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為什麼中國崩潰論屢屢失敗？中國有什麼獨特優勢能持續高速的發展？身在其中的我們忽視了國家的哪些優勢？
我們當然有各種不滿和怨言：食品安全、環境污染、醫療教育高房價、貪腐歧視不公正、民主言論甚至人權……但客觀公允的判斷的是，我們不僅要跟同時期其他國家的橫向比較，也要跟自己之前狀態的縱向比較，照此標準，近幾十年來，我們的成就確實稱得上「天翻地覆」，也讓西方社會輪番出現的中國崩潰論一再落空。
高速發展的中國
很多人會列出各種原因：單一民族占絕對主體的國家，就少了種族衝突；世俗化的社會，就少了宗教衝突；儒家思想的灌輸，族裡間/家庭內能互幫互助；中國人吃苦耐勞、勤奮不已……
而在《政治秩序的起源》這本書里，提到了「國家建構」一詞，給人以新的啟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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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歷經的那些崩潰論
在紅色政權建立之初，各種看空中國的聲音就不絕於耳，以致後來我們也犯了一些錯誤——右傾、大躍進、文革等，崩潰論似乎就未曾停止過。當然，這都是特殊歷史時期、特殊國際環境下的特殊產物，因裡面更多的摻雜了政治的因素，在此我們就不再詳述，只回顧下改革開放之後歷經的那些中國崩潰論。
第一次中國崩潰論出現在上世紀80年代末期。
當時價格雙軌制、倒爺盛行、物價闖關等，讓全國各地出現了嚴重的通貨膨脹，百姓不管有用沒用，反正見東西就搶購——食鹽、暖水壺、電風扇……並且不是一個兩個的買，而是成批成堆的買。
蘇聯解體
再加上當時東歐動盪、蘇聯解體，關於中國即將崩潰的言論甚囂其上。後來大家也都知道了，中國政府穩住了局勢，經濟改革向縱深發展，很多領域向民資開放，1992年小平南巡講話後，下海潮風靡大江南北，經濟政治危機順利化解。
第二次中國崩潰論出現在1998年。
當時東南亞出現金融危機，各國貨幣貶值、外資逃離、工廠倒閉、失業暴增……而中國則出現了百年一遇的長江流域洪澇災害，國民經濟遭遇重創，中國崩潰論再度興起，以索羅斯為代表的國際資本屯資聚集香港做空港幣。
當時中國政府力挽狂瀾，對外承諾人民幣不貶值，對內擴大內需拉動經濟，也從那時起，商品房出現、教育開始作為一個產業、隨後老國企深度改制、國家動用千億外匯保衛了港幣……中國安然度過那次危機。
第三次中國崩潰論出現在2001年前後。
中國借加入WTO的東風，國際貿易做的風生水起，並成為世界工廠
當時正值中國加入WTO之際，一些國內外學者認為中國政治制度過於呆板僵化，經濟體系還不健全完備，大企業數量少規模小，一旦入世，將遭受國外資本和產業的侵襲，尤其是地產/金融/汽車/農業等行業，許多企業將進入死亡通道。
可事實是，中國借加入WTO的東風，國際貿易做的風生水起，並成為世界工廠，經濟總量躍升為世界第二，一批國際知名的大企業陸續建立。
第四次中國崩潰論出現在2008年後。
美國次貸危機後，世界經濟遭受重創，中國再次體現強勢政府的優勢，印鈔放水加大基建、擴大投資拉動經濟。此時中國崩潰論再起——政府加大投資擠壓了民營資本生存空間，而政府的投資一般低效，且貨幣超發不可持續，債務崩盤會讓中國經濟硬著陸。而今已近十年，中國經濟不僅沒崩潰，反而高鐵/橋樑/機場等基礎設施世界領先，讓西方羨煞不已。
最近的一次中國崩潰論出現在2015年。
當時中國因去槓桿出現了股災，經濟增速、固定資產投資都在下滑，經濟似乎處在風雨飄搖中。中國政府當機立斷，隨即提出「四去一降一補」的應對政策，其效果正在顯現。而今兩年已過去，中國經濟並沒崩潰，經濟轉型正在向好的方向發展，崩潰論似乎又將再一次落空。
由圖：值得玩味的是，中國經濟的加速起飛，競起始於第一次中國崩潰論提出之時
中國崩潰論一次次泛起，在政府強大的管控能力下，又一次次讓崩潰論落空。而反觀全球，高福利下的歐洲先是面臨國家債務的衝擊、目前又對難民問題一籌莫展；美國總統大選帶來的族群割裂、全球化造成的貧富分化讓社會不堪重負；中東顏色革命後內戰不止，百姓流離失所、國家建設舉步維艱；拉美/非洲/南亞等民主化的國家，並未像歐美預期的那樣走入國富民強的道路，反而在民主選票下混亂不止……
再打量下中國，政局穩定、治安良好、經濟發展、產業消費升級穩步推進，一派「風景這邊獨好」的景象。
這一切都是為什麼呢？因為國家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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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建構，政府的管控能力
