閑來無事，跟大家聊一聊中國紅十字會的八卦吧，得有一百多年那麽久的老八卦，有點長，不過你們反正也沒別的事對吧？
中國最早得知“紅十字會”的概念，是從清末開始。曾紀澤在考察英、法之後，特意寫了篇介紹說：“輿旁繪十字架，蓋以紅布。剪十字之式綴于輿上，異夫亦剪十字綴于衣襟，則雖經曆敵軍不加害焉，此西洋之公例也。”
甲午戰爭爆發之後，日本的赤十字社積極參與戰場救治，表現活躍，引起了中方輿論的廣泛關注。尤其是《申報》從1898年5月到1899年4月先後發表了一系列紅十字會的普及文章，讓國人第一次注意到這個人道組織的設立意義與職能。受此風潮的影響，一個叫孫淦的大阪華僑，向駐日公使裕庚提交了一份申請，懇請總理衙門設立中國紅十字會。
總理衙門對這個想法十分贊賞，然後果斷拒絕了他。一個小小華僑上書，想新添一個衙門？你好大面子！
不過孫淦的努力，也不算白費，至少讓大清官員們認識到紅會是什麽。到了1899年5月，清廷派楊儒去荷蘭參加海牙減兵保和大會，主要大會一共四項議題：《和解公斷條約》、《陸戰戰例條約》、《推廣日內弗原議行之于水戰條約》和《禁用猛力軍火聲明》。
其中《推廣日內弗原議行之于水戰條約》，即《日內瓦公約原則適用于海戰的公約》，正是國際紅十字會提出來的。按照楊儒的意思，這項最好緩簽，萬一中國與外國交戰，就得允許紅十字會人員進入戰場救護，而且交戰雙方有義務救助落水兵員，咱們人少艦弱，平白承擔這個責任，怕是操作起來太複雜。
他的意見發回國內，總理衙門研究了一通，回電指示：“這個紅十字會的條約，還是得簽！” 官方理由是：紅十字會是人道組織，中國拒絕簽這個，國際上影響太壞。但總理衙門私下裏對楊儒解釋說：“雖爲中國水陸軍向來無所勢，難獨共，不妨示以善與人同好，行其德之意。”
就是說，咱大清軍隊弱得一逼，人家要來，攔也攔不住，還不如賣個面子，賺點好名聲。
爲了說服國內，總理衙門還特意寫了篇文章，說紅十字會的理念是從墨子“兼愛非攻”裏來的，咱們是理念起源國，簽了它，就說明中華思想行于寰球，多好啊。
于是楊儒便代表清廷，在這一項上簽字畫押，成爲中國官方與紅十字會的第一次合作。
既然簽了紅十字會的條約，就必須有對等的執行機構。楊儒建議效仿日本赤十字社的運行經驗，中國也搞一個人道組織。楊儒的報告裏指出，這個組織的核心精神在于官倡民辦——即由官府出面倡導組織，但性質上屬于民間組織，官府不參與經營。所有維持費用不從公帑撥付，而是靠會員與有志者捐資。
總理衙門對這個想法十分贊賞，然後，就沒有然後了。
不過這個“官倡民辦”的根子，到底殘留了下來，在日後爆發了好大一場風波。
1904年，日俄戰爭爆發，雙方在中國東北地區激烈交戰，清政府屈辱地宣布局外中立。兩邊軍隊燒殺擄掠，戕害關外軍民，被害極廣。各國紛紛派遣紅十字會救援當地僑民，清廷也派了輪船去救援，結果俄方聲稱這不是紅十字會的船，不予保護。消息傳到上海，輿論嘩然，紛紛批評清廷無所作爲。這場浪潮，終于驚動了一位高人。
此人姓沈，名敦儒，家裏世代在甯波經營茶商業。他父親是崇厚的幕僚，五口通商之後全家遷來上海居住。沈敦儒自幼接受西式教育，很小就去了英國遊學，還在劍橋讀過書——可惜是肄業。有這種背景，沈敦儒成了國內炙手可熱的洋務人才，在劉坤一手下辦理洋務，官至上海記名海關道。他跟江南士紳、滿清朝廷和洋人之間都吃得開，長袖善舞，人稱“江南第一紅道台”。
