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是一個國土面積只有719.1平方公裏、人口只有577萬的彈丸小國。就是這樣一個彈丸小國的經濟總量卻達到了3500億美元，人均GDP約爲6.2萬美元。新加坡的人均GDP在全球兩百多個國家和地區中排名第8位。經濟發達的新加坡也因爲在城市治理方面的獨特經驗被譽爲“花園城市”。應該說新加坡作爲一個小而精的國家在在國際事務中發揮著遠遠超越其體量的影響力。
從1824年起新加坡就成爲了英國的殖民地。到19世紀末新加坡已獲得了前所未有的繁榮：當時新加坡的貿易增長了八倍。英國爲促進當地的開發建設大力吸引外來移民以充實新加坡的勞動力。新加坡的土著民族主要是馬來人，然而在英國殖民時期大量華人和印度人湧入新加坡，同時也出現了來自英國等歐洲國家的移民與華人、馬來人、印度人通婚的現象。
由此形成了如今新加坡的華裔、馬來裔、印度裔、歐亞混血裔四大族群。在這一過程中華人逐漸成爲新加坡最大的族群，時至今日華人已占據了新加坡總人口的74.2%。二戰後新加坡人民要求在政府中有更大的發言權，英國所任命的總督所掌握的權力被分散，一個由官方人士及被任命的非官方人士組成的顧問組成立。該體系于1947年7月變爲兩個分開的行政及立法會議。
1948年3月20日新加坡舉行了第一次選舉。1953年底新加坡通過修改憲法獲得了較大的自治權。1959年6月5日新加坡自治邦首任政府宣誓就職，李光耀出任新加坡首任總理。盡管新加坡已取得自治地位，然而當時的新加坡其實並不想成爲一個獨立國家。由60個小島組成的新加坡的國土面積僅相當于北京的1／23，常住人口只有448萬。在這名副其實的“彈丸之地”上各類資源少之又少。
新加坡人連日常生活所需的淡水都要從對岸馬來亞的柔佛州進口。可以說新加坡人無時無刻不面對著嚴峻的生存壓力。1961年5月馬來亞首相東姑阿都拉曼公布了想把新加坡、馬來亞、文萊、砂拉越和北婆羅洲聯合起來組成馬來西亞。對此李光耀決定舉行全民公投，最後71%的人投了贊成票。于是在1963年9月新加坡脫離了英國的統治正式加入馬來西亞。
然而這場結合從一開始就潛伏下了分家的種子：新獨立的馬來亞聯合邦是一個多元種族社會——馬來人和非馬來人（主要爲華人和印度人）幾乎各占一半。新加坡人口中74.2%左右都是華人，新加坡加入馬來西亞後直接改變了馬來西亞的種族結構。本來新、馬兩地之間的種族沖突就比較尖銳，而兩地之間的黨派矛盾更是進一步刺激了雙方的對立情緒。
馬來西亞的獨立是在東姑阿都拉曼領導的巫統奮鬥下實現的，于是巫統成爲了獨立後的馬來西亞的執政黨；而新加坡的執政黨則是李光耀領導的人民行動黨。1963年由巫統、馬華和國大黨組成的聯盟黨在中央政府的支持下參加了新加坡州選舉。然而聯盟黨不僅未添一席，連原有的三個選區也被人民行動黨奪取。一時間在馬來西亞國內“馬來人至上”和反種族主義兩種呼聲針鋒相對。
隨後新加坡商人指責馬來西亞中央政府沒給他們和其他州屬一樣的權利；馬來西亞中央政府則要求新加坡將上繳中央的稅收從4成增加到6成，同時指責新加坡華人暗通中國。兩邊的矛盾就在這種互相指責中變得越來越激烈。最終以巫統爲首的執政聯盟在國會緊急通過修改憲法並以126票贊成、0票反對將新加坡驅逐出馬來西亞。新加坡就這麽被動從馬來西亞獨立出來。