國家建構，也就是政府的管控能力，用通俗的話說就是一個國家的政府，在國防、徵稅、官僚機構架構、維護社會秩序、提供基本公共服務等方面的能力。
若沒有一定的國家能力去貫徹法律，法治只能是一紙空言；若沒有一定的國家能力去維護基本的社會秩序，民主就可能成為民粹的狂歡。所以，政府並非越小越好，索馬利亞是世界上政府最小的國家，但那裡的經濟、政治、社會狀況卻一團糟。
為了說明中國政府的管控能力強，我將就大家較關心、話題較敏感、觀點難統一、利益衝突較多的三個方面——高稅收、高房價、強制拆遷等做一論述，也試圖從另一個角度去看待這些問題，能給大家更多的啟發和更多看問題的視角。
高稅收
中國稅負高，企業負擔重，曹德旺美國建廠一事更是把中國的「死亡稅率」推向了風口浪尖，大家普遍的觀點是，企業都活不下去，員工即將失業了，官老爺及其代表的既得利益群體卻還在搜刮民膏民脂，過著花天酒地的生活。
我們知道，國民收入在居民/企業/政府三者間進行著此消彼長的分配，跟歐洲一樣，中國政府分配著較多的財富。不同的是，歐洲把收繳的稅收二次分配給低收入群體，並多用於醫療/教育/養老等公共支出，中國則把稅收更多用於機場/高速/高鐵/地鐵等基礎建設（貪腐和利益輸送當然有，但比例未必有大家想像的那麼大），這就是大家感受到的歐洲更公平。
如果再深入思考會發現，歐洲更多的是存量財富在不同群體間的再分配，而中國則是把上繳的財富用於改善基礎設施，為增量財富創造提供條件。
強制拆遷
政府有錢國家才有能力，管控能力才會強。它也應該有階段性，等今後基礎設施完備後，或許應降低稅負或更多的稅收用於公共福利支出。
高房價
高房價一定程度上就是高稅收，因為房價構成的大頭——土地出讓金被政府拿走，與高房價相關的各種稅收也被政府拿走，與房子相關的各種收入一度占各地方政府總收入一半左右，所以高房價的作用幾乎等同於高稅收——相當於每一個高價買房的人都在省吃儉用、壓縮其他的消費去支持國家/城市的基礎設施建設，而良好的基礎設施是經濟發展、增加就業的後勁引擎，這反過來反哺這個國家/城市的百姓。更多的人只看到高房價的副作用，而沒看到了高房價的積極一面。
去年的房價暴漲，引起沸騰民怨，為安撫百姓情緒，政府於十一期間全國統一行動調控樓市，到了年底更是直接行政干預土地價格和房屋售價，許多人戲稱「又回到計劃經濟時代」。通過稅費、信貸、限購等措施調控樓市，在世界其他國家比較多見，但直接管控市場價格卻實屬罕見，但這也從另一個層面證明了政府的管控力——維護社會秩序的能力。
伴隨著近二十年城市化摧枯拉朽的推進，在城市疊代升級、面貌煥然一新的同時，各地暴力拆遷、甚至強拆死人的悲劇不時上演，影響社會和諧及穩定。
但是，正是因為拆遷，才有地鐵/高鐵/高架橋/學校/公園，消滅了安全隱患和城市傷疤的城中村，建起了世界領先的基礎設施和容貌換新顏的城市，並造福於整個華夏民族及其子孫後代。
一切皆是成本。一將成名萬骨枯，你到底看到了戰死沙場的累累屍體，還是看到了赫赫的勝利戰果，如果沒有當下的萬骨枯，可能會有今後的萬萬骨枯。同樣，你到底看到了拆遷的成本（傷亡/悲痛）還是拆遷的收益（關係到種族的延續和民族的崛起）？
當然，我們更希望拆遷合法、賠償合理（國家的錢來自全民的稅收）。
房屋拆遷和群眾動員也是國家能力的一個體現
而拆遷在世界各國極其困難，首先土地屬於不同的人（中央政府/州政府/企業/社會組織/個人等），要修建條鐵路得跟不同的人去談判；修建之前還要遭受各環保組織/動物保護組織/甚至人權組織的抗議；修建時還要遭受工會/工人罷工的威脅。難怪墨爾本到雪梨的高鐵都規劃了半個世紀還沒見動工。
不客氣的說，房屋拆遷和群眾動員也是國家能力的一個體現。
國家能力強，政府調動資源的能力就強，很容易形成合力與凝聚力，並減少國家內部損耗（區別於台灣的藍綠內耗/香港的港獨內耗/東南亞的種族宗教內耗/民主制發展中國家的選票內耗），一心一意集中力量辦大事，並推動經濟的發展，過去幾十年中國的成就正得益於此。
國家能力、法治和負責制政府
國家能力強是基礎和前提，領導國家的精英群體是否足夠智慧、有視野及大格局則直接決定了威權體制或獨裁體制，正面的例子是台灣的蔣經國、新加坡的李光耀、韓國的朴正熙，反面的例子是非洲/中亞/中東的那些至今仍落後的失敗國家。
國家能力強，若碰到「好的國家領導人」，是國之大幸，也是國運所在；它的反面是遇到「壞的國家領導人」，很容易陷入經濟災難、國家混亂或政權脆裂。為了避免國運受制於少數的精英領導人，國家能力也並非越強越好，它還應有法治作為權力約束、結果問責使國家能力發揮在正確方向上。
國家成功就是要在國家能力、法治和負責制三者間達到一個平衡——我國國家能力很強，但法治和負責制還有待加強；歐洲的法治和負責製做得很好，但國家能力較差；非洲/南亞等國家是國家能力很差、法治和負責制政府也差。
超強的國家能力及政府管控能力讓中國一次次摧毀各種各樣的崩潰論，並成功行走至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