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對新加坡不理解的地方可能有很多:新加坡這樣一個彈丸小國爲何能成爲一個經濟高度發達的國家?實行三權分立、民主選舉制度的新加坡爲何卻存在總理職位父子相傳的現象?以法制嚴明著稱的新加坡爲何卻保留著鞭刑這種似乎只應當存在于中世紀的肉刑體罰?70%以上人口都是華人的新加坡爲何在外交政策上並不親近中國?其實新加坡作爲東西方文化碰撞最激烈的地方有這麽多令人不解的地方很正常。
我們不理解新加坡其實是因爲沒站在新加坡的立場上思考問題。站在新加坡的立場上思考問題不代表我們要爲新加坡的利益服務。蘇聯衛國戰爭期間朱可夫元帥就曾站在德軍的立場上換位思考,從而得以准確判斷出古德裏安的攻擊行動,因此得以搶先發動坦克裝甲攻擊。朱可夫站在德軍的立場上考慮問題當然不是爲德軍的利益服務,而是設身處地分析德軍下一步行動對蘇聯的影響。
長期以來某些西方國家的學者總是用西方中心論思想觀察包括中國在內的東方國家。他們這麽做的結果就是得出了很多似是而非的錯誤結論。反過來如果用我們中國人自己的思維去觀察國際世界也同樣無法得出正確結論。我們自身獨特的國情決定了我們不會變成他人的樣子,但我們也不要用我們的思維觀念去要求別人,因爲每個國家都有自己獨特的國情。
具體問題具體分析是馬克思主義的一個重要原則和活的靈魂,也是我們在一切工作中必須嚴格遵守的基本方法。分析國際問題當然要結合具體國家的基本國情來談。現在有些網絡文章視頻動不動就隨便給一些外國領導人安上親華、反華的大帽子。這其實是一種典型的用中國思維看待國際問題的做法——事實上沒任何一個外國領導人是需要爲中國利益買單的,而我們自己也不應當有這種不切實際的幻想奢望。
外國領導人的行爲是由他們本國的利益所決定的:當他們的利益與我國利益一致時他們就會采取與我國同步的外交策略;當他們的利益與我國利益沖突時他們就會采取與我國對立的外交策略。這點是不受我們的意志所控制左右的——無論你給人家扣上什麽樣的帽子也改變不了這點。這時我們所缺乏的往往就是換位思考:我們只看到了別人與我們意見相左,但我們並不關心他們爲什麽與我們意見相左。
2019年12月31日新加坡總理李顯龍在紀念開埠200周年的新年賀詞中特意提到了新加坡與中國的外交關系:“新加坡是除了中國之外世界上唯一以華人占多數的國家。這種同文同種的優勢有助于加強兩國之間的經濟文化交流,但在進行交流與合作時我們要記得自己還是新加坡人”。李顯龍在這裏首先強調了新中關系有基于血緣文化的特殊性,但同時也指出新加坡有自己的國家利益和觀點立場。
李顯龍進一步闡述道:“新加坡作爲一個以華人居多的國家有時在外交上會感到格外困難,因爲其他國家很容易誤解新加坡的立場。比如中美之間産生矛盾的時候如果新加坡支持了中國,那麽美國和其他國家會認爲這是因爲華人占多數的新加坡對中國有求必應;如果新加坡支持了美國,那麽中國不一定會理解”。事實上李顯龍所提到的這點可能恰恰正是我們很多中國人對新加坡最不能理解的地方。
對此李顯龍說道:“事實上過去當新加坡與中國在某些問題上立場不一致時有些中國朋友就曾提出過這樣的問題’既然同文、同祖、同宗、同言、同語,那麽你們爲什麽不同意?‘”公元3世紀東吳將領康泰所著的《吳時外國傳》中出現了對新加坡最早的曆史記載,然而在此後漫長的曆史歲月中新加坡從未真正成爲一個獨立統一的國家:當地只生活著一些原始分散的馬來部落而已。
