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論搶劫、謀殺或強奸等罪案，法證科學家是協助控方舉證成功的利器。衛生科學局應用科學司（Applied Sciences Group）的四名資深法證科學家，談及他們出庭供證的經驗和挑戰，處理過的案件及趣事，猶如現實版《刑事偵緝檔案》。
值得一提的是，這些服務年限介于20年至26年的專家，也是四大法證科學署的署長或代署長。
本期先出場的是應用科學司代副司長兼生物署署長冼翹聰副教授，以及法證化學與物理化驗室署長林添萬。
毒物化驗署署長姚憶如博士和違禁藥品署代署長林蓉莉，將在下期講述她們的經驗。
法證化學與物理化驗室署長林添萬：證物采集得不夠，或證物的含量非常少或受到汙染，或欠缺可供比較的已知樣本等，都會對實驗室的分析和解讀構成挑戰。（特約攝影張榮）
“解剖”技術熟練 下廚派上用場
經常在顯微鏡下用針頭或刀片等工具，“解剖”極其細微的證物，法證科學家掌握純熟的切割技能，也成爲妻子下廚時的好幫手。
法證化學與物理化驗室署長林添萬（50歲）在衛生科學局服務了約20年。他原先接受的培訓是漆料分析，必須切割細微的油漆碎片，查看漆料的橫切面。
他笑說：“這樣的技能使我能切割非常薄的蔬菜，妻子下廚時，可以幫她切洋蔥、蘿蔔、黃瓜等。”
從2000年起，林添萬處理過至少100起案件，須出庭供證的案件不僅涉及油漆，還包括泥土、玻璃、報紙等證物。
從碎片到重建罪案現場 化驗範圍廣泛
簡單來說，化學與物理化驗室是通過化驗室的分析和解讀，通過證物連接事發經過，協助法庭明白罪案怎麽發生、嫌犯做了什麽。
該部門的化驗範圍廣泛，包括油漆、玻璃、布料、泥土、槍擊殘留物、火患碎片和爆炸物、工具和軍火，有問題的文件，以及血迹噴濺痕分析等，也涵蓋罪案或車禍現場重建。
它根據各個科學家的能力和工作範圍，分成不同技術領域小組。
林添萬說，法證科學人員的職責是協助法庭了解化驗的證物，以及得出的結論。
他指出，每起案件都有不同程度的不確定性和困難，包括采集和保存罪案現場的證物，以及到實驗室的分析和檢驗。
“通過實驗室客觀的檢驗法、有系統的分析法，並且在減少可能偏袒的情況下，由分析師提呈清楚和有邏輯性的文件，我們讓實體證物‘說’出實情。”
談到實驗室的挑戰時，林添萬舉例說，證物采集得不夠、證物量太少或受汙染，或欠缺可供比較的已知樣本等，這些對實驗室的分析和解讀都構成挑戰。
他說，罪案現場的任何一種材料或物件都可能遺留相關信息，比如痕迹或印記，但最具挑戰性的是與案件有連接關系的證物是全新的。“一旦采集這類新材料或物件，職員得研究相關文獻、進行背景查究，以及模擬試驗，甚至到生産廠房觀看制造過程，以確定實驗室的分析或實驗設計可以爲調查增值。”
談到出庭經驗，林添萬坦言，出庭供證肯定壓力大，尤其是被辯方律師盤問時，因爲不知律師有什麽表現，會出什麽難題給他。“要應付這樣的情況，必須有足夠時間做好充分准備，爲可能接到的問題預先准備。但這也是很好的提醒：要對供證有正確態度。”
供證時清楚講解 避免錯誤入罪
如果被問及專業以外，無法回複的問題，他會拒絕答複，“若是專業以內的，我會要求時間研究再答複”。
他表明，在法庭不是要挑戰辯護律師，而是以專家證人身份，向法庭清楚講解所化驗的證物。“我當然不希望有任何的錯誤入罪（wrong incrimination）。最開心的是當證據能夠揭發罪案真相，大大協助法庭作出正確裁決，讓正義得到伸張。”
走出實驗室 罪案現場采證助破案
除了協助法庭，法證人員也協助警方破案，有時必須到化驗室以外的地方收集寶貴資料，進一步確定實驗室的分析，以便把證物連接到案件有關的人物。
以20年前的“買凶殺妻案”來說，林添萬當時的任務是檢驗罪案現場找到的舊報紙，再將證物連接到嫌犯。
2001年5月，呂偉添（33歲）教唆15歲男生，在後港組屋用刀殺死其妻梁慧敏。男生拘禁17年後，已于2018年獲總統特赦有條件獲釋。
根據資料，資深查案人員當時在命案現場附近，把撿拾的一張舊《新報》封面版收作證物，最終成了破案的關鍵物。
原來，警方後來發現呂偉添家中有一份缺了封面的舊《新報》，跟現場找到的報紙印刷線完全吻合，證實是同天印刷和切割的報紙。
爲分析報紙證物 到廠房了解印刷過程
林添萬說，現場撿起的報紙是用來包裹凶器，“這類證物當時尚未在實驗室分析過，也沒有這方面的法證文獻可以參考。”