沈敦和聽聞俄人攔截輪船事件，大爲氣憤。他覺得再不成立中國的紅十字會，日後麻煩更多。而朝廷遲遲不議，他決定自己單幹，遂和前四川川東道任錫汾、直隸候補道施則敬等人聯手，動用各路人脈，在1904年3月3日于上海英租界六馬路仁濟善堂，成立了“東三省紅十字普濟善會”，與會者二十二人，先籌資十萬兩，在上海設立總局，在京、津設立分局，主要任務是將困守東北的南方同胞解救出來。
可惜這個“紅十字會”的出身先天不足。當時國際紅十字總會對各國組織有要求，一來要求一國只有一會；二來要求須有本國政府背書；三來該國政府須簽署日內瓦公約。而這個東三省紅十字普濟善會一個條件都達不到，所以在東北戰場上步履維艱，交戰國根本不承認他們的紅十字會身份。
就在沈敦和瀕臨絕望之時，忽然一個消息傳到他的耳朵裏。
在如今遼甯海城以西25公裏處，有個地方叫牛莊。這裏地方不大，地理位置卻很重要，西通錦州、山海關，南接營口。當年甲午之戰，湘軍曾在這裏與日軍殊死一搏，雖然敗北，但屬于爲數不多的亮點戰鬥。
這一次日俄戰爭再起，東三省的外國傳教士爲了避開戰亂，全都聚到了牛莊這裏，劃出個安全區，不許日俄兩軍靠近。
沈敦和與上海傳教士的圈子很熟，自然也聽說了這個消息。這事乍一聽，似乎跟紅十字會八竿子大不找。可沈敦和什麽腦子，立刻想到一條絕妙的主意。
他請來著名的英國傳教士李提摩太——這人的事迹你們自己去搜吧，也是牛逼閃閃——穿針引線，把電報拍到了牛莊，詢問這些牛莊傳教士是否願意以有組織的方式救助難民。
傳教士們很快複電表示同意。隨即沈敦和雙管齊下，一面去找英德美法四國駐滬領事，尋求支持；一面去找朝廷，聯絡到了商約大臣呂海寰、會辦電政大臣吳重熹以及更爲著名的清末重臣——盛宣懷。
對駐滬領事，沈敦和說的是牛莊傳教士有卷入戰亂之虞，這些傳教士國籍不同，各國使館難以一一救援，何妨由民間成立人道組織，出面庇護，而最具庇護力的組織，自然是國際紅十字會；對于朝廷，沈敦和則說，本朝雖然局外中立，但不妨挾牛莊洋人之威，壓服日俄，解救軍民。
電報牛莊，是四兩撥千斤的一招妙手。中洋混雜，內外合力，無論是列強還是清政府都覺得可行，事情就這樣成了。
沈敦和運作了一陣後，宣布廢去“東三省紅十字普濟善會”，重新組建“上海萬國紅十字支會 ”。1904年 3月 10日 , 中 、英 、法 、德 、美五國人士在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召開會議，宣布正式成立。3月 17日 , 改名爲“上海萬國紅十字會”，這便是後來的中國紅十字會。
支會成立之初，與會董事們湊出了五萬兩白銀，先行去東北救人，然後向全國發表 《勸募籌款救護東北難民通電 》，一則可以籌集善款，二則也借此宣布已獲政府承認。因爲這封通電的領銜署名，不是沈敦和，而是商約大臣呂海寰。
通電既出，反響極大。各省督撫大員士紳紛紛慷慨解囊，報章無不踴躍報道。紅十字會得了充足的資金支持，第一件事就是在營口設立紅十字分會，也叫牛莊分會，便于東北難民渡海運輸。然後又設立了煙台分會，便于接受難民上陸。兩個分會這麽一接，救濟線便暢通了。
所以大家記住一個冷知識。中國紅十字會成立于上海，它的第一個和第二個分會，分別是營口和煙台。