事實上新加坡並非對此心甘情願——李光耀在其回憶錄裏不無傷感地提到：在新馬正式宣布分離那天他感到馬來人如休妻般地抛棄了新加坡。新加坡的獨立並不是自主選擇，而是被馬來西亞排擠的結果。獨立之初的新加坡是一塊潮濕、混亂的小島，黑社會勢力猖獗、妓娼遍地、毒品泛濫，衛生條件極差，教育水平落後……不過新加坡卻有一樣與生俱來得天獨厚的地理優勢。
新加坡扼守太平洋和印度洋之間的咽喉要地馬六甲海峽，成爲控制國際貿易和能源安全的關鍵節點。正是靠著國際自由港的優勢和國際一流的服務爲世界各地的船舶提供轉口貿易的平台才使新加坡得以坐地生財發家致富。時至今日新加坡作爲國際航運的重要港口之一擁有東南亞最大的修造船基地、世界第三大煉油中心、世界最大的燃油供應港口。新加坡通過200多條航線連接著世界600多個港口。
如今的新加坡是世界上最繁忙的港口和亞洲主要轉口樞紐之一，擁有世界第二大貨櫃吞吐量和世界第一的燃油銷售量。不能否認新加坡能取得這樣的成就在相當程度上有賴于扼守馬六甲海峽這一天然的地緣優勢，不過新加坡的發展同樣離不開新加坡政府和人民多年來的奮鬥。新加坡在國家制度設計層面是一個高度效仿西方制度體系的國家，但與此同時新加坡同樣珍視傳統的東方文化。
新加坡國父李光耀始終認爲：西式民主並不適用于任何國家。李光耀一生始終提倡”亞洲價值觀“。李光耀根據他的”亞洲價值觀“提出了一個好的政府應當實現的目標：使人民在食、住、就業、保健等方面都受到良好的照顧；在法治下社會有秩序、有正義，人民不分種族、語言和宗教都不互相歧視，沒有人擁有極度財富；人民盡可能享有個人自由，但卻不侵犯別人的自由；經濟能取得成長，社會能取得進步……
正是在這樣的治國理念下新加坡在政府主導下努力提升社會服務：從1964年起新加坡開始實施“居者有其屋”計劃。新加坡這樣一個寸土寸金的彈丸小國卻沒一個房奴。任何一位新加坡的合法公民在結婚後都能以低廉的價格購買一套房子。這套房子由新加坡政府負責進行精裝修並贈送基本家具，而年輕的小夫妻們只需要拎包入住即可。羅馬城不是一天建成的，新加坡的房屋制度也不是一蹴而就的。
1947年英國房屋委員會的報告指出：“新加坡有一個世界上最糟糕的貧民窟，是文明社會的恥辱”。1960年新加坡的建屋發展局成立後開始建造新加坡特有的“組屋”。這說白了就是由政府修建廉價房屋供無力買房的人居住。修房子當然是需要土地的，而新加坡政府在征地這件大事上也有驚人之舉。新加坡作爲英國曾經的殖民地在法律體系上受到英國很大的影響影響。
然而畢業于劍橋大學法律系的李光耀卻並不想完全沿襲英國法律有關征收土地的內容。李光耀認爲私人土地權會嚴重有損新加坡的發展，因爲政府沒時間和各個土地産權人爲征地打官司。1966年新加坡國會通過的《土地征用法》規定：政府有權在必要時爲公共用途強制征用私有土地，同時會給予土地所有者一定補償。征地時的土地價格一律遵循1973年以前的價格，而不是具體征用時的價格。
由于新加坡的城市規劃保密性極強，所以人們很難通過土地投機行爲獲利，而政府則只會按發展建設前的地價進行賠付。李光耀認爲私人業主在沒做出任何貢獻的前提下就享受了政府建設道路等公共設施帶來的土地價格增值。私人業主獲得地産增值的收益過程可以說是“躺贏”的過程。這個理念雖顯得有些專斷，但卻讓新加坡政府得以最大程度地降低了征地成本，從而以最快的速度實現了土地國有化。
這爲後續修建公共住房奠定了基礎。獲得了土地之後滿足居民的日常生活需求就成爲了政府組屋的首要目標。這時接過土地規劃任務的就是後來被譽爲新加坡規劃之父的劉太格：他也是改革開放後最早爲中國城市主持規劃設計工作的外國專家之一，曾參與過上海陸家嘴中心地區規劃及城市設計。劉太格認爲政府組屋的首要任務是容納足夠多的居民，同時在最近的距離內爲他們提供足夠的基礎設施。