1819年英國東印度公司雇員斯坦福·萊佛士在新加坡登陸。1824年新加坡正式成爲英國殖民地。新加坡一開始是隸屬于英屬印度殖民當局管轄,從1867年新加坡升級成爲英國直接管轄的海峽殖民地。到19世紀末新加坡已獲得了前所未有的繁榮。當時新加坡的貿易增長了八倍。英國爲促進當地的開發建設就開始大力吸引外來移民以充實新加坡的勞動力。
新加坡的土著民族主要是馬來人,然而在英國殖民時期大量華人和印度人湧入新加坡,同時也出現了來自英國等歐洲國家的移民與華人、馬來人、印度人通婚的現象,由此形成了如今新加坡的華裔、馬來裔、印度裔、歐亞混血裔四大族群。在這一過程中華人逐漸成爲新加坡最大的族群,時至今日華人已占據了新加坡總人口的74.2%左右。來到新加坡的第一代華人移民其實在內心深處仍把自己當成中國人。
這些早期華人移民心裏想的是總有一天自己要葉落歸根:他們還是中國人,也熱愛自己的家鄉和祖國,所以他們中很多人投身參與到中國的政治運動中,有些人還在革命與戰爭中付出了自己的生命。從辛亥革命到抗日戰爭再到後來的人民解放戰爭中都不乏來自新加坡等南洋地區的華人華僑身影。百多年前孫中山創立的中國同盟會南洋總支部就設在新加坡。
同盟會爲推翻清政府舉行的好幾次武裝起義就是如今新加坡的晚晴園裏策劃的。20世紀30年代日本侵華期間新加坡的華人社團再次組織起來支援中國抗戰:1937年8月15日新加坡華僑領袖陳嘉庚發起成立的“馬來亞新加坡華僑籌赈祖國傷兵難民大會委員會”爲支援祖國抗戰捐募了新加坡幣1000萬元。當時東南亞地區的華人華僑不僅爲祖國抗戰踴躍募捐,還組織南僑機工投身參與中國人民的抗日戰爭。
1942年2月日本占領新加坡後爲報複新加坡華人對中國抗戰的支持于1942年2月18日至25日期間在新加坡進行了大檢證,在這一過程中這個彈丸小島上就有數萬人被日軍屠殺。被日軍占領的三年時間是新加坡曆史上最黑暗的歲月,與此同時也是新加坡人自主意識擡頭的歲月。1945年8月15日新加坡人終于迎來了日本的戰敗投降,然而僅僅一個月後英國人又重回新加坡。
戰後的新加坡與戰前已大不相同:人民要求在政府中有更大的發言權,英國所任命的總督所掌握的權力被分散。一個由官方人士及被任命的非官方人士組成的顧問組成立。該體系于1947年7月變爲兩個分開的行政及立法會議。1948年3月20日新加坡舉行了第一次選舉。1953年底新加坡通過修改憲法獲得了較大的自治權。1959年6月5日新加坡自治邦首任政府宣誓就職,李光耀出任新加坡首任總理。
盡管新加坡已取得自治地位,然而當時的新加坡其實並不想成爲一個獨立國家。由60個小島組成的新加坡的國土面積僅相當于北京的1/23,常住人口只有448萬。在這名副其實的“彈丸之地”上各類資源少之又少,連淡水都要從對岸馬來亞的柔佛州進口。可以說新加坡人無時無刻不面對著嚴峻的生存壓力。1961年5月馬來亞首相東姑阿都拉曼公布了想把新加坡、馬來亞、文萊、砂拉越和北婆羅洲聯合起來組成馬來西亞。
對此李光耀決定舉行全民公投,最後71%的人投了贊成票。于是在1963年9月新加坡脫離了英國的統治正式加入馬來西亞。然而這場結合從一開始就潛伏下了分家的種子:新獨立的馬來亞聯合邦是個多元種族社會——馬來人和非馬來人(主要爲華人和印度人)幾乎各占一半。新加坡人口中70以上都是華人,新加坡加入馬來西亞後直接改變了馬來西亞的種族結構。
本來新、馬兩地之間的種族沖突就比較尖銳,而兩地之間的黨派矛盾進一步刺激了雙方的對立:馬來西亞的獨立是在東姑阿都拉曼領導的巫統奮鬥下實現的,于是巫統成爲了獨立後的馬來西亞的執政黨;而新加坡的執政黨則是李光耀領導的人民行動黨。1963年由巫統、馬華和國大黨組成的聯盟黨在中央政府的支持下參加了新加坡州選舉。然而聯盟黨不僅未添一席,連原有的三個選區也被人民行動黨奪取。