兩處分會設立之後，東北地區的其他分會也漸次設立。在整個日俄戰爭期間，中國紅十字會先後救濟難民總數達 46萬7千多人，可以說是善功彪炳，大得好評。就連慈禧太後都發下懿旨：“此會醫治戰地受傷軍士，並拯被難人民，實稱善舉。現經中國官紳籌款前往開辦，深惬朝廷輪恤之懷，著頒發內努銀十萬兩，以資經費，傳谕該員紳等，盡心經理，切實籌辦。”
戰事結束之後，沈敦儒喘了口氣，正琢磨接下來紅十字會該如何“盡心經理”，沒想到突然接到朝廷通知。通知說皇上要籌建紅十字會啦。
等等，籌建？現在不是有一個了嗎？
沈敦儒趕緊一打聽，才發現這裏面誤會大了。
上海萬國紅十字會的成立，朝裏有三個人出力甚多：呂海寰、吳重熹以及盛宣懷。其中呂海寰還出面領銜發出通電。
但是，這其中有一個大誤會。這三位大員，一直認爲上海萬國紅十字會是個臨時組織，純粹是日俄戰爭期間的人道主義救援而存在的。如今戰爭結束，這個組織自然也就該撤銷了。
但上海萬國紅十字會的表現非常亮眼，三位大員——尤其是盛宣懷——覺得此法可效，中國該有這麽個組織，很多事就不用朝廷出人出錢了。于是在1907年 , 盛宣懷、呂海寰、吳重熹向光緒帝上了一道 《瀝陳創辦紅十字會情形並請立案獎敘折 》，核心意思就一條：有鑒于日俄戰爭的經驗，中國有必要創辦自己的紅十字會。
皇上皇太後並沒有立刻准奏，而是下旨讓徐世昌再調研一下。徐世昌很快回複，大力支持。盛宣懷、呂海寰、吳重熹再次上書，這一次他們把中國紅十字會試辦章程六條都擬出來了，而且還提出了關鍵一句：惟會務頭緒繁多，關系中外交涉 ，可否簡派大臣作爲會長 ，以昭鄭重 。如蒙俞允，即由會長督率該董等妥爲籌辦 。”
簡單一句話，這個紅十字會，得是官辦，會長必須是官員。此職事關外交，官員級別還不能低。
就盛宣懷你吧。
大清帝國紅十字會就此正式成立，會長由郵傳部大臣盛宣懷兼任，級別相當高。
沈敦和聽到這個消息，有點懵。上海萬國紅十字會辦得好好的，怎麽又成了非法組織了？你要成立也可以，可各國紅十字會向來都是民辦，您盛杏荪一個封疆大吏，跟這湊什麽熱鬧？
緊接著，他又聽到一個消息：大清帝國紅十字會要劃歸陸軍部統屬——這就更麻煩了。歸了陸軍部，等于只承擔本國軍隊出征的各項救護，與國際紅十字會的宗旨不符，各國更不會承認其紅會身份，等于白幹。
沈敦和向京城連續發電，力陳利害。奈何朝廷鈞旨已下，難以收回，盛宣懷甚至還惦記把“上海萬國紅十字會”以及各地分會合並到“大清帝國紅十字會”麾下。沈敦和堅決反對，因爲這些善款都是民間籌集，中西皆有，這些錢怎麽收歸國有？再者說，上海萬國紅十字會是由中 、英 、法 、德 、美五國倡議而成，故名“萬國”，是個具有國際屬性的組織，要怎麽說服董事們聽命于陸軍部？
說著說著，這事就僵住了。
要說盛宣懷觊觎紅會權力，實在是有點冤，這點小銀錢他可看不上。盛、呂、吳等人的初衷確實是發自公心，覺得紅十字會甚有可爲。只不過他們的思路是官辦，設立一個機構把事務管起來。這和沈敦和“官倡民辦”的理念南轅北轍。
兩個紅會，一南一北。北邊的有名分，但一沒分會，二沒善款，三沒人搭理，只是個空架子；南邊有人有錢，有成熟的組織架構，但就是沒名分。
好在盛宣懷和沈敦和還都沒打算撕破臉，雙方暧昧著互相打著太極，慢慢居然磨合出了一種默契。南邊推行慈善事業若遇地方官民刁難，往往會擡出北邊的官辦牌子當虎皮；而北邊需要跟朝廷表功，也會把南邊的事迹拿來吹噓一番。兩邊誰也不承認對方，也不否認，彼此相安無事。
