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簡介
範磊，國際政治專業博士，山東青年政治學院政治與公共管理學院副教授，察哈爾學會研究員，主要從事新加坡國別與東盟區域、公共外交、民族政治等領域的研究。
楊曉青，博士在讀，山東青年政治學院政治與公共管理學院講師，主要從事危機管理、政治傳播等領域的研究。
內容摘要：現代意義上的國家形象早已隨著當前國際交往尤其是其中公共外交的發展而被賦予了越來越開放和包容的涵義。而各國所推動的本國國家形象的建構與傳播無不是圍繞國家利益而進行，而成功的國家故事往往會成爲這一進程的重要載體。在這方面，新加坡的案例具有典型的代表性，塑造了新加坡國家品牌的同時，也進一步強化了新加坡的國家利益，提升了新加坡的國際影響力。新加坡國家形象的建構涉及到多個領域，涵蓋了縱橫交錯和大小融合的不同層面和多個領域，從而讓新加坡國家形象的建構與傳播呈現出更加多元化的特點與選項。 關鍵詞：新加坡；國家形象；公共外交；國家品牌
國家形象並不是一個新概念，古希臘的著名曆史學家修昔底德就在對伯羅奔尼撒戰爭的記述中強調過雅典對榮譽和威望的重視，並由此指出國家追求榮譽和威望等的活動與國家安全和國家利益之間有著內在的一致性，換言之，國家追求國家形象的過程也是確保國家安全和國家利益實現的過程。現代意義上的國家形象早已隨著當前國際交往尤其是其中公共外交的發展而被賦予了越來越開放和包容的涵義。而各國所推動的本國國家形象的建構與傳播無不是圍繞國家利益而進行，而成功的國家故事往往會成爲這一進程的重要載體。在這方面，新加坡的案例具有典型的代表性，塑造了新加坡國家品牌的同時，也進一步強化了新加坡的國家利益，提升了新加坡的國際影響力。
國家形象與公共外交
有學者認爲，國家形象其實涵蓋了一個國家所擁有的關于自身制度、曆史文化、民族傳統、綜合國力以及領袖和公民素質等多個方面的內容[1]，當然也有學者從內外互動的視角指出，國家形象其實就是一個國家在他國的大衆媒體中所呈現的某種映像。[2]這也就意味著某個國家在國際社會中所展示出來的一種氣質或者風格以及爲他國以及國際社會的接受程度。所以，國家形象更多的時候體現爲一種國家實力，包含著內外社會公衆對一國的行爲和所推動的各項活動以及由此而獲得的成果的一種複合型認知，有著強大的影響力和凝聚力。[3] 國家形象注重一個國家官方以及公衆對另一個國家的綜合情況的認知與評價，帶有強烈的主體價值判斷。在塑造國家形象的過程中，必須與國家利益實現密切的銜接，國家形象不能脫離國家利益而存在，維護國家利益的同時也要注重對國家形象的塑造，兩者是辯證統一不可分割的關系，也只有這樣才可能更有效地維護國家利益，提升在國際社會的複合型影響力。 或者說，國家形象其實就是在他國政府以及公衆中所形成的某種價值判斷，當這些判斷得以整合並得到普遍的認可，那麽便可以建構起良好的國家形象，也就是“國家品牌”。所以，國家形象的最大意義就在于不僅向世界和其他國家展示了本國的良好風貌，而且還在其他國家的社會公衆中塑造了良好的形象，從而增強了該國在國際社會的影響力和認知度。 而國家形象的建構很大程度上要借助多元化的手段和路徑，而其中公共外交是最具代表性的方式。在當前全球化進程日益加速，世界性的人口與信息流動已經勢不可擋的語境中，國家之間的界限也隨著跨國互動的頻繁而日益模糊，國家早已經不再是那個可以守在國門內“悶聲大發財”的被動角色，而是需要積極融入國際社會，參與國際社會，推動甚至主導國際議程，進而爲世界提供積極的公共産品，承擔相應的國際和地區責任，而此時就呼喚有效的公共外交來助力國家形象的塑造和傳播。 在全球化迅猛發展的今天，各國之間的跨國交流已經涵蓋在幾乎所有的交往領域，尤其是在社會層面的互動隨著公民社會的發展和信息的暢通日益頻繁，對國家形象傳播的要求就更加迫切。