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的維度是如此之多。
它充滿了希望和潛力，是農村人口爲了尋求更好的生活而遷移之處；它是工業和經濟、思想和文化的神經中樞；它吸引人類聚集，是新思想和社會運動的熔爐；它是希望和夢想得以表達和實現的地方。
但是，城市也有黑暗的一面。它還可能滋生不法行爲、賣淫活動、社會不平等、疾病，並導致環境惡化。
城市充滿許多矛盾現象：有成功，也有失敗；希望和樂觀，與絕望同時存在。人類的故事在這個中心舞台上展開，反映社會的思維、行爲和道德指標
城市的過去和現在
我會先講述幾個偉大城市的過去和現在的故事。然後我將從這些城市中總結出關鍵的經驗教訓，並談談它們對新加坡的影響，包括我們的現在和未來。
傑裏科（Jericho）
我的首個例子是位于中東新月沃土的傑裏科。它是最古老的人類定居點之一，可以追溯到公元前9000年。這座古城有著得天獨厚的地理優勢——氣候宜人，土壤肥沃，淡水豐富。
這些條件促使狩獵采集者在經過一段時間後定居下來，種植莊稼。這些人從非常早期的文明開始，就是一個關系緊密的民族。隨著他們人數的增加，一座城市形成了。
憑借農業積累的財富，傑裏科人將這座城市建立爲一個貿易站，利用他們在約旦河沿岸的戰略位置，與遠在埃及和安納托利亞的人做生意。隨財富而來的是防禦和保護的需要。居民修建了防禦工事，最著名莫過于傑裏科城牆。國防是一種公共産品。一座城市要保衛自己，就須要提高稅收，調動和組織資源。于是，國家治理體系應運而生。
長安
接下來，我要談談第二組例子——政治首都，如羅馬、長安、開封、巴連弗邑（Pataliputra）和君士坦丁堡。
這些地方開始時也是地理位置優越的定居點，但隨著統治者鞏固周邊領土，它們獲得了戰略意義。最終，它們成爲帝國成熟的政治和經濟首都。
這些首都有一些共同特點。
其一，它們往往位于貿易路線的交彙處。例如，開封位于運河網絡之中，處理大量的航運貨物。貿易通常由國家支持和推動，並提供維持帝國的資源。
第二，這些首都具有防禦優勢。例如，君士坦丁堡控制著通往黑海的唯一入口，而且三面環水。這讓它只須面對西邊的陸地入侵者。
第三，它們是大國的中心，並作爲帝國的首都發展出強大的軍事和技術統治能力。例如，羅馬有一個負責治理的元老院和一部完備的法典，後者至今仍構成許多現代法律和民主制度的基礎。
紐約市
第三組例子是當今的大都市——紐約市、倫敦、巴黎、東京、上海、香港和新加坡。
工業革命和技術進步，帶來了資本的自由流動，世界變得越來越全球化。
全球化世界的特點是由貿易、金融服務、海事、航空、資訊通信和其他活動組成的複雜網絡，這些網絡須要由節點或交易所提供服務。全球的大都市都成功地將自己確立爲這些節點。
隨著科技發展，現代大都市的影響力範圍不再受限于馬的耐力，也不再受限于是否靠近水道或貿易路線。它們的重要性取決于其網絡的廣度、産業戰略集群、大量資本和思想流動，以及最重要的是，吸引和留住全球人才的能力。
因此，倫敦不再依賴泰晤士河，因爲它已不再根系海洋。轉型爲全球金融中心和創意、文化及藝術中心，使它得以保持在世界上的地位。
在世界另一端，硅谷及其較小的城市，如帕洛阿爾托（Palo Alto）和丘珀蒂諾（Cupertino）——世界初創企業和科技之都——已經趕超沿海城市舊金山。
因此，從關系緊密的人群聚集在氣候和地理環境最適宜的地方，到統治和保衛國家和帝國的政治和經濟中心，最後發展到當今全球化和相互聯系的世界中的金融和商業中心，城市的概念已經發生了變化。