結果在那兩年，中國紅十字會變成了一只薛定谔的貓，處于“上海萬國紅十字支會 ”與“大清帝國紅十字會”兩種狀態的疊加。只有具體到某件實際的事務上，紅會才會坍縮成某一種形態。
舉個例子吧。
日俄戰爭結束之後，萬國紅十字會還有點余款沒花完。沈敦和打算買一塊地，用于建設醫院，培養醫學人才。不過醫院不同別的設施，若無官方首肯配合，斷難推行。這個倡議，沈敦和便用大清帝國紅十字會的名義遞交給朝廷，在盛宣懷、呂海寰的推動下，曆時三年，終得批准。
緊接著，沈敦和在上海徐家彙購入11畝土地，建起一座紅十字會總醫院。整個項目，都是用的上海萬國紅十字支會的錢，管理人員也由該會人員擔任。
1910年 4月, 醫院竣工落成。按當時記者描述：“總醫院設解剖房 、愛克司電光房、配藥房、儲藥房 、發藥房、化學房、病房、議事廳 、殡殓所等, “一切特別房間 、儀器、無不齊備 ”，“並延聘著名西醫柯師 、峨利生、亨司德和王培元四人擔任醫院內外各科醫師與學堂教員。” 在協和醫院建成之前，這是中國最好的醫院。
這座醫院，就是如今的華山醫院。當時修起的西式小樓，至今仍在，已變成了院史館。有機會大家可以去看看。
這種薛定谔的狀態，其實並不能維持很久。假以時日，上海萬國紅十字支會 ”會慢慢被“大清帝國紅十字會”吞掉，合二爲一。
可誰也想到，大清那麽快就完了。
紅十字會總會醫院落成的次一年，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義爆發。沈敦和抓緊這個時機，在同月24日召集中外七百多人，在工部局議事廳召開一次特別大會。
沈敦和在會上宣布了兩件事。第一件事是武昌戰事激烈，決定派遣三個醫隊前往救援，“不分革軍、官軍 ”,凡傷病者一體救治。”
第二件事是：因應新的形勢，“上海萬國紅十字支會”將改組爲“中國紅十字會”，並建起管理機構”萬國董事會”，推舉沈敦和與英人蘇瑪利爲總董，下分若幹董事，華洋皆有。
別小看“中國紅十字會萬國董事會”這麽一個看似古怪的稱呼，這是沈敦和暗藏機心之處。其時中國貧弱，單靠本國力量不足以支撐慈善事業，所以要采用華洋董事制，吸納在華外人資源，爭取更多國際支持。但在萬國董事會前頭，冠以“中國紅十字會”之名，則表明了立場——這是屬于中國的紅十字會，地位獨立，一切外資只是援助暫借，並無統屬之權。
之前的“上海萬國紅十字支會”，性質上是五國合辦，各國都說得上話。這一次改組，奠定了中國紅會作爲獨立法人的法律地位。
沈敦和發起這次改組的時機十分巧妙。武昌起義之後，全國遍地開花，清廷焦頭爛額。皇上也罷，盛宣懷也罷，都自顧不暇，哪裏還顧得上一個慈善組織獨走，只好let it go。而沈敦和以中國紅十字會名義援助武昌，等于向全國宣布正統地位，敲釘轉角，再不給北邊留下暧昧空間。紅十字會的薛定谔狀態，就此坍縮。
當然，沈敦和這個手段也不是沒惹來非議。很多人認爲你一不請示朝廷，二不與北會會長盛宣懷溝通，自作主張，形同篡權。比如上海萬國紅十字會裏有一位女中豪傑，名叫張竹君，日俄戰爭時期就敢獨闖關東，極有膽識，她的生平可以單拉出來做一篇大文章。張竹君就看不慣沈敦和這個奪權的作法，嘲諷說“今又將牛頭馬面之紅十字會以混世人耳目 ”。