良好的國家形象的塑造與傳播，必然會有效地促進國家利益的實現，反之結果可想而知。而“由于社會因素的成長，一個國家在其他國家公衆心目中的國家形象真正具有了公共性和自主性，無論對于政府決策還是公共輿論，都具有十分深遠的影響。”[4] 甚至推動了傳統意義上的“權力政治”向“心靈政治”的轉變。[5] 一般而言，一國公衆對另一國家的認知往往都是借助一定的傳播途徑來實現的，畢竟不是每一個公衆都有機會直接走入其他國家獲取最直觀的體驗和認識。所以，在這種情況下媒體則可以利用其在信息傳播以及拓展方面的先天優勢爲本國或者他國公衆提供更爲直觀和多元的觀察角度，促進公衆在精神層面的延伸，從而感知到未知的世界。當然，公衆對這一形象的認知並非完全遵循利益原則，也會基于對某種意識形態或者價值觀的過濾而産生相應的結論。[6] 正是大衆傳媒的發展和信息革命的推動，爲當今世界各國之間的文化交流與信息溝通提供了寬廣的平台，甚至“足不出戶”就已經真正可以感知天下。這種跨國的互學互鑒以及不同文明之間的互動溝通爲塑造或者重塑一國在他國公衆心中的形象提供了更爲便捷的可能，有助于糾正此前可能存在的錯誤認知，踐行“國之交在于民相親”的理念，通過現代化的公共外交路徑建構更加積極良性的國家形象。萊斯韋（Harold D. Lasswell）對信息傳播的過程進行了階段劃分，從而提出了爲大家所熟悉的“萊斯韋傳播過程模式”（5W模式），該模式包括行爲主體是誰、說了什麽、借助什麽方式、受衆對象以及傳播效果如何等[7]（如圖1），運用到當前的公共外交與國家形象建構中有著異曲同工的作用。
近年來中國就越來越重視公共外交在提升自身國家形象方面的作用，強調講好中國故事以及傳播好中國聲音等耳熟能詳的外交理念就是強調的依托公共外交的路徑來推動外國公衆對中國的認知和了解。當然，講好中國故事，首先講述的必須是真實客觀的中國故事，只有這樣才能在國際社會塑造誠信、公開、透明和負責任的大國形象；其次講好中國故事要靈活運用一切可以運用的傳播方式將中國故事講好講透，讓外國公衆不僅聽得懂而且會産生興趣。相應地，中國的國家形象就在這種中外傳播主體與客體之間的互動中得到外國公衆的認可和接納，從而有效提升中國的軟影響力，建構一個負責任的、積極透明的良好大國形象。
國家形象的建構與傳播
國家形象的構建是整個國家戰略發展的有機組成部分，也是這個國家贏得世界目光的重要變量。[8]國家形象的提升是一國整體軟實力建設的重要環節，是全球化時代有效提升國家核心競爭力的重要推動力。國家形象的好壞將決定著這個國家在國際舞台上所擁有的可信度、接納性和發展機遇的高低大小，它可以對國家間的關系、國家的政策走向以及他國社會公衆的認知等産生積極的影響 [9]。尤其是在信息化浪潮的推動下，國家形象的建構與傳播更是成爲不同的國家拓展其國際影響力的對外戰略的重要組成部分。 而在國家形象本身的構建與對外的傳播中，公共外交是主要的路徑選擇，換言之，公共外交和國家形象的構建與對外傳播有著極大的相似性，可以說“公共外交和國家品牌（形象）建設是一個概念的兩種表現形式。”[10]公共外交隨著全球化和公民社會的迅猛發展而得到重視，甚至有學者認爲“公共外交的時代已經來臨”[11]。相比傳統的外交形式，公共外交內容豐富、形式靈活且與容易與心靈貼近，這些獨特的優勢讓其發展爲日益活躍的外交形式。可以說，“公共外交正愈加受到各個對全球角力場上的國際話語權一直孜孜以求的國家政府的高度重視。”[12] 相應地，公共外交已經成爲國家形象的構建與對外傳播的重要支撐，而大衆傳播在公共外交的發展進程中的作用顯而易見，所以在具體的公共外交實踐中“要充分重視運用各國媒體的主渠道，……鼓勵民間舉辦各個層次的媒體交流，加強雙方媒體經營、知識分子就不同議題進行互動討論，淡化誤解、縮小分歧。”[13]以充分整合媒體和公共外交的合力，助力國家形象的建構與傳播，講好國家故事。最終固化公衆對國家形象的完整認知，“公衆所認知的形象是客觀信息流動的終點，也是一國希望打造的國家形象的最後作用點。”[14]而這正是公共外交與國家形象建構與傳播的契合之處。