城市的興衰
無論城市如何形成，都會隨著曆史的潮流而興衰。地理運氣造就了像傑裏科這樣的古城，卻也可能使其覆滅。自然災害、氣候變化和外國入侵，都會改變一座城市的命運。今天，作爲約旦河西岸有爭議領土的一部分，傑裏科已無昔日的光彩。
至于羅馬和長安等政治首都，它們的地位和重要性則隨著所屬帝國的興衰而轉變。羅馬不斷受到入侵威脅的困擾，其軍事和行政部門爲保衛廣闊的領土而過度擴張。公民逐漸失去對統治階級的信任。唐朝滅亡時，長安也因帝國四分五裂而慘遭滅頂之災。
這些城市並沒有完全“衰落”。它們仍然是主要的人口中心，但它們的地位已完全改變。羅馬仍是意大利首都，但商業中心已轉移至米蘭。羅馬的表面下埋藏著層層曆史，使得這座城市很難重新發展和自我重塑。
至于現代大都市，它們在競爭異常激烈的全球經濟中不斷爭奪相關性。既然能建立全球節點，也就可以被競爭對手所取代。要世世代代保持城市的活力和相關性絕非易事。
新加坡：城市、政府和國家
我之所以列舉這些例子，是因爲我認爲每一個例子都可以爲我們的集體努力提供豐富經驗，以使新加坡繼續是一個走在最前沿的繁榮城市，以及我們所有人穩定和可持續的家園。
新加坡不能以我所舉的任何例子爲榜樣，即使是現代大都市也不能。因爲曆史促成我們的與衆不同。我們是一座城市、一個國家和一個國民集體，三者融爲一體。我們可以在新加坡的身上找到紐約市、長安和傑裏科的一些精髓。我們未來的成功有賴于我們認識到所有這些偉大城市的重要性，並將它們過去和現在的精髓結合起來，收爲己用。
就讓我先從我們所擁有的紐約市特點說起。
我們是全球經濟節點。這對我們城市的生存至關重要。沒有經濟機會，也無法給予人民更美好未來的前景，一座城市就會失去活力和生命。
特別是對于像新加坡這樣沒有天然腹地的城市，保持經濟活力始終意味著與世界接軌。
我們的其中一位建國元勳拉惹勒南在1972年就已提出新加坡要成爲“環球城市”（Global City）的願景。這比普及這個詞的下一位演講者薩森（Saskia Sassen）教授早了整整20年。
拉惹勒南視新加坡爲全球經濟體系中日益重要的組成部分，與世界經濟大國並駕齊驅。
在很大程度上，我們通過幾十年的努力和進取，實現了這一雄心壯志。我們利用地理位置建立了一個貿易中心，並在此基礎上發展其他戰略性産業——制造業、旅遊業、生物醫學、金融和資訊通信服務、航空和研發。
用一個更現代的比喻來說，我們已經變得像一部這個世界不能沒有的智能手機——備有良好的操作系統和現代生活中必不可少的各種應用。聯絡簿、時間表、聊天群組、音樂和照片都被個人化，並儲存在裏頭。
這就是我們希望繼續向世界提供的功能價值。它足夠強大，以至于你難以放棄新加坡，盡管不是不可能。
擺在我們面前的巨大任務是不斷自我重塑，以保持相關性。作爲智慧國，我們已取得長足進展，並且正迅速發展爲綠色金融中心。
我們有重塑城市景觀的長期計劃，比如發展巴耶利峇空軍基地即將騰出的土地，以及重新規劃市中心，包括有三個濱海灣大小的南部瀕水地區（Greater Southern Waterfront）。
但我認爲，後冠病世界是新加坡自我重塑的最大機遇。
從許多方面來看，這場危機就像一個重置按鈕，迫使我們重新思考如何以更明智、更好的方式處事。例如，後冠病時代的職場應采用結合居家辦公及在辦公室工作的混合模式，更有效率且著重于工作成果，有助人們在生活中取得平衡。