一時間在馬來西亞國內“馬來人至上”和反種族主義兩種呼聲針鋒相對,隨後新加坡商人指責馬來西亞中央政府沒給他們和其他州屬一樣的權利;馬來西亞中央政府則要求新加坡將上繳中央的稅收從4成增加到6成,同時指責新加坡華人暗通中國。兩邊的矛盾就在這種互相指責中變得越來越激烈。最終以巫統爲首的執政聯盟在國會緊急通過修改憲法並以126票贊成、0票反對將新加坡驅逐出馬來西亞。
新加坡就這麽被動從馬來西亞獨立出來。事實上新加坡並非對此心甘情願——李光耀在其回憶錄裏不無傷感地提到:在新馬正式宣布分離那天他感到馬來人如休妻般地抛棄了新加坡。新加坡的獨立並不是自主選擇,而是被馬來西亞排擠的結果。獨立之初的新加坡是一塊潮濕、混亂的小島,黑社會勢力猖獗、妓娼遍地、毒品泛濫,衛生條件極差,教育水平落後……
就在新加坡由英屬殖民地變成馬來西亞領土再變成獨立國家的這一曆史時期中國也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新中國的誕生終結了中國百年來積貧積弱落後挨打的近代屈辱史。在這個曆史的大洪流中東南亞很多充滿理想的熱血青年受到新中國成立的啓發也加入了東南亞各地的反殖民鬥爭中。當時海外的華人身份認同模糊:有些身在南洋,卻心在中國。他們的效忠意識受到質疑,也造成了中國與東南亞國家的一些矛盾。
事實上馬來西亞執意驅逐新加坡給出的理由之一就是新加坡華人暗通中國。積貧積弱的舊中國連讓國內人民吃飽飯都做不到,所以那時對海外的華人華僑基本上就更不會有什麽管理了。清政府、北洋政府、國民政府都沒對海外華人、華僑有明確的劃分,然而從20世紀50年代起新中國開始將海外的華人區分爲海外華僑和華人:所謂海外華僑是指保留中國國籍的人;華人則是指加入所在國國籍的人。
當時周恩來總理曾明確表示:中國不承認雙重國籍。海外華人一旦加入所在國的國籍就不再擁有中國國籍,所以他們就理當效忠自己所入籍的國家。這時生活在新加坡的華人面臨一個人生中的重大抉擇:是繼續留在新加坡?還是回到中國?在這一過程中也有一部分人選擇回到中國,但也有相當一部分人選擇繼續留在新加坡。選擇留在新加坡的華人決定和其他種族一起建立一個多元種族的社會和獨立國家。
新加坡有一樣與生俱來得天獨厚的地理優勢:新加坡扼守太平洋和印度洋之間的咽喉要地馬六甲海峽,成爲控制國際貿易和能源安全的關鍵節點。正是靠著國際自由港的優勢和國際一流的服務爲世界各地的船舶提供轉口貿易的平台才使新加坡得以坐地生財發家致富。時至今日新加坡作爲國際航運的重要港口之一擁有東南亞最大的修造船基地、世界第三大煉油中心、世界最大的燃油供應港口。
如今的新加坡是世界上最繁忙的港口和亞洲主要轉口樞紐之一:新加坡通過200多條航線連接著世界600多個港口。不能否認新加坡能取得這樣的成就在相當程度上有賴于扼守馬六甲海峽這一天然的地緣優勢,不過新加坡的發展同樣離不開新加坡政府和人民多年來的奮鬥。新加坡在國家制度設計層面是一個高度效仿西方制度體系的國家,然而與此同時新加坡同樣珍視傳統的東方文化。
新加坡國父李光耀一生都始終提倡”亞洲價值觀”:國家至上,社會爲先;家庭爲根,社會爲本;社會關懷,尊重個人;協商共識,避免沖突;種族寬容,宗教和諧;實用理性,中和思維;先有經濟,後有民主;權利義務,平衡發展;自由雖貴,責任更重;民主目標,良好政府;領袖賢明,政府強大;以民爲本,關注民生;政府人民,互尊互信;以法治權,以德治國;法紀嚴明,井然有序…….
