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乙康先生說，新加坡是一個現代大都市，需要與世界接軌才能走向繁榮。
據新加坡媒體報道，新加坡衛生部長王乙康在周四（1月13日）的一個論壇上就城市問題發表了講話：新冠疫情過後，對于像新加坡這樣的城市來說，最主要的任務是不斷改造自身，與時俱進，保持競爭力。
他說，新加坡的國土面積僅爲730 平方公裏，它既是一座城，也是一個國家，在這個寸土寸金的區域裏，城區繁華的經濟中心和甯靜的郊區相隔並不遙遠。
因此，要保證新加坡這個小島容納500 萬居民不同的希冀，就必須實現高效的國家治理、制定科學的政策。
他表示：“新加坡在政治發展上必須有建設性意義，消除大衆的分歧，不能出現無休止的爭吵，讓社會陷入僵局。政策制定的最終目的是幫助國家找到前進的道路，即使該決策難以做到全面權衡。”
“這對新加坡來說尤其重要。新加坡資源缺乏，並不具備戰略優勢，但是我們可以利用廣大群衆的智慧，將目標和行動統一起來彌補劣勢。雖然個人的力量很小，但只要我們團結起來，就能推動經濟快速發展。”
2022年新加坡展望論壇由李光耀公共政策學院政策研究所舉辦，王乙康先生在該論壇上發表了關于城市、國家和應變力的主題演講。
在講述其他大城市的曆史與現代發展史時，他認爲新加坡不能絕直接“複制”其他城市的發展軌迹，因爲“新加坡不僅是一個城市，也是一個國家，更是一個民族的國家，各民族都融爲了一個共同體。”
與紐約一樣，新加坡不僅是一個現代化大都市，更是世界經濟的“樞紐”，只有與世界其他地區接軌，新加坡才能走向繁榮。
因此，新加坡必須要像智能手機一樣，擁有性能良好的運行操作系統，裝載生活中必不可少的應用程序，讓“用戶”需要新加坡、離不開這個國家。他說：“要這樣改變新加坡確實不容易，但也不是不可能。”
這需要不斷改造新加坡，利用優越的地理位置將其打造成全球貿易中心，然後將制造業發展的重心轉變爲發展生物醫學，現在還要將新加坡建造成一座綠色金融中心。
他補充說，新冠疫情爆發後，新加坡轉變思路，將自己打造成疫苗制造和分銷中心。新加坡應該抓住此次機會重新思考如何才能做得更好、更靈活多變。
王乙康先生將新冠疫情比喻爲一個巨大的“重置鍵”，並表示新冠疫情令許多行業，如零售、教育和醫療保健都發生了轉變，新加坡應該抓住這一契機，進行自我轉型。
例如，他建議在疫情結束之後，新加坡可以同時結合居家和辦公室的工作方式，讓人們更好地平衡職業和私人生活，這樣還能緩解上下班的出行高峰期，長期以來，高峰期都影響著交通基礎設施的建設和發展。
王乙康先生與新加坡財政部長黃循財、貿易和工業部長顔金勇共同主持了抗擊新冠疫情的工作，他說，新冠病毒考驗了新加坡這個城市的勇氣。
他認爲，個人責任和公民意識在成功抗擊每一波的疫情中發揮了關鍵的作用。他說：“我們必須信任新加坡的居民，他們會積極配合病毒檢測，一旦被感染也會選擇主動隔離。”
“雖然這些都是無奈之舉，但我相信它會幫助新加坡民族的成長。我希望我們能開始塑造這樣的社會觀：包容不完美，接受挫折和失敗，倡導靈活、頑強、進取等品質，甚至打破常規。”
作爲一個小型國家，新加坡很像中國的古城長安，即現在的西安，政府必須保衛這座城市，維護治安，才能有效得管理國家。因此，新加坡在創國之際便建立了一個有力的政府，並在政府中設立了高效、爲人民服務的行政部門和非政治化的公務員隊伍，還建立了一個無懼權貴或偏袒任何權威機構的司法系統。
除此之外，還有一些民主機構，如議會，都是通過自由、公平的選舉建立起來的。他指出，國事不能脫離政治，如果政治方面做得好，國家的命運就會掌握在人民手中，制約權力，但如果政治不正確，就會使人民相互敵對，破壞社會穩定。
政治正確對新加坡來說尤其重要，因爲新加坡只是一個開放的小國，只有群衆達成一致目標，才能繁榮發展。所以，我們必須建立一個強大的國家應對當今社會最爲嚴峻的政治問題：不平等、保護主義和氣候變化等。
從長遠來看，政府需要制定一致的政策才能産生作用，萬萬不能頻繁改變發展方向，與此同時，政府還必須廣泛聽取各方建議，適當調整、平衡政策發展的方向。“新加坡政府是否能成功取決于我們如何依靠自己的力量實現這兩個目標。”
傑裏科是最古老的人類聚居地之一，它是從狩獵部落聚集在一起，在條件適宜的地區耕種莊稼開始發展起來的，和這個古老的城市一樣，新加坡的誕生也是因爲人們一起同舟共濟，才建立了這個國家。
他還說，“新加坡的民族緊密相連，達成了共識，一起努力奮鬥，爲彼此做出犧牲，所以我們才會有機會迎接更光明的未來。”
然而，傑裏科是一個自然發展的部落，部落中的人民都來自于同一種族，而新加坡人民的種族卻多種多樣。因此，新加坡比任何一座古城都複雜得多，它的國家意識並不是一開始就存在的，而需要在潛意識下通過長期的國家建設來塑造。
他說：“在新加坡，我們每天都在思考新加坡人身上肩負的責任，學生每天都在學校集會上唱國歌，不同社區的居民和諧地居住在建屋發展局的街區中，年輕人將自己的青春奉獻給軍隊等。”
“這些都是建設國家的舉動，其中有很多人還響應了國家實施的政策和計劃。”
2019年是新加坡開埠的200周年，王乙康先生表示，新加坡舉辦了一次全民投票，讓群衆進行“自決”，即按照人民的意願來選出最能代表新加坡的“DNA”。
他表示：“城市不需要自決，其他國家甚至都沒有考慮過它，但是像我們這樣年輕的國家對自決權卻異常珍惜。”
他說，新加坡的居民越來越意識到了身爲新加坡人的意義——新加坡作爲國際上重要的樞紐，密切連接著東西方世界，這爲廣大居民創造了巨大的發展機會；新加坡的國家機構不偏不倚，促進了社會的正義和公平，除此之外，新加坡的精英管理還消除了社會不安定的因素；這個國家讓每個社區都能生活在陽光之下，人們被賦予的一切福利都不是通過犧牲他人而換取的。
總而言之，王乙康先生認爲：“帶著這些價值觀，我們便能決定自己的未來，無論是作爲一個城市，一個國家，還是一個民族國家，新加坡都能在未來繼續繁榮發展。”
文章來源：《海峽時報》，2021年1月13日，星期四
作者：Tham Yuen-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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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內容來自于作者，不代表新加坡國立大學李光耀公共政策學院官方機構觀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