可以批評你，但是你不能用同樣態度爲自己辯護。
“西方領導人、議會和媒體是怎麽議論中國的？相比之下，中國外交官說的算少了。”
但楊榮文也指出，一些中低階外交官有這些表現，其中有一種“既然西方都能這樣，我也能這樣做一些”的心態，此外，他們也想對國內表明中國並非逆來順受，而中國領導人自己並不這樣對外發言。
不認爲中國更自由就會更好對付
他直言，西方世界檢視中國時，有以偏概全、放大瑕疵的情況，但中國的反駁卻可以更優雅與有效，“讓事實自己呈現”。
“如果對方給你標簽，你也用標簽回敬，大家都會陷入泥潭。”
采訪時，楊榮文也提到，一些西方人會覺得，如果中國更自由化、在思想上跟西方強國一樣，成爲西方陣營的一員，就會更好對付，他的看法是恰恰相反。
楊榮文笑說，首先華人長得就跟西方人不一樣，不像日本人是“榮譽白人”，在軍事上依靠西方；而如果中國像西方一樣習慣了去主導他國，“世界上的紛爭只會更多，不會更少。”
他說，西方對世界其他國家往往抱有一種“判官”的態度，會主動給予很多改進的建議，仿佛其他國家只要遵循他們說的ABCDE去做，就會成爲快樂的社會、美好的國家；西方的記者即使對一個國家所知甚少，依然對該國充滿看法。
他坦言，“我們都會從自己的角度去看他人，但是華人和亞洲人對他人提出建議時會比較客氣、小心和有所保留，因爲我們知道自己家裏的麻煩已經夠多了，最好避免教別人怎麽理家。如果中國人也像你（西方人）一樣，你會很頭痛。”
新疆會成爲議題背後有政治原因。這又回到我早前說的，關系到對中國崛起的恐懼，擔心一帶一路會助長中國在亞洲大部分地區的影響力。這就回到我們剛才談的問題。
（本文首刊于6月29日新加坡《聯合早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