順便一說，張竹君可不是鍵盤俠。她罵歸罵，罵完了一捋袖子，帶著救護隊直奔武昌而去。她的救護隊裏隱藏著四個人，一並送抵前線給革命黨支援。一個叫黃興，一個叫徐宗漢，是黃興的太太，還有一個叫宋教仁。第四位叫李書城，名頭不如前三位大，但後來中共一大是在他家裏開的。
閑話少提。
南邊這麽一坍縮，北邊立刻坐蠟。面對紅會獨走，清廷無計可施，唯一能做的，就是在11月13日下旨讓呂海寰接替盛宣懷，擔任中國紅十字會會長一職。
注意了，這裏的措辭是中國紅十字會，不是大清帝國紅十字會。可見上頭還是想占占便宜，你在南邊改組，我就等你改組後空降個頭頭過去。
要說呂海寰，也是清末的一位奇人。他年輕時的八卦很多，比如身患氣厥之症，八歲才開始識字開蒙，但一讀下去便無人能及，十二歲即過府試。後來參加順天府鄉試的時候，他不知聽誰說考場提供餐食，只帶了紙筆進去，結果連續餓了三天……
呂海寰是以舉人捐官踏入仕途，可他頭腦精明，擅長交涉，以善辦外交、商務而著稱，也致力于社會福利事業，算得上是晚清能員之一。清廷遴選他作爲紅十字會會長，也是個不錯的選擇。只可惜他碰到的是沈敦和。
沈敦和聽說新的對手出現了，便有了新的計較。他主動聯絡了日本赤十字社的專家有賀長雄，請教日本紅會章程以及管理經驗，並拜托其向國際紅十字會總會發起請求，希望成爲正式成員。
前面說了，國際紅十字總會的會員，一是一國只有一會；二是有本國政府背書；三是本國政府得加入日內瓦公約。
第三個條件已經滿足，清政府在1906年加入該公約。至于第二個條件和第一個條件，沈敦和把呂海寰就任中國紅十字會會長的文書一亮，全解決了。你瞧，文書上不是大清帝國紅十字會，也不是上海萬國紅十字支會，而是中國紅十字會，除此一家，別無分號，還蓋著大印呢，官方妥妥承認的。
清廷本來想占占口頭便宜，沒想到被沈敦和反手給利用了。呂海寰對此倒也不甚介懷，反而在朝廷爲之周旋。畢竟他才是正經會長，能夠順利入國際紅會，于他也面上有光。
呂海寰這麽大度，也實屬無奈。武昌戰事一起，清廷責令他這個中國紅十字會會長也搞點動作，可呂海寰要人沒人，要物資沒物資，堂堂會長手裏，連個會員名錄都沒有，談何勸募？到頭來，還是求到沈敦和頭上。
內無呂會長掣肘，外有日本赤十字社社長松方侯爵的大力引薦，中國紅十字會終于趕在 1912年 1月12日成爲國際紅十字會正式會員。
沈敦和時間算得可真是准。倘若再晚一個月，就是2月12日，宣統遜位诏書發布，大清真的完了。到時候紅會再想找政府背書，那就麻煩了，是找北邊的袁大帥，還是找南邊的孫先生？等弄清楚誰是真正的中國政府，黃花菜都涼了。
從紅十字會的視角來看，大清一直堅持到爲它背書成功之後，才咽下最後一口氣，真是發揮余熱到了最後一刻……
辛亥革命期間，中國紅十字會功勳卓著，先後救治雙方傷兵一萬多人，影響力大增。沈敦和趁熱打鐵，向副總統黎元洪提出立案申請，希望盡快得到新政府的承認。
黎元洪爲此特意給孫中山致電，表彰紅十字會的功勳。孫中山也力表贊同，說“該會熱心毅力，誠無可表德之處，應即令由內務部准予立案,以昭獎勸。” 袁世凱亦表達了善意。
三個巨頭達成了共識，可是，要正式承認中國紅十字會的地位，有一個問題實在繞不開。
到底呂海寰算會長，還是沈敦和算會長？
一個有名分，一個有實權，偏獨哪一方都不合適。