劉太格推出了著名的“new town”（新鎮）：每個new town至少要容納二十萬人。這個設計也與二十世紀60年代現代主義規劃興起所導致的修建大型住區的潮流息息相關。公共住房在有些國家可能代表著“廉價”、“質量較差”、“地理位置偏僻”，然而新加坡的公共住房卻和中國各大房地産開放商修建的普通商業住宅幾乎沒區別：同樣有便利的交通設施、繁華的商場超市、精心維護管理的綠化……
在初步解決巨大的住房需求之後新加坡政府接下來就開始注重房屋的舒適度和高質量。此後建設的組屋面積逐漸擴大：兩室一廳、三室一廳、四室一廳的戶型都有。新加坡女皇鎮的摩天組屋項目杜生莊甚至令外國網友驚歎：這竟是便宜到不可思議的組屋？看上去就像是豪華公寓啊！高達47層的杜生莊組屋建設有12個空中花園。組屋中還建設有曆史走廊，牆壁上有精美的曆史壁畫，可以供孩子們隨時欣賞學習。
組屋社區的配套設施十分完善：除了大型商場和醫院、學校之外組屋的底層有專門的社區客廳，可以給老人和孩子提供專門的休閑娛樂場所。如此精致的組屋在價格上竟比市場價低至少50%。在這種情況下新加坡民衆購買房屋的首選當然是物美價廉的組屋。迄今爲止超過80%的新加坡公民人居住在政府承建的組房中，其余20%的居民則住在有地房地産以及私人公寓，全國居民住房擁有率達到90.5%。
與此同時新加坡的人均壽命也達到了82.5歲，15歲以上公民的識字率達到了96.7%。新加坡全國平均每一萬人有醫生23人，共有病床1.2萬張。每千人擁有私家車110輛，手機滲透率達到148%，家庭電腦擁有率81%，上網率77.7%。從1984年起新加坡政府就開始推行醫療儲蓄計劃：規定每個職工把月薪的6%－8%存入銀行，設立個人醫療儲蓄戶頭。這一計劃爲每個居民預備了一筆即時支付費用。
然而這並不足以完全支付重病、大病患者的所有醫療開支，所以貧困家庭可免交醫藥費或享受政府其他的醫藥補貼。病人住政府辦的C級醫院只需交15%的醫藥費就行了，完全無支付能力的窮人可以向政府申請補助或全免。60歲以上的老人在公立醫院看病只需交一半的門診費和藥費。早在新加坡正式獨立之前的1959年李光耀領導的人民行動黨就對諸如色情業等社會公害進行了整治。
在整治過程中李光耀及其追隨者很快發現了困擾新加坡的症結所在——法治意識的欠缺：以華人爲主的新加坡在當時和舊中國一樣是一個人情社會而非法治社會，特權階層形成了官官相護的錯綜複雜的裙帶關系網。在這樣的大環境下各種黑道組織紛紛通過向官員行賄的方式取得政治保護傘，黑幫和官場之間錯綜複雜的人情關系導致每次打擊都像刮風一樣，只要風頭一過就虎頭蛇尾了。
李光耀下決心將新加坡的發展寄托在法律制度的規範之上，嚴格杜絕一切私人請托行爲。要維護法律的公平就要求執法者自己必須保持高度的廉潔奉公。李光耀在上台執政後的第一次內閣會議上就向自己的所有內閣成員發出警告說：“我不敢說今天的內閣政府在任期五年中能不能帶領新加坡人民取得輝煌的成績，但我要求各位必須做到廉潔、公正、民主。如果誰在這方面出任何問題，那麽政府是不能寬恕他的……”
李光耀不僅要求自己的內閣成員廉潔奉公，同時也對自己的家人進行了嚴格要求。李光耀就任新加坡總理後把自己的父母兄弟召集到身邊告訴他們：從今以後他們不該指望得到他的特殊照顧，他們該像普通老百姓一樣要求自己。李光耀的父親李進坤腦海裏還是傳統的人情社會那一套——在他看來“一人得道，雞犬升天”，可李光耀卻不因爲自己成爲了一國領袖就讓自己的家人獲得哪怕一丁點特權。