長期以來，“尖峰通勤時間”的概念一直主導著交通基礎設施的規劃和發展。我們若能重新思考這個概念，就可以把交通曲線壓平。
冠病疫情迫使許多遭受重創的實體企業轉向數碼平台。推行居家學習，讓教育體系經曆了另一次“複興”。每個中學生都備有個人學習電子配備，透過數碼平台上課，並自主學習。
在醫療保健方面，我們現在對基層護理的重要性有了更好的認識，比如疫苗接種，以及由遠程醫療輔助的居家康複模式。這可能是基層預防性護理的新開端，是老齡化人口的醫療保健中最重要的組成部分。
在疫情期間，我們將自己定位爲疫苗生産和分發的中心。
應對疫情的過程，考驗我們作爲一個城市的耐力。我們順勢而爲，從容應對，適應了許多曲折變化。我們沒有試圖關閉每個感染群，但我們勇敢推進，度過了每一波疫情。要做到這一點，必須有賴人民的個人責任和公民意識。
雖然這些是不得已而爲之，但我認爲，它有助于我們成爲更強大的國民。我希望，這會形成一種新的社會態度，它對不完美更加寬容，坦然接受挫折和失敗，欣賞韌性、堅毅和進取心，甚至是不按傳統方式行事。
作爲城市國家的新加坡
盡管我們不是帝國，但卻擁有長安的特點。這是因爲我們須確保國家得到有效治理。在新加坡，國人沒得選擇是要住在人員自由流動的城市經濟中心，或生活在甯靜的郊區。
在我們的環球城市之外，也沒有華盛頓特區、堪培拉或巴西利亞這樣的城市。我們只有這座城市。500萬人的所有可能選擇，就在這塊730平方公裏的土地上。
新加坡政府必須保衛這座城市，維護法律和秩序。它必須確保所有的基礎設施和服務——從醫療護理、教育和交通，到公用事業和垃圾收集、圖書館和公園——都到位且運作良好。
幸運的是，新加坡的建國一代建立了一個優秀的政府。
這包括國家的各個部門——一個有效的、能把事情做好的行政部門；非政治化的公務員體系；以及一個無畏無私地維護法治的司法系統。它還包括民主體系，如通過自由和公正的選舉形成的國會。
但是，國家事務離不開政治。這裏存在著兩面性。一方面，政治促進了公共討論，使國家的命運最終掌握在人民手中，令權力受到制約，並維持對行政部門的問責。
另一方面，政治出了問題則會使民衆兩極分化，破壞社會穩定。我們最近就看到了很多這類例子。
因此，確保良治的一個關鍵因素是促進善政。政治進程必須是建設性的，有助于彌合分歧，而不是無休止的爭吵和僵局。政治的目標必須是幫助國家找到前進的道路，即使這些決定涉及非常困難的權衡。
這對新加坡尤其重要。我們雖然缺乏資源，幅員狹小，卻能發揮敏捷度、保持一致的目標與行動，以此彌補不足。我們可能很小，但可以快速行動，共同前進。
今天最須要調和的政治分歧是什麽？
工業革命後，在整個19世紀和20世紀，最大的沖突發生在右派和左派之間：創造財富對分配財富；資本主義對社會主義。幾乎每個國家的政治鬥爭，都在這個關鍵的分歧上。這場意識形態鬥爭書寫了現代曆史。
然而，後全球化和互聯網時代，現代社會面臨了新的矛盾。經濟和收入增長是重要的，也是許多人所渴望的，但也會使社會分化，阻礙社會流動。國際競爭的挑戰和壓力會使人們轉而反對全球化和外國人。資源開采耗盡了我們星球的生命。
換句話說，不平等現象、保護主義和氣候變化，都是當今世界各國及其政府必須努力解決的一些最大問題。
要化解現代社會的矛盾，解決這些問題，我們需要一個強大的政府。若非如此，那些艱難卻必要的工作便無法落實，例如減少排放的碳稅、幫助低收入者提升的再分配政策，或是教育、衛生或其他重大公共政策與項目的改革。