李光耀根據他的”亞洲價值觀“提出了一個好的政府應當實現的目標:使人民在食、住、就業、保健等方面都受到良好的照顧;在法治下社會有秩序、有正義,國家不是由反複無常、獨斷獨行的個人統治者管理,人民不分種族、語言和宗教都不互相歧視,沒有人擁有極度財富;人民盡可能享有個人自由,但卻不侵犯別人的自由;經濟能取得成長,社會能取得進步……
李光耀爲了把新加坡打造成爲一個廉潔高效的國家可以說是采取了嚴刑峻法的模式。新加坡的鞭刑一直被西方國家視爲侵犯人權的落後制度,但由于新加坡議會始終堅持保留這一刑罰,因此無論是誰如果被法庭判決鞭刑即使他願意多賠錢多坐牢也不能使自己免于鞭刑。1993年一名18歲的美國少年在新加坡被判鞭刑,時任美國總統克林頓親自向新加坡求情。
這時不再擔任新加坡總理的李光耀仍對新加坡保持著巨大影響力,他堅持認爲在法律面前任何人都不得搞特殊化,即使是美國總統求情也不能免除這名美國少年的鞭刑,否則對在新加坡被判處鞭刑的其他國家人士是不公平的。新加坡的政體在世界範圍內都是比較獨特的:新加坡的總統和國會議員由民選直接産生,實行立法、行政、司法三權分立制度,反對黨可以公開活動。
然而另一方面自新加坡獨立建國以來人民行動黨一直執政至今,甚至還出現了李光耀和李顯龍父子相繼出任總理的現象,與此同時新加坡政府對新聞媒體機構進行嚴格管制。早在1994年美國的著名媒體《國際先驅論壇報》就曾發表過《所謂的‘亞洲價值觀’往往是經不起考驗的》。這篇文章指出新加坡目前也存在著中國傳統的“王朝政治”。新加坡的政體和鞭刑一樣在國際上受到了廣泛的爭議。
然而西方國家的政治模式是理所當然全球通用的嗎?新加坡其實在本質上就是一個實行西式政體的國家,只不過新加坡根據自身國情將華人傳統的仁政、秩序、和諧等理念引入到了治國模式中。新加坡從一開始就沒實行西方式的多黨制,而是實際上執行的一黨制路線,這是爲了在國家經濟發展、反腐倡廉和法制建設等方面保持高效率,而在這些方面新加坡所取得的成就也的確是全世界有目共睹的。
盡管爲強化法制效率而保留的鞭刑被西方人權組織一再抨擊,但新加坡依然堅持保留自己的傳統特色。保持國家經濟高速發展、政府相對廉潔、法制昌明的新加坡實際上仍然實行的是立法、行政、司法三權分立的制度,依然允許反對黨公開活動,只不過新加坡社會普遍對反對派的聲音比較排斥——這在某種程度上是東方傳統的重視國家、家庭的社群主義的體現;西方國家的民主制度則是構建在個人自由的基礎之上。
新加坡不僅在政治體制上有自身特色,在經濟制度上也有自己獨特的方面。新加坡盡管是一個資本主義國家,然而卻和我國一樣有著大量的國有(公有)土地。新加坡政府用這些公有地爲老百姓修建了廉價的公共住房,從而得以解決廣大人民群衆的住房問題。與此同時政府控制下的公有地也使新加坡得以始終保留10%的土地用來建造公園和自然保護區,所以新加坡在經濟的高速發展並沒造成自然環境的破壞。
新加坡作爲東西方文化融合碰撞最激烈的地方其實並沒完全照搬西方的政治經濟制度,與此同時新加坡對華人曆史文化傳統的保護也頗爲注重:漢傳佛教的信徒在新加坡占到了總人口的42.3%,誕生于中國的本土宗教道教在新加坡的信徒占到其總人口的11%。這兩者相加已超過新加坡總人口的一半。新加坡的大多數菜肴也都是早期華人帶過來的。當然新加坡人根據當地的食材對這些菜肴進行了改造。