李光耀執政的第二年新加坡政府修改防止貪汙法令並根據法令成立了新加坡貪汙調查局。1960年春節新加坡的大法官在高等法院致詞時向全新加坡表示：“在新加坡沒人可超越法律之上”。新加坡的法律甚至達到了嚴苛的程度，連李光耀自己也聲稱：“新加坡的法律在開始時是令人難以接受的，但我們做到了人人平等，因此我們很快成爲法律社會的典型”。
李光耀要求自己和自己的政府爲人民做出表率：新加坡第一夫人柯玉珠管理的法律公司裏一名受雇的會計師因爲做假賬被判6年徒刑。1986年11月李光耀得到一個令人震驚的消息：作爲他的內閣中最得力的幹將的國家發展部長鄭章遠被國家貪汙調查局發現有經濟問題。盡管李光耀同鄭章遠有幾十年的私交，盡管李光耀無比欣賞鄭章遠的實幹才能，盡管新加坡需要這樣的實幹家，但鄭章遠觸犯了法律是不爭的事實。
李光耀決定以鐵腕手段維護法律的尊嚴。得知自己求生無望的鄭章遠不願站上審判台而使自己一生榮譽毀于一旦，所以他最終選擇以自殺逃避被審判的命運。在他最後給李光耀的信中寫道：“對于發生這次的不幸事件，我應該負全部責任。作爲一個堂堂正正的東方紳士，我應該爲自己所犯的錯誤接受最嚴厲的懲罰……”接到這封信的李光耀禁不住放聲痛哭，然而他並不爲自己鐵腕護法的行爲感到後悔。
新加坡的鞭刑一直被西方國家視爲侵犯人權的落後制度，但由于新加坡議會始終堅持保留這一刑罰，因此無論是誰如果被法庭判決鞭刑即使他願意多賠錢多坐牢也不能使自己免于鞭刑。1993年一名18歲的美國少年在新加坡被判鞭刑，時任美國總統克林頓親自向新加坡求情。這時不再擔任新加坡總理的李光耀仍對新加坡保持著巨大影響力，他堅持認爲：在法律面前任何人都不得搞特殊化。
經過數十年持續不斷的努力之後在2010年“透明國際”發布的世界清廉指數排名中新加坡、丹麥和新西蘭三國並列第一。如果說清廉是新加坡政府的一大特征，那麽新加坡政府的另一大特征就是高效。20世紀70年代處于市中心的新加坡河和加冷河盆地附近有2.1萬戶居民的糞便、生活汙水、垃圾直接倒入河中。如今被稱爲“花園城市”的新加坡卻是一片髒亂差的景象。
李光耀爲把新加坡打造成爲一個現代化的花園城市制定了“10年浚河計劃”和“城市花園行動”。身爲總理的李光耀身體力行在新加坡的許多公園裏親手植樹。到1983年新加坡已有450萬株樹木。如今新加坡的人均GDP位居亞洲四小龍第一，甚至還超過日本而名列亞洲發達國家第一，然而新加坡並沒因爲經濟的高速發展而損害自然環境。國土面積狹小的新加坡始終堅持保留10%的土地用來建造公園和自然保護區。
與此同時新加坡政府還規定了人均8平米的綠化指標。有“新加坡規劃之父”之稱的新加坡市區重建局前局長劉太格認爲：城市規劃需要考慮自然環境、城市曆史和城市定位三個關鍵因素。每個城市的自然環境都是獨一無二的，不能隨意更改和破壞。比如海邊的大樓高度需要嚴格控制，一般會比較矮，樓盤從海邊往內陸依次長高。這樣就能讓更多區域的居民欣賞到海景，而不至于被濱海大樓獨占。
新加坡西面爲馬六甲海峽，南邊是新加坡海峽，所以新加坡將西南面規劃爲港口區，在港口區內設有大量臨港倉庫。新加坡通過建設新鎮來避免人口密集容易帶來的大城市病。在新加坡最早的新鎮之一大巴窯不僅建有多棟住宅樓，還擁有餐飲區、商業區、銀行、醫院、交通換乘站等完備的配套設施。居民絕大部分日常需求都可以在這裏得到滿足，甚至連辦理購房貸款之類的業務也能就地解決。