有人認爲，大清雖亡，中國紅十字會還在，法理上應該還是呂爲會長；也有人認爲，呂的會長是清廷任命的。大清亡了，這個任命自動作廢。比如在上海，普遍都承認沈敦和是正統，目無呂海寰。《申報》只要一提紅會，必稱“會長沈敦和與蘇瑪利”雲雲。而京城那邊的報紙，則多稱呂會長如何如何。
得，一個京會，一個滬會，又變回薛定谔的貓了。
本來這個爭端，可以慢慢商議著來。可偏偏趕上一件大事：第九屆國際紅十字會大會即將在5月7日到17日在華盛頓召開，中國作爲新晉會員，是無論如何要出席的。
這份通知，中國外交部一直到3月份才轉交紅十字會。路途遙遠，從國內派人顯然來不及了，只能委派在美華人出席。
京、滬兩會聞聽這個消息，全都激動起來，各顯神通。滬會這邊，沈敦和親自致電第九屆紅十字大會會長，曆數中國紅會從日俄戰爭開始的各項功績，委派留美學生監督黃鼎出席。京會那邊不甘示弱，呂海寰憑著靠近首都的優勢，請動了駐美參贊容揆出席。兩邊針鋒相對，沖突一觸即發。
沈敦和覺得這麽鬧起來，簡直要丟人丟到美國去了，便給呂海寰拍了封電報，勸說道：“目下西董將次告退，擬舉公爲總裁，和仍處總董地位。大局定後， 京、滬兩會本須合並也”。
面對沈敦和這個條件，呂海寰並不滿意。這是空頭支票，什麽日後選我做總裁，萬一日後你不選呢？他毫不客氣地回複說咱們各派各的，並行不悖——對了，我除了找容揆之外，還找了福開森做代表哦。”
福開森是加拿大人，著名慈善活動家和教育家，曾擔任彙文書院（今金陵大學）校長、南洋公學（今交通大學）校長，在中國極有影響力。有福開森助力京會，沈敦和真的要弗開心了……
呂海寰還嫌不夠刺激，又特意加了一句：“已囑其將尊處辦事情形暨張竹君女士等各處辦法，並南北各支會進行事宜詳細報告，以示聯絡而資研究 。”——你不是嫌張竹君煩嗎？我就把你和她等同看待，一並研究研究再說吧。
兩邊吵來吵去，同時請外交部主持公道。外交部也算不明白這筆糊塗賬，索性和了個稀泥，兩邊代表都發了照會，都承認是中國紅十字會代表，請美方外交部予以接待。
美國人：？？？？？？
會長阿铎爾面對這個莫名其妙的難題，大爲抓頭。他已經收到了黃鼎代沈敦和轉發的報告，可這會兒又冒出來一個呂海寰的代表，兩邊都有中國政府承認的文書，這可如何是好？
最後還是呂海寰有門路，找到了駐美公使張蔭棠支持。張蔭棠也罷，容揆也罷，在前清時代都是呂海寰的同僚，關系比沈敦和親密得多，支持哪邊自然不用多說。
呂海寰的策略是，對于沈敦和報告不發表任何評論，另外准備一封信函，聲明會長呂海寰與北京紅會的正統地位，提交給阿铎爾。在這封聲明的落款處，由張蔭棠、容揆、黃鼎、福開森 “會同署名”。
黃鼎雖是沈敦和委派的代表，但他就是個留美學生，哪裏頂得住公使和參贊的壓力，只能被迫署名。
呂海寰還特別貼心地表示，沈君的信函，不是經正式渠道給阿铎爾，阿铎爾不必做正式回複，“留中不發”便是。本國爭端，不要鬧到大會上，以傷萬國團結之本意。阿铎爾從谏如流，把沈敦和的報告擱置。中國紅十字會的會長，這一次坍縮到了京會這邊。
作爲補償，中國代表團的報告仍由黃鼎宣讀。“到會者極衆。黃君于英文造詣精深，誦時音聲清亮，會衆聞之，極深贊 歎。其時本會醫員辦事照片暨上海滬會照片冊，均已懸挂會堂，以資會員 觀覽，見者莫不歡愛，爲他國代表索去者甚多”。應該說，中國紅十字會的首度亮相，還是頗爲成功的，只可惜了沈敦和，遠隔重洋，只能徒歎奈何。