他因此特地到新加坡報業控股的印刷廠房，了解印刷過程和紙張切割和組裝的情況。“從印刷過程中，我們最終找到同一天出版的報紙的比較和連接方法。”
林添萬也談及2009年一起撞後逃的車禍案，他必須把遭黑色奧迪汽車撞死的死者，與汽車“連接”在一起。
他指出，分析的難處在于，從奧迪上的油漆轉移到死者短褲上的漆料是灰色塗抹，而奧迪的油漆色澤是清澈，屬于黑色或灰色。
他說，通過肉眼其實不容易從漆料塗抹確定油漆層，而且混雜漆料層一般也受到幹擾。
最後，他發現汽車的右翼子板（fender）有個重新油漆的凹陷，“死者被撞飛落擋風玻璃之前，褲子與這個凹陷部分有過碰觸。”
應用科學司代副司長兼生物署署長冼翹聰副教授：林厝港焚屍案首次使用線粒體排序法確定死者身份。（特約攝影張榮）
專攻細菌分子遺傳學 是興趣也是事業
細菌分子遺傳學博士找到結合興趣、知識和宗旨的工作，堅守應用科學司的崗位20年，竭力維護新加坡的刑事司法系統。
應用科學司代副司長兼生物署署長冼翹聰副教授（50歲）處理過超過1000起案件，檢討的案子也有數千個。
他說，法證遺傳學家（forensic geneticist）的主要職務是身份識別，就是從生物材料取證和檢驗，再去鑒定“來源”或提供生物材料的個人。
生物材料指的是血液、精液、唾液、尿液、上皮細胞（epithelial cell），以及脫氧核糖核酸（DNA）。
“我向來對分子遺傳學感興趣，博士論文也與細菌分子遺傳學有關。現有工作形成很美好的彙點——興趣、知識和宗旨，爲的是維護新加坡的刑事司法系統。”
他說，以法證DNA來說，並非每起移交該實驗室分析或化驗的案件，負責的法證科學家都須出庭供證，因爲這得視不同因素而定，包括執法機構的調查結果、總檢察署提控的罪狀，以及主控官和辯護律師的討論。
曾以專家證人身份爲約30起案件供證
至今，冼翹聰以專家證人身份爲約30起案件供證，多數是謀殺、強奸和毒品有關。
出庭前，他會先看案件資料，並與主控官討論，明白問題及可能引發爭議的論點，“我也與同事討論，嘗試爲可能的問題提供答案。”
帶去法庭的主要是文件資料，有時量很大，一次涉及近2000張紙。如果需要，他也須准備照片、解釋說明或補充資料給法庭。
有時他還帶著手套，必要時拿證物給法庭看。
出庭前，他會設法從證人室的窗口“偷窺”坐的位置，“因爲我不喜歡走入庭室時，卻不知證人欄或法庭工作人員在何處。”
高文雙屍案最具挑戰
談到最具挑戰性的案件，冼翹聰認爲是高文雙屍案。
前高級警曹長伊斯幹達（42歲）爲搶奪錢財還債，2013年7月10日在修車廠老板陳文新（67歲）的私宅殺害他。陳文新的兒子陳志雄（42歲，商人）不巧上門，慘遭伊斯幹達狠捅17刀，再被後者開車拖行一公裏。
冼翹聰說，開始時還無從知道凶手是誰，須緊急化驗許多證物。證物數量不少，也不是簡單或小型的證物，比如拭子。
“生物署的DNA小組不分晝夜檢測證物。分析結果也很有挑戰，因爲收集到的DNA基因圖譜，摻雜了不同人的DNA，成分也不一。”
他說，相關報告約200頁，結果須“長文縮短”至30頁左右。
另外，南洋理工大學電機電子工程系學生黃必明（21歲）于2009年3月2日在校園刺傷副教授陳及鹿後，從橋廊墜下自殺的案件，也讓他記憶深刻。
他說，案件和DNA檢測並不複雜，但驗屍庭研訊卻讓他印象最深。“我供證時，公衆席上一些人不斷皺眉頭瞪著我，令我感覺不太舒服。證人椅也非常低，坐得很不舒服，結果背疼了一周。”
另一起是林厝港焚屍案。2016年7月12日，中國籍女工程師崔雅潔（31歲）在車內遭男友邱貴福掐死，屍體被載到林厝港8巷焚燒三天。這起案件是由冼翹聰監督，他的同事經手處理。“當時接到許多緊急證物提交，我們與查案人員密切合作，須實時更新檢測結果。
“本案特別之處是找不到死者屍體，當時相信是被告燒毀。我們接獲的不同證物包括燒過的衣物碎片、頭發、疑似人體組織的碎片，必須使用最新研發的線粒體排序（mitochondrial sequencing）法，而這種新穎的排序法，也是首次在罪案調查中使用。”
他解釋，線粒體DNA是孩子從母親得來的遺傳物質，與標准的DNA基因圖譜相比較，每個細胞的線粒體DNA含量更多。
換句話說，線粒體DNA是反映母系脈絡的重要指標。崔雅潔的屍體找不到，但通過檢測線粒體DNA就可梳理母系血緣關系，確定崔雅潔曾在現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