新加坡國家形象的建構
“新加坡可謂是先天不足最爲典型的一個國家，毫無腹地縱深和資源礦藏，……在地圖上也只是一個‘小紅點’的存在。不過，雖然它有著有限的幅員、多元的族群和複雜的地緣環境，但是卻以出色的治理能力贏得了與其先天條件不相稱的巨大國際影響力。”[15] 自1965年獨立建國以來，新加坡勵精圖治，其生活質量指數位居全球第八位，在亞洲國家中表現搶眼。2010年的某項國家品牌調查中，新加坡位居全球前十五位[16]。而在2017年的由品牌財經（Brand Finance）公司所發布的國家品牌排名中，新加坡以92.9分在“十佳最強國家品牌”（Top 10 Strongest NationBrands）中位居榜首，是唯一一個得分超過90分的國家或地區[17]。 新加坡政府設立了專門的職能部門負責打造國家形象，輸出科技、創意和價值，保證國家發展永遠被最有智慧的人才推動，同時堅持低福利，但是高收入和高購買力又推動了全民富裕社會的實現；法治嚴苛也造就了亞洲最安全和最廉政的國家；而花園城市的美譽贏得了世界的目光，發達的社會閃耀著不夜城的傳奇。可以說，新加坡通過創建和培養國家品牌，在從第三世界躍升到第一世界的過程中塑造出了一個善治、高效、美麗、全球化的新加坡國家形象。 國家品牌的塑造就是打造國家形象的過程。在品牌塑造過程中，往往會借助大衆傳媒、社交新媒體以及其他多方渠道等平台，同時還會依托國家的外交行爲，尤其是公共外交實踐，拓展對他國以及他國社會公衆的影響力，贏得對象國家公衆的好感和認可。很簡單的一個道理，每年休假的時候出國度假你首先會想到哪個國家？如果給你一個機會移民，你首先又會想到哪個國家？在每個人心中所閃現出的答案的那個國家必然會對其國家形象持肯定態度。而之所以如此，就在于這個國家在他國公衆的視野所及和心靈碰觸之處與目標群體産生了共鳴。這一目標的實現並不是一朝一夕就可以做到的，也不是理所當然的，是需要漫長的形象建構和品牌塑造，需要一國政府、社會和傳媒等多重渠道積極推動公共外交實踐來夯實和拓展，當正面的國家形象得以建構便會賦予這個國家以額外的競爭優勢。 所以，像新加坡這樣的國家，它們已經“不再只是地圖上的一個定位，而是已經成爲‘品牌國家’。在全球化進程中的消費者日益與這些國家産生感性的共鳴，並讓其所具有的地緣和政治環境沒有那麽重要了，……而形象和聲譽卻已經成長爲這些國家戰略性資産的重要元素。”[18]在這種語境中，國家形象的建構和傳播就愈加顯得迫切而有必要。具體而言，新加坡國家形象的建構涉及到多個領域，涵蓋了縱橫交錯和大小融合的不同層面和多個領域，從而讓新加坡國家形象的建構與傳播呈現出更加多元化的特點與選項。
首先，通過打造標志性的國家符號，讓新加坡的國家形象從抽象走向具體。魚尾獅的形象代表了新加坡的文化特點，也成爲這個國家的重要象征；新航所打造的“新加坡女孩”通過精心設計的娘惹風蠟染服飾和精致的裝扮爲新加坡贏得了世界的贊許；肉骨茶、海南雞飯、咖喱、椰漿飯以及娘惹菜等帶有典型移民社會風格的美食成爲吸引世界各地遊客味蕾的載體，甚至海南雞飯還被稱作是新加坡的“國飯”。而在不同的時期，新加坡政府根據所處的時代背景、經濟發展階段以及社會發展要求而提出了不同的旅遊營銷口號，以此來助力新加坡旅遊的發展，打造新加坡的國家品牌和形象（參見表1）。 其次，提升國家治理能力，國家雖小但是卻爲世界提供發展與穩定的樣板。提起新加坡，世人首先想到的是新加坡的幹淨、整潔、高效與安全，而在建國初期以及建國以前，這是一個被溫思敏形容爲“一輛破車，而不是勞斯萊斯”的地方，甚至還有人將其稱作是蘇伊士運河以東最糟糕的貧民窟。