新加坡的食物雖已不能算是傳統意義上的主流中餐,但並未失去中餐的風味:豬腸粉、福建面、海南雞飯等具有強烈中餐特色的菜肴在新加坡仍比比皆是。隨著新一代華人的湧入使東北菜、四川菜等菜肴也開始在新加坡流行起來。農曆新年、清明節、端午節、中秋節、中元節、冬至等華人傳統節日都被保留下來,而且其中一些傳統節日還是新加坡的法定公衆假期。
新加坡是被馬來西亞踢出聯邦後被迫獨立建國的。當時李光耀曾說過:“馬來西亞像休妻一樣抛棄了新加坡”。獨立後的新加坡身處馬來人腹地之中,以華人爲主的新加坡自然安全警覺性頗高。爲此新加坡始終正視族群問題:如今生活在這片土地上的國民只有在需要提到自己的族裔時才會自稱華人、馬來人、印度人,而在平時所有族裔一律稱對方爲“新加坡人”。
新加坡政府把每年的7月21日定爲“種族和諧日”,以此提醒新加坡人應不分種族、語言和宗教團結一致爲新加坡做貢獻。新加坡華人由于人口多以及客觀環境確實占有優勢地位,但在新加坡的國家制度設計中是沒賦予華人任何特權的。事實上新加坡政府有時爲照顧少數族裔的情緒還會對華人有一些限制:新加坡政壇長期以來盡管實際上被華人占據,但當內閣成員中少數族裔人數過少時還是會在下一屆內閣中進行調整。
新加坡獨立時當地華人一度主張以漢語爲官方語言,但新加坡政府爲避免造成族群分化仍將英語定爲“第一語文”。有人認爲新加坡以英語爲官方語言是排華之舉,這其實是完全站不住腳的:新加坡第一大族裔就是華裔,政界、商界精英階層也幾乎都出自華裔,難道還能自己排斥自己不成?事實上新加坡以英語爲“第一語文”是爲維系國內各族裔之間的團結。
從1987年起新加坡逐步統一了語文源流學校,時至今日新加坡已沒華校、英校之分,所有學生不分種族都以英語爲“第一語文”。與此同時爲確保新加坡華人能保留自己的母語文化又在所有學校推行中文教學,所有新加坡華人都需要將華語作爲母語學習。中文教學的延續使一般的新加坡華人都能夠講或閱讀中文書籍。事實上母語教學並非單純針對華人,新加坡對馬來裔、印度裔公民也都開展母語教學。
新加坡在國內所推行的民族政策在本質上是爲了維持國家的穩定,至于新加坡在國際外交中的定位始終是以本國利益爲導向的。指望以華人爲主的新加坡就必然會親近同樣以華人爲主的中國是不切實際的。新加坡作爲不結盟運動的成員國奉行的是和平、中立和不結盟的獨立自主外交政策。事實上新加坡的外交政策和其他所有小國一樣就是盡量在大國之間縱橫捭阖以派平衡各方勢力。
新加坡深知無論從安全還是從經濟角度自己都要依靠大國的“多邊卷入”和“多邊支撐”才能生存。我們的一些自媒體文案熱衷于給新加坡扣上親美反華的大帽子。事實上新加坡親美是客觀事實,但要說新加坡反華卻未必成立。很多人習慣于用所謂“敵人的敵人是朋友”這樣的標准簡單粗暴地分析國際問題,可事實上國與國之間的關系遠不是一句簡單的“敵人的敵人是朋友”就能總結的。
國與國之間從來就沒有永遠的朋友,也同樣沒有永久的敵人,只有永恒不變的利益。世界各國的外交政策無不是以本國利益爲導向的。近年來印度與美國的關系越走越近導致很多人以爲印度和美國是盟友關系,可與此同時印度與美國的戰略對手俄羅斯也保持著密切的外交關系。我們把巴基斯坦親切地稱爲巴鐵兄弟,可與此同時巴基斯坦也是美國的盟友。