國際大會結束之後，呂海寰在中國紅會的地位徹底坐實。在隨後于9月30日上海召開的中國紅十字會第一屆會員大會上，正式確立了章程體制：公舉中華民國大總統袁世凱、副總統黎元洪爲中國紅十字會名譽正、副總裁。呂海寰爲正會長，沈敦和爲副會長兼常議會會長。
換句話說，名頭呂占，實權沈握。這是雙方最終達成的默契。
一個月之後，中國紅十字會又召開了統一大會。對外要把全國各類慈善組織收編重組，對內則要捋清雙首長體制，進入正軌。呂海寰聞弦聲而知雅意，索性稱病不去，由秘書長代念講話。接下來沈敦和則以副會長的身份，主持了整個大會。
這次統一大會對紅十字會發展極有意義，它以一個月前的《中國紅十字會章程》爲基礎，擬定了《中國紅十字會分會章程》 ，規定了總會與分會的關系。在這之前，各地紅會很多，叫什麽的都有，大家各行其是。在這個章程頒布之後，中國明確只有一個紅十字總會，各地分會要向總會申請，才能擁有合法身份，同時也要遵照統一的稱呼、徽識、組織、培訓、會費制度、職責定位等。
自中國紅十字會進入正軌之後，呂海寰便虛位在上，反而和沈敦和打起配合來。兩人在任期間，中國紅十字會先後參與了1912年浙江水災，1917年皖北大水，1919年蘇、浙、皖、鄂水災的救、醫、赈工作，成績斐然。呂海寰和沈敦和之間的關系，也頗有點薛定谔的味道。兩人亦敵亦友，雖有京滬紅會之爭，但始終保持克制，時有沖突，時有合作。
1913年，呂海寰已經71歲，深感力不從心，曾向沈敦和寫信，流露出辭職之意。沈敦和慰言相勸，不肯接受。不過考慮到健康原因，呂選擇了青島寓居。1914年，日、德在青島爆發大戰。呂海寰以中國紅十字會會長身份，在青島出面組織紅十字分會，救治遭遇兵災的中國難民。他殚精竭慮，四處奔走募款。待戰事結束之後，他再度請辭，可到底還是被慰留，隨移居天津，專注于天津紅十字會的建設工作。
1919年，美國紅十字會跑來中國募捐，請沈敦和接洽，想在上海設立一個分會。而沈敦和認爲，你們跑來中國搞募捐可以，但要越過中國紅十字會，設立美國在中國的分會，此舉于理不通，有傷主權，因此予以解決。
美國紅會大爲不滿，想出一個陰招，秘密派人調查中國紅十字會的各項工作。美國紅會與中國紅會本是平級，本無監督與審議之權，如此舉動，實在駭人聽聞。美國紅會查了半天，宣布中國各地分會存在著嚴重問題，比如標識濫用，不谙救護、財務混亂、紀律廢弛等問題，而這一切的源頭，皆是沈敦和管理不利。
美國紅會找到了駐華公使館商務參贊安立德和上海總領事薩門司，一起向政府施壓，要求撤換玷汙紅十字會精神的沈敦和。當時擔任總統的是徐世昌，這位曾力表贊同沈敦和建立紅十字會的前清大臣，這一次卻迫于壓力，強迫沈辭去職務，由蔡廷幹代替。
沈敦和辭職之後，仍舊忙碌于慈善事業。1920年，上海爆發疫情，沈敦和表示此事“關系滬上安危, 未便以告休退老之身，遽置民命安危于不顧”，不辭辛苦，積勞成疾，于1920年7月9日病逝。距今恰好是一百年。追憶斯人斯事私心，不勝唏噓。
呂海寰因此大受刺激，決定辭去中國紅十字會會長職務，改任名譽會長。這一次他終于成功了。七年之後，呂海寰病逝于天津，享年85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