但是，就是在這個缺少自然資源和基礎薄弱的彈丸之地，憑借人民行動黨政府的勵精圖治，將新加坡打造成了全球國家治理的樣本，成爲善治社會的典型代表。其中打造高效文明的投資環境，堅持開放型的經濟發展模式，打造全球城市等舉措都是化解其國家小這一天然劣勢的重要方略。世界上的小國在整個國家數量中占絕大多數，但是能夠像新加坡這樣取得巨大的發展成就，僅僅經曆一代人就讓這個原本屬于第三世界的毫無資源禀賦的小島國邁入了人均國內生産總值居于前列的第一世界的國家卻是屈指可數。這無疑對新加坡的國家形象建構起到了決定性的加分作用。 再次，注重示範效應，讓每一位國民都成爲國家的名片。李光耀、孫燕姿、林俊傑、馬凱碩、許通美、梁文福等等一個個耳熟能詳的名字背後都代表了他的祖國新加坡，而新加坡也因爲這些個體名字的閃耀而得以持續強化它的國家品牌和國家形象。而隨著網絡尤其是新媒體的發展，普通的公衆借助社交媒體打造自我品牌的行爲既讓世界認識了個體，同時也通過這樣的平台爲世界呈現了這個國家的多元曆史與文化、和諧的社會以及發達的經濟。可以說，在新加坡的國家形象塑造和傳播中，不同的國民都在扮演著積極的角色。在走訪社區時與一位街坊的攀談中，深深感受到每個新加坡人對自己國家的熱愛與支持，她說：“可能我們每個人做的事情並非驚天動地，但是卻不能不做好，世界覺得新加坡好不正是我們這些普通人的努力？”正如新加坡朋友熟悉的一首歌中所呈現的，即使個人的力量是微小的，甚至不能成就一番轟轟烈烈的大事業，但是通過自身的努力也可以爲“鬥室帶來足夠的光芒。”[19] 第四，借助區域和國際組織等多邊舞台爲新加坡的國家形象加分。新加坡在區域和國際層面積極作爲，在政治領域推動了東盟、亞歐會議、東盟地區論壇、亞太經合組織等區域合作機制的成立和發展，並且積極推動了中國兩岸關系的和解與對話；而新加坡在經濟領域的發展也讓其成爲一個並非微不足道的國家。所有這一切都爲這個彈丸小國的國際形象和影響力提供了有力的支撐，爲其贏得了“小國大外交”的美譽。[20]
新加坡國家形象的傳播
作爲國家發展進程中的重要軟實力呈現，國家形象與品牌的塑造與傳播就成爲不同國家提升自身軟實力的重要途徑。自1965年建國以來，新加坡就重力打造國家品牌，並且讓其深入人心。[21]國家形象傳播的途徑有很多，媒體傳播、傳播、國際活動或者大型體育賽事傳播、城市或者次國家行爲體傳播、口碑營銷等等不同的形式。而所有這些方式基本上都屬于當前公共外交的範疇，比如中國多次在紐約時代廣場投放國家形象宣傳片的行爲就屬于積極的傳播，而新加坡也經常通過與海外各類媒體合作的方式投放和宣傳節目來提升自己的國家形象，打造國家品牌。在這些途徑中，媒體傳播的途徑顯然是最有效的，如今這種方式被稱作媒體外交。此前遊離于外交活動之外的觀察者和記錄者而發展成爲積極的參與者和推動者，並以行爲主體的身份直接推動著國家的公共外交議程，成爲國家形象的構建與對外傳播最具影響力的重要載體。 首先，借助大衆媒體平台，推動國家形象的開放性傳播。李光耀曾經指出，大衆傳媒對社會公衆的態度和行爲都會産生較大的影響，甚至“能夠影響人們的概念與信仰態度，和所信奉的政策與綱領的態度。”[22]所以，爲了提升大衆傳播媒介在構建國家品牌和傳播國家形象中的作用，早在2009年，新加坡就開始推動了媒體融合計劃，希望在三個方面來推動新加坡大衆傳媒的發展，以此提升在國家形象建構中的能力和影響。具體工作主要涵蓋了三大領域：一是爲傳媒産業的發展提供優質的環境，進一步完善法律法規建設；二是通過推動研發來促進新媒體産業鏈的升級，加大對新媒體業界的投入；三就是保持與世界的互動，強化新加坡所生産的內容和服務對國際社會的影響和吸引力，增進與海外傳媒業巨頭的合作等等。 