巴基斯坦從1955年起就加入了美國主導策劃成立的巴格達條約組織。正是在巴基斯坦的牽線搭橋之下促成了尼克松訪華進而使中美關系正常化成爲了可能。盡管近年來隨著美國與印度越走越近導致美巴關系漸趨冷淡,但美國與巴基斯坦之前的盟約關系卻並未廢除。事實上我國與巴基斯坦僅僅只是關系好而已,但我們和巴基斯坦並沒正式的盟約義務關系,相反美國和巴基斯坦之間才是貨真價實的盟友。
如果親美與反華是可以劃等號的相同概念,那麽巴基斯坦同時與中、美兩國交好的行爲該怎麽解釋呢?新加坡親美的的確確是客觀事實:美國是新加坡最大的貿易夥伴和外資投資國,同時又是當今世界唯一的超級大國。這注定美國在新加坡的外交布局中絕不可能是一個無足輕重的角色。引入美國這一重要的區域外力量平衡周邊格局一直是新加坡外交的既定方針:新加坡的樟宜海軍基地就駐有美國艦隊。
有了美國這一強大的保護傘的新加坡在同周邊鄰國的各種糾紛中就可以狐假虎威。事實上新加坡爲平衡周邊格局而引入的區域外力量可不只美國這一家:新加坡主張日本在亞太區域發揮更大政治、經濟作用,但堅決反對日本在東南亞地區扮演重要的軍事上的角色。同樣新加坡也積極發展同印度、澳大利亞等東南亞外圍國家的關系,但堅決反對這些國家在東南亞地區存在軍事部署。
然而如果我們以爲新加坡是一心把自己綁上美國等西方國家的戰車可就大錯特錯了。其實新加坡在引入區域外力量的同時也十分注意同鄰國各方保持平衡的外交關系:新加坡是馬來西亞第6大外國投資者、印尼第7大外國投資者、緬甸第四大貿易夥伴、菲律賓第3大貿易夥伴、泰國的第3大貿易國、越南最大的外資投資者。同樣中國也一直被新加坡列爲本國外交政策的重要對象國。
1993年新加坡舉辦過海峽兩岸曆史性的汪辜會談,此後新加坡多次在中國大陸和中國台灣之間扮演中間人角色,積極致力于推動兩岸民族統一大業。然而在兩岸統一完成之前新加坡是不會在大陸和台灣之間選邊站隊的:一方面是新加坡和中國大陸貿易額的穩步增長;另一方面新加坡則始終和台灣保持一種特殊的“親密關系”,但當台灣當局提出非分要求時新加坡又以“一個中國”的原則加以拒絕。
2015年11月7日兩岸領導人再次在新加坡這個中立的第三方進行會晤。近年來新加坡與中國展開了廣泛的經濟合作:這其中包括在蘇州、天津、重慶三個城市的政府與政府之間的合作項目。中國提出一帶一路倡議後新加坡也積極參與共建亞洲互聯互通機制。武漢疫情爆發後新加坡向武漢捐贈了包括75000個口罩在內的一批醫療物資,新加坡疫情發生後中國也向新加坡捐贈了包括KN95口罩和N95口罩在內的醫療物資。
既然中國和新加坡之間存在這麽多的合作關系,那麽爲什麽還有人始終熱衷于炒作所謂新加坡反華的話題呢?新加坡的外交政策其實是親美而不反華、遠交而不近攻——說得通俗直白一些就是兩面討好,甚至有時可能還需要刻意強調遠交的成分。新加坡是東盟成員國中最後一個與中國建交的。事實上當時李光耀曾明確提出:“只要還有一個東盟國家沒與中國建交,那麽新加坡就不會與中國建交”。
上世紀70年代末80年代初中國改革開放後新加坡就與中國在經濟、文化、體育等各方面展開了交流合作,可新加坡在政治上就是始終不和中國建立正式的外交關系。當初馬來西亞驅逐新加坡時曾指責新加坡華人暗通中國,所以新加坡獨立後作爲一個華人爲主的國家對自己在文化上與中國的特殊關系采取了有意識的回避。新加坡最忌諱的就是被其他東南亞國家誤認爲是中國的附屬國。