我們的政策必須長期貫徹推行，才能彰顯成效。與大國不同的是，我們承擔不起政權頻繁更叠、政策朝令夕改這樣一種政局分裂的代價。
這並不妨礙包含多元意見的有益論述，以及制衡機制的正常運作，這兩者都可以加強國家的健全運作。新加坡的成功取決于我們能否實現這兩個目標。
作爲新加坡人
然而，我們內心的傑裏科才是新加坡最關鍵的部分。
盡管生活在環球城市，但我們猶如關系密切的部落成員，有著共同的前途和命運。我們須共同努力，爲彼此作出犧牲，才能開創更美好的未來。
只是與傑裏科的居民不同，我們並非擁有相似起源的自然部落。新加坡是個遠比任何古城都更多元和複雜的社會。
在聯合國擁有一席之地或者能在奧運會用自己的旗幟參賽，並不能成就一個國家。檢驗一個國家含義的試金石，就在我們的誓言——“團結一致”。
這使得國家建設成爲一個在潛意識層面的長期過程。一個國家的人民須要有共同的經曆，一起經曆考驗和磨難。久而久之，這種團結將形成超越原始部落本能的共同理想，並壓倒加深社會裂痕的力量。
然後，就誕生了某種神奇的現象，它超越了安全，超越了謀生，超越了物質享受——就像一個國家的靈魂。
對于像印度和中國這樣的文明古國來說，國家意識幾乎是第二天性，它已經誕生了幾千年。在歐洲，幾個世紀以來，宗教信仰在形成團結意識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美利堅合衆國是一個相對年輕的國家，由個人自由和自由的理想凝聚在一起。
在新加坡，我們日複一日地打造新加坡人的身份認同。學生每天在學校集會上唱國歌；不同社群在組屋區共同生活，前往相同的小販中心和公園；一批批年輕人一起服兵役；即使在千裏之外，完全陌生的人也本能地用新加坡式英語交流，它就像我們共同的秘密代碼；以及共同應對冠病疫情等危機。這些都是國家建設的舉措。
它們都是通過政府深思熟慮制定的政策與計劃實現的。
以2019年在福康甯山舉辦的“新加坡開埠200年曆史體驗展”爲例。我們想找出什麽詞彙最能形容“新加坡基因”（Singapore DNA），經過廣泛咨詢，我們選出了三個形容詞，即開放性（openness）、多元文化（multiculturalism）和自決心（self-determination）。
公衆在參觀完展覽後，受邀投票選出最能引起他們共鳴的形容詞，結果“自決心”以高票勝出。
這並不令人意外，城市不需要它（自決心），許多州屬甚至不會想到它，但像我們這樣的年輕國家卻夢想擁有並珍惜它。
遺憾的是，冠病疫情打亂了一切，使展覽無法繼續。但我們應繼續舉辦，因爲人們對我們作爲新加坡存在的原因，以及成爲新加坡人意味著什麽的意識越來越強。
將這種意識轉化爲文字，大概如下：
我們不僅是全球化世界的一個關鍵節點，更是銜接東西方以及亞洲不同地區的節點，爲人民和後代創造了超越國界的巨大機遇。
國家機構將始終發揮一貫的優勢，力求確保公正和公平，秉持唯才是用原則，讓每個人發揮長處，彌合分歧，使我們長期處于正確的道路上。
因此，在這個國家，我們也承諾讓每個以新加坡爲家的社群有立足之地。大家都發揮互諒互讓的精神，而不是以犧牲別人的利益來推動自己的議程，這樣就可以爲新加坡人共同擁有的東西提供發展的空間。
有了這些，我們將能決定自己的未來，成爲一個在今後多年繼續蓬勃發展的城市和國家。
作者是衛生部長。本文是他于本月13日在新加坡透視論壇上發表的主旨演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