信息時代人們對網絡的倚賴已經越來越影響到傳播方式和傳播理念的革新，傳統的大衆媒體開始積極利用網絡平台來做好形象傳播。甚至可以說，一個成功的網站就是成功傳播的一半。在國家形象的建構與傳播中，網站尤其是權威新聞媒體的網站在向受衆傳播的過程中不僅會將這個國家的曆史文化、自然地理、政治經濟等傳播給受衆，甚至會通過網站的整體風格和內容設計將國家形象實現更爲直觀和有效的傳播。《聯合早報》、《海峽時報》等權威新聞媒體網站在新加坡的國家形象傳播中就扮演了積極的角色，受衆通過這兩家網站浏覽和吸收到關于新加坡政府、社會以及公衆等不同領域的具體信息，而其他政府部門網站的發展完善也爲浏覽者提供了充足的信息保障。 其次，依托新媒體平台，實現國家形象的公共性傳播。新媒體時代呼喚可以科學管理和有效運用新媒體工具的能力。除了網站，微博、微信公衆號、Facebook、YouTube、Twitter等多種社交媒體的蓬勃發展，也爲國家形象塑造和傳播提供了優質平台，新加坡已經基本建立了一個涵蓋國家領導人、政府各部部長、國會議員、政府與非政府機構、直至國民個人的新媒體傳播體系。比如新加坡總理李顯龍早在2012年4月20日就依托Facebook、Twitter設立個人賬號，在拉近了總理與公衆距離的同時也傳播了新加坡領導人的正面形象，提升了人氣的同時也提升了“國家氣質”的內涵[23]，可謂是非常接地氣。這也正是通過指尖就可以碰觸世界的時代所帶給受衆的了解外國社會和官方觀點的重要渠道。 近年來，以《聯合早報》、新傳媒電視8頻道等新加坡華文媒體爲代表的海外傳媒機構在新浪微博開設賬號，利用這一優質平台與中國公衆展開密集互動，而且通過這一互動使中國民間社會原本存在的對新加坡的諸多誤解得以澄清和化解，同時利用微博平台將新加坡介紹給使用中文/華語世界，讓世界更加真實地面對新加坡，從不一樣的角度了解新加坡。《聯合早報》的“獅說新語”“新加坡魚尾文”等微信公衆號更是贏得了大批的中國讀者，向中國公衆傳播了新加坡的聲音，講述了新加坡故事。新媒體時代，這些社交媒體的發展通過引導對象國公衆關注有利于其國家形象的話題和信息，大大地促進了華文世界尤其是中國大陸社會公衆對新加坡社會和政府的態度、觀點的良好認知，有力地傳播和提升了新加坡在新加坡以外的華文世界的良好國家形象。 再次，通過大型賽事、會展以及演藝活動等形式，助力國家形象的發散性傳播。2018年9月，亞洲第一條F1街道賽道在新加坡啓用，而這也意味著F1曆史上首個夜間大獎賽在這個總是創造奇迹的城市國家正式拉開帷幕。F1大獎賽落地新加坡以後，給新加坡帶來的不僅僅是豐厚的經濟收益，還有對其國家形象塑造方面的重要貢獻。賽道全程5.065公裏，基本按照環繞濱海灣的設計，而在賽道規劃時就融入了傳播新加坡國家品牌的設計理念。賽道沿途經過政府大廈大草場、濱海藝術中心、魚尾獅、二戰紀念碑、聖安德烈天主教堂、新加坡眼摩天輪、金沙酒店、萊佛士酒店等多個新加坡的地標式建築，每年有來自世界各地的車迷湧入新加坡，就爲了感受這一全球唯一F1夜間大獎賽的速度與激情。除了這檔賽事之外，包括新加坡2010年舉辦的青年奧運會等都爲新加坡的國家形象塑造、展示與傳播提供了有效的平台。 新加坡的會展業誕生于1970年代中期，新加坡會議展覽局和新加坡貿易發展局專門負責會展業的推廣工作。一直以來，新加坡政府都非常重視將會展業作爲新加坡國家品牌檢驗和國家形象傳播的重要舞台。在1998年面對國際會展業不景氣的情況，新加坡旅遊局推出了“全球彙聚2000”的全球營銷計劃。2000年，新加坡被國際協會聯合會評爲世界第五大會展城市，近20年來一直是亞洲首選會展舉辦地，每年舉辦的會展活動超過3200個。目前有著較大影響力的展覽有新加坡國際醫療展、新加坡-亞洲博覽會、新加坡亞洲海事展、世界書展等。新加坡在設計這些會展活動之時會將獨具特色的新加坡南洋文化融入其中，將會展活動與新加坡本土的節慶活動相銜接，一方面推動著參與會展的商務遊客對節慶活動的參與，另一方面也爲節慶活動遊客創造了參與會展的機會，從而使新加坡的文化軟實力與活動實現有效對接，國家形象傳播和國家品牌營銷得以實現，充分發揮了公共外交職能。