其實所謂新加坡與中國之間的附屬關系更多只是東南亞國家的想象而已。盡管這是一直從來不曾存在于現實中的想象關系,但當時的東南亞國家的的確確就是這麽看待新加坡的。新加坡的外交政策盡管是親美而不反華、遠交而不近攻,但新加坡的客觀處境決定了有時會選擇與中國有意識地保持距離。新加坡這個彈丸小國正是通過兩面討好的外交手腕生存下來的,但這也注定會使自己處于左右不是人的尴尬境地。
新加坡外交總的指導原則是務實主義、實事求是:認清自身的位置,接受國際關系的現實,以現實的眼光看待世界,不抱不切實際的期望,以生存和獲得實際的利益爲底線。說得通俗直白些就是新加坡的外交原則是不以與國內民族的親緣關系和意識形態爲導向,而是堅決以維護本國利益爲最高原則。新加坡的外交政策從某種意義上而言就是唯利是圖,就是有奶便是娘(當然這其實恰恰是國際政治的真相所在)。
在這樣的外交理念下新加坡其實並非單純親美,而是試圖同時和美、中、日、印、澳等大國同時保持友好關系,當然這種多方討好的行爲也注定各方對新加坡都保持一定的戒心。我們站在我們自身的立場上看覺得新加坡親美,而美國有時也會站在美國自身的立場抱怨新加坡和自己對著幹,其實這一切對新加坡而言都不過是爲了維護本國利益而已。其實作爲夾縫求生的小國朝秦暮楚實在是再正常不過之事。
我們從來都不會指責巴基斯坦在中美之間搞平衡外交的行爲,可爲什麽我們對新加坡在中美之間搞平衡的行爲就理解不了呢?這裏需要說明的是新加坡外交的大原則是盡可能在中、美等大國之間搞平衡,但新加坡的客觀處境決定了正因爲是華人爲主的國家有時才更需要避嫌,所以在新加坡政府的定位中對美關系是優于對華關系的——這也就是我所謂的新加坡外交會更強調遠交的成分。
新加坡對新美關系的重視程度超過了對新中關系的重視程度。這也是導致新加坡往往容易被人扣上親美反華帽子的原因之一。可這並不是說新中關系對新加坡就不重要:事實上新加坡不會完全抛開中國倒入美國的懷抱,這就正如印度在與美國越走越近的同時不會犧牲與俄羅斯的關系一樣。新加坡的外交政策在本質上所追求的是在中美之間左右逢源坐收漁利。
新加坡爲什麽在實行西式政體的同時卻有著東方式的家族政治色彩?新加坡爲什麽在以英語爲官方語言的同時強調“亞洲價值觀”?作爲資本主義國家的新加坡爲什麽保留了大量的國有土地?以華人爲主的新加坡爲什麽有時在外交政策上刻意與中國保持距離?如果我們用中國人的思維去想這些問題是無法得出正確答案,可如果我們站在新加坡的客觀立場上就不能解釋這些現象了。
最後我要強調的是我們站在新加坡的立場上分析問題最終是要爲我國利益服務的。新加坡外交政策的本質就是兩面討好、左右逢源,而且對美關系在新加坡政府的定位中是優于對華關系的。這決定了中新關系再差也差不到哪兒去,但再好也好不過新加坡與美國的關系。中國在發展與新加坡的外交關系時仍要秉承我們一貫的外交原則,不要因爲新加坡是一個以華人爲主的國家就對其有什麽特殊的期待和關照。
說白了新加坡只不過是在中美博弈中盡可能實現自身利益最大化。我們的主要競爭對手是美國,而並不是新加坡。新加坡搖擺的風向其實對我們沒那麽重要。我們現在應當著力辦好自己的事:發展好自己的經濟、民生、軍事、文化、政治等各個方面。這樣我們才能提高國際話語權:如果有朝一日我們中國成爲了世界上最強大的國家,那麽全世界都會主動想要和我們攀附關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