這樣的布局既方便了居民，又可最大限度避免交通擁堵。這樣的新鎮在新加坡有20多個。多個功能完善的新鎮加上便捷的交通系統以及高度遵紀守法的社會共識使新加坡在“治堵”上給大城市做出了範例。進入21世紀後新加坡政府認爲綠化程度還不夠。新加坡政府的規劃理念是必須做到讓民衆“開門見綠”，所以只有地面綠化是遠遠不夠的，于是新加坡政府進而提出了“垂直綠化”的概念。
新加坡政府用稅收優惠等政策鼓勵開發商和建設商在大廈的垂直牆面上種植密集的綠色植物。新加坡國家公園局還設立了“花園城市基金”用于公園建設或垂直綠化項目。新加坡的城市綠化工作是政府號召倡議，與此同時也是全民參與的：新加坡所有居民都會參與一年一度的植樹活動。新加坡還格外重視對城市曆史的保護，從而得以較好保留了新加坡的文化底蘊。
新加坡盡管是一個年輕的國家，然而卻頗爲注重對曆史遺迹的保護。新加坡市區重建局前局長劉太格曾說過：“每個城市都要有它的紫禁城”。這一觀點道出了新加坡對城市曆史的敬畏感。如今高速發展的新加坡仍保留了約7000棟老房子。這其中既有政府建築樓，也有民間住宅樓和商業樓，都是上世紀具有各地風格的建築。每棟老房子都有一段曆史，新加坡正是借此留住了自己的曆史記憶並將其傳承和傳播。
新加坡政府爲改善新加坡人的居住環境不僅推行“居者有其屋計劃”和花圈城市建設，與此同時也強制執行公積金制度：新加坡所有的雇員無論工資高低都要繳納月薪的5%作爲公積金，雇主也需繳納雇員月薪的5%作爲雇員的公積金。這個比例隨著經濟情況的變化而調整。新加坡政府還規定：雇主如果不爲員工繳納公積金，那麽公積金局首先通知會員，然後強制雇主繳納公積金。
如今公積金制度在新加坡已實行近30年。在此期間公積金制度經過10次修改後不斷完善。如今新加坡的公積金制度不僅用在住房方面，而且也用在醫療和社會保障方面。許多人由當初的被迫執行公積金制度變爲自覺行動。1961年新加坡政府爲加快工業化過程、促進經濟發展，創建了裕廊工業區。該區的面積爲70平方公裏，包含了來自各地的跨國公司和本地的高技術制造業公司。
新加坡政府也根據地理環境的不同將新加坡東北部劃爲新興工業和無汙染工業區；沿海的西南部、裕廊島和毛廣島等劃爲港口和重工業區；中部地區爲輕工業和一般工業區。從上世紀60年代起發達國家將自己的勞動密集型産業大力向外轉出的時期，新加坡乘著這一東風迅速發展成爲亞洲四小龍之一。1968年至1988年期間新加坡保持著年均9%的經濟增長率，是當時世界上經濟增長率最高的國家之一。
上世紀80年代的新加坡已完全改變了以轉口貿易爲主的殖民經濟結構，建立了以制造業爲主的多元化經濟結構，成爲了東南亞地區工業化程度最高的國家。20世紀70年代以來新加坡的電子電器産業以年均20%的增長率快速發展著。李光耀在1980年的國慶講話中指出：“我們更大的前途在于腦力服務。尤其是在電腦軟件方面必須從低級技術邁向高級科技”。
新加坡的電腦工業在李光耀領導下得以蓬勃發展，從而成爲了電子電器工業的支柱。多年來新加坡政府一直不惜巨資建設港口、機場等基礎設施。1986年新加坡港取代鹿特丹港成爲世界第一大商港。20世紀60年代中期以後新加坡在推行工業化政策的同時也把目光投向了金融業。到了20世紀80年代已有114家外國銀行在新加坡開業。如今的新加坡已成爲繼倫敦、紐約、香港之後的全球第四大國際金融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