結論
2019年6月在新加坡舉行的一次學術研討會上，來自歐洲某國的兩位學者曾經與筆者爭論新加坡是否重要、新加坡研究是否必要的問題。筆者告訴他們，新加坡雖然小，但是真的不是無足輕重的小國，它能在如此激烈的國際競爭中贏得與其先天條件所不相稱的巨大國際影響力，並持續發展保持蓬勃的生命力，塑造出良好的國家形象和品牌，用新加坡人常說的一句話來說就是：“新加坡的成功不是理所當然的。” 新加坡取得這種“不是理所當然的”成功的原因可以概括爲兩方面：一方面與其所擁有的獨特的自然條件與文化資源有著密切的關系；另一方面則仰賴于新加坡政府在國家形象構建與傳播中富有前瞻性的戰略謀劃，有步驟、有層次、有深度地推動公共外交活動與國家形象塑造之間的有機結合，最終形成強大的公共外交合力，成爲國際舞台上“小國大外交”以及多元社會善治的重要標杆性國家。 所以，雖然新加坡開啓現代文明的曆史並不長，但是卻成功塑造了良好的國家形象，打造了優質的國家品牌，使其在確保了經濟與社會快速高質量發展的同時，也得以實現了文化軟實力的綿延及影響力的延續。而探尋新加坡成功的密碼也成爲當前不少國家關注的焦點。由此來看，新加坡不僅是一個挺重要的小國，而且新加坡研究也有著清晰的必要性。
注釋
[1]參見劉小燕: “關于傳媒塑造國家形象的思考”，載《國際新聞界》2002年第2期。
[2]參見徐小鴿：“國際新聞傳播中的國家形象問題”，載劉繼南主編：《國際傳播-現代傳播論文集》，北京：北京廣播學院出版社2000年版，第27頁。
[3]參見管文虎等著：《國家形象論》，成都：電子科技大學出版社，1999年版，第23頁。
[4]趙可金著：《公共外交的理論與實踐》，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2007年版，第145頁。
[5] John Arquilla & David Ronfeldt, “The Emergence of Noopolitik:Toward an American Information Strategy”, Rand Corporation, 1999, Chapter 3, p.28, https://www.rand.org/pubs/monograph_reports/MR1033.html.
[6]參見趙可金著：《公共外交的理論與實踐》，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2007年版，第129頁。
[7]Harold D. Lasswell,“The Structure and Function of Communication in Society”, in Lyman Bryson ed., The Communication of Ideas, New York:Harper & Brothers, 1948, pp. 37-51.
[8]範紅：“國家形象的多維塑造與傳播策略”，載《清華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3年第2期。
[9]參見張蘊嶺：“國家形象是一種軟實力”，載《世界知識》2017年第23期。
[10] Gyorgy Szondi,” Public Diplomacy and Nation Branding:ConceptualSimilarities and Differences”, Netherlands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Clingendael’, October 2008, “Abstract”.
