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Vanessa何思慧，
今年30歲，
擁有碩士學曆的她，
六年前從英國倫敦大學畢業，
回到新加坡找工作時，
她沒有去尋找那些體面高薪的工作，
而是跟隨自己的心，
在x-project找到了一份工作，
現在是x-project的總監。
別看總監這個名頭很大，
其實它只是一個、
也是新加坡唯一一個，
爲邊緣女性提供援助的民間慈善組織，
從創立到現在長達30年。
衆所周知，
在新加坡有合法的紅燈區芽籠，
只要是在紅燈區內，
且女性年齡滿18歲，
男性就可以放心地尋歡作樂。
食色性也，
芽籠，
一個美食與美色的交彙的溫柔鄉；
一個紅燈區與宗教團體比鄰而居、
原始天性與聖潔靈魂碰撞的魔幻地。
在芽籠從事特殊工作的女性，
都是來自周邊貧窮地區和國家，
她們需要申請相應的工作准證，
定期體檢，
規範納稅。
雖然是合法的，
但主流社會必然不會認同這種職業，
她們就成了人們口中肮髒的女人。
由于工作性質特殊，
這群女人難免會受到一些客人的欺辱，
比如財務被打劫、被打，
或者被某些特殊愛好的客人，
強迫做一些違背自己心願的事。
一般上，
大衆會認爲這些麻煩事是她們自找的，
不值得同情，
她們面對的困難是她們自己的錯。
但思慧和她的夥伴們不這樣認爲，
她們認爲沒有人應該受到欺淩，
每個人都應該被善待被尊重，
這群女性也一樣，
她們要做這群“邊緣人”的“邊援人”。
（二）
思慧的工作，
通常是在晚上9，10點才開始。
在光彩的街道後面，
尋找那群躲閃的背影。
紅燈區內的街道，
除了男人，
幾乎沒有女人光顧，
所以剛開始思惠她們的到來，
那裏的女人並不信任她，
怕她是便衣警察或者記者，
怕被騷擾，
怕被抓。
思慧沒有車，
只能背著重重的背包，
搭巴士或者地鐵，
穿行在紅燈區的各個街道，
派發免費的套和油，
詢問她們的工作情況，
並盡力幫助她們。
思慧說，
不是幫助她們不被抓，
而是不被客人打，不被欺負，
如果受傷，
會帶她們去看醫生，
去報案，
這些是她們以前想都不敢想的事。
慢慢熟悉、
有了信任之後，
她們還會主動去x-project的辦公室，
向思慧她們尋求援助。
思慧的辦公室，
成了她們歇腳、聊天、
求助、溝通、協調的地方，
思惠積極主辦各種交流活動，
她請來教練，
爲她們提供免費的瑜伽課程。
還找來律師慧玲，
作爲法律顧問，
爲她們提供無償的法律咨詢服務，
有需要的話，
還會代表她們寫律師信或上庭。
（三）
主流社會對這群邊緣女性的排斥，
也波及到思惠，
對于思慧從事的工作，
旁人非議，
父母反對，
有時組織完全收不到任何捐款，
多少次她想放棄，
但最後還是堅持了下來。
思慧始終認爲，
她們也是人，
身體流著一樣是血，
她們在夾縫裏生活，
需要有人傳遞溫暖，
需要有人去點燃希望。
正如x-project的創辦人黃玉玲說，
每個人都注重她們是X工作者，
沒有人去想過，
她也是一個媽媽，
一個姐姐，
或者一個朋友。
可能每個人的故事不同，
但她們都是爲了錢，
賺錢養家養自己。
在大學做研究助理的蔡慧瑩，
也是x-project的義工，
她說主流社會戴著有色眼鏡，
對這份工作有負面看法。
其實她們也是正常人，
We are humans，
we are all the same,
大家都是一樣的。
（四）
有人很好奇，
既然要幫助她們，
爲什麽不幫助她們轉行？
所謂“送佛送到西”。
思惠說，
大家的生活是不一樣的，
經曆也不一樣，
她們可能沒有機會讀書，
沒有機會接觸到世界上不同的事物，
她們很多東西，
我們都不了解。
You cannot walk
in other people’s shoes，
未經他人苦，
莫對他人指手畫腳。
創辦人玉玲苦口婆心說過：
不要有救世主的心態，
不要認爲自己高人一等，
不要認爲她們的工作是低等的。
我們工作的目的，
不是要救她們，
她們不需要被救，
只需要被溫暖，
因爲都是爲了生存。
但是如果她們自己主動要轉行，
思慧就會幫助她們，
幫助她們做好簡曆，
幫助她們應付面試。
單親媽媽露西，
過去10年，
因爲工作被譴責，
後來接觸到思惠，
參與了義工工作，
人生軌迹有了很大改變，
如今還去瑞士參加國際論壇活動，
她哽咽地說：
奇迹會出現的。
（五）
新加坡最大的華語電視頻道第八頻道，
制作了這部紀錄片，
觀衆的留言非常理性，
也非常溫暖。
一如x-project創辦的宗旨：
每個人都應該有一個
被尊重的生活，
被愛的生活，
開心的生活，
沒有歧視的生活，
她也是一個人。
六年來，
思慧最大的體悟是：
大家都是人，
每一個人各有不同的問題，
每一個人各有不同的悲哀，
所以，
我們需要互相幫助，
互相鼓勵，
互相溫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