[11] Christopher Ross, “Public Diplomacy Comes of Age”, The Washington Quarterly, Vol. 25, No.2, Spring 2002, p. 75.
[12]檀有志著：《國際話語權視角下中國公共外交建設方略》，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6年版，“序論”第1頁。
[13]韓方明：“以公共外交手段推動中國與東南亞國家的睦鄰友好”，載《中國與東南亞國家的公共外交》，北京：新華出版社，2012年版，“序言”第2頁。
[14]參見闵捷著：《以色列公共外交與軟實力建設》，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7年版，第13頁。
[15]範磊著：《新加坡族群和諧機制：實現多元族群社會的善治》，長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12頁。
[16]許木松著，趙鲲譯：《國家營銷：新加坡國家品牌之道》，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 第IX頁。
[17] Brands Finance, “Top 10 Strongest Nation Brands”, in Nation Brands 2017, accessed on December17, http://brandfinance.com/images/upload/bf_nation_brands_2017.pdf.
[18] Peter Van Ham, “The Rise of the Brand State: The PostmodernPolitics of Image and Reputation”, Foreign Affairs, Sept./Oct. 2001, Vol. 80,No. 5, pp. 2-6.
[19] NLB Music SG, “小人物的心聲”，NLB, accessed on November 13，2017，http://eresources.nlb.gov.sg/music/music/track/428d228f-7884-469b-a1c9-c337a9b2bb83.
[20] Margolin,J.L., “Singapore: New Regional Influence, New WorldOutlook?”, Contemporary Southeast Asia,Vol. 20, No. 3, 1998, pp. 319-336.
[21]參見許木松著，趙鲲譯：《國家營銷：新加坡國家品牌之道》，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 第11頁。
[22]新加坡聯合早報編：《李光耀40年政論選》，北京：現代出版社，1996年版，第538頁。
[23]“看看新加坡總理李顯龍總理都在Facebook上發了啥”，新加坡眼，http://www.yan.sg/facebookshangfalha。
來源：王秋彬主編：《“一帶一路”視阈下的周邊公共外交研究》，世界知識出版社2020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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