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新加坡兩大前任總理和部長們的辭職風波，謠言的其中一大源頭，居然是來自李光耀？文詳細講述了吳作棟任職時幾大部長相繼辭職點滴趣聞和“事件真相”。
“陳慶炎……”吳作棟喃喃地說道，然後沉默了片刻，又幽幽地搖了搖頭，望著手中握著的辭職信。這封信在他的辦公室檔案內整齊留存了近乎三十載，歲月的流逝卻也稍稍撫平了一紙書信所造成的傷痛。他讀著這封信，應該已經看過不知多少回了，然後開始笑了起來；先是輕輕一笑，而後轉爲咯咯大笑。傷痛多少已讓幽默取而代之。 “如今我想起這事，之所以會笑，是因爲這些我都經曆過了，也熬了過來。”他此時正坐在總統府辦公室裏接受我們的采訪。“可是在那個時候，可不是鬧著玩的；我感受到的就是一股錐心的失落感。”1991年8月15日，就在國會解散、吳作棟爲總理任內首屆大選拉開戰幔的隔天，陳慶炎私下與他的這位新領導會面，抛下了一枚震撼彈。這位當任教育部長，也是李光耀欽點的首選接班人，決意退出政壇。他告訴吳作棟，他仍然會參選，不過會在選後退出內閣。換句話說，他還是會繼續當國會議員，不過不會留任部長。10天後，也就是8月25日，陳慶炎正式遞交了辭職信。對吳作棟來說，這個打擊讓他倍加難以承受；公衆當時不知道的是，陳慶炎並非他的新內閣團隊中第一個提出辭呈的部長。早在三個月前，也就是1991年5月，丹那巴南也向這位才剛上任的新總理表達了退出政壇的意願。丹那巴南當時是國家發展部長，掌管新加坡至關重要的公共住屋問題，是吳作棟內閣團隊中的重要成員；而他，一如陳慶炎，此前也都推舉了吳作棟爲團隊領導。“我當時心裏急得直跳腳!”吳作棟說著，不經意地流露出一絲殘留的苦惱。“他們在1984年推選我爲大家的領導。而我才剛上任不久，他們兩人……都是很年輕很有實力的部長，卻先後說要離開。兩根柱子眼看就要塌了，而我的工作才剛開始啊。他們怎能就這樣把我推上來當領導，然後一走了之。”陳慶炎和丹那巴南是第二代領導班子中的重量級將領，衆人也看好他們會在接下來的多年裏充當吳作
棟的左膀右臂。豈料，正如吳作棟不斷念叨的，“我的工作才剛剛開始啊。怎麽會這樣?”
吳作棟接受了兩人的請辭，心裏很清楚他們去意已決，不可能再說服他們留任。“駿馬脫缰，我又怎能緊抓著不放手?”他邊說邊七情上面地指向某個看不見的目的地。“我只好同意，因爲我太了解他們了，不想彼此鬧得不歡而散。”不過，他成功說服丹那巴南繼續參1991年大選，否則外界很可能將之解讀爲這是內閣團隊在大選前夕對新領導投下的不信任票。更重要的是，這兩位同僚都向吳作棟做出承諾，未來如果還需要他們效力，必當義不容辭隨時應召。“他倆離開時，我說，好吧，我們只能盡力在這個艱難時刻爭取到最好的局面。”吳作棟分享著當時的感受。“他們兩位都是責任感很重的人，他們今後肯定還是會有所貢獻的——不一定是在內閣，也可能是在內閣以外的其他崗位上。眼下需要的是明白他們請辭的原因，與他們維持良好的關系。沒必要耿耿于懷，壞了彼此之間的關系。”可是在那一刻，無論是吳作棟本人或是兩位決定引退的部長，都料想不到彼此間的承諾會那麽快兌現。吳作棟甚至還沒來得及從1991年大選結果的挫折感中回過神來，就又在內閣遭遇到一連串的戲劇性打擊；其沖擊力度和規模之大，至今仍是新加坡政治史上前所未見、絕無僅有。1991年9月5日，大選結束後不過五天，吳作棟對外宣布了丹那巴南與陳慶炎辭呈的消息。兩位部長都以希望重返私人企業界作爲引退的理由。這個消息所引發的輿論沖擊對吳作棟來說非同小可，尤其坊間也到處流傳著他將引咎辭職的謠言。可是這三位當事人之中，包括吳作棟在內，恐怕誰都沒料到這些有關他們辭職的謠言會持續好幾十年，甚至以訛傳訛，淪爲荒誕的“都市傳說”。諷刺的是，謠言的其中一大源頭，居然是來自李光耀。李光耀在2011年出版的《李光耀：新加坡賴以生存的硬道理》一書中披露：“……突然有三位部長相繼辭職，他們是陳慶炎、楊林豐和丹那巴南，三位都是重量級部長，原因是他們不習慣他的領導作風。因此，我給他們打電話說，給他一點時間吧，讓他先安頓下來……後來他們改變了初衷。我幫忙解決了一些問題，所以最終他們都留下來
了。”楊林豐是繼陳慶炎和丹那巴南之後，于1994年離開內閣。《硬道理》一書出版後，文中提到的幾位部長，包括吳作棟自己，均未出面駁斥李光耀的說法；只是上述幾人在爲這本書接受采訪時都說是這位已故領導人搞錯了。丹那巴南斬釘截鐵地否認了李光耀的說法：“外界似乎誤以爲我的離開，以及之後慶炎的離開，都是因爲不認同吳作棟。事實並非如此。我們請辭與吳作棟無關。”他進而說明當年的真實想法：“我是因爲馬克思主義事件而離開的。我必須
確保自己不會無意間造成人們誤以爲我是因爲與吳作棟合不來而離開。那也是爲什麽後來我留了下來。”吳作棟在《白衣人》一書中首次披露丹那巴南離開內閣的真相，是因爲他無法認同1987年政府針對“馬克思主義陰謀”所發動的大逮捕行動。陳慶炎則在辭去內閣職務後重返老東家華僑銀行;他同樣表明自己與吳作棟並無不合。“我在1991年大選之前就已經向他(吳作棟)表明，我有意在完成對國家的責任後卸職，回到華僑銀行服務。”他爲本書受訪時如此憶述。丹那巴南和陳慶炎的憶述與他們當年給吳作棟的說法前後吻合。吳作棟說:“我想，丹那如此真誠地告訴我說是他良心過意不去，所以我願意體諒。同樣地，慶炎對自己曾向伯父作出的承諾有著強烈的使命感。我告訴李光耀，我會放手讓慶炎離開，因爲任何人對自己的長輩許諾，就一定得做到。”
然而，無論是公開場合或私下，吳作棟從沒就此事糾正過李光耀。他解釋說，因爲“根本沒用”。“一旦他對某個人有了既定印象，就很難再讓他改觀。我看過很多其他例子，只是要一一點名的話，會對當事人不公平。他看人的眼光我未必總是認同。他也並不是存心要打擊我，但是他掌握到的細節和所作出的解讀並非永遠都百分百准確。我了解他。由衷地說，這是他的解讀，而他覺得有必要也讓我知道。而因爲我很清楚當事人心裏真正的想法，所以我並不會太在意。我倒是從來沒想過他倆(陳慶炎與丹那巴南)會不接受我的領導。” 如果說這兩位重量級部長的雙重辭呈內幕議論就足以持續延燒好幾年；卻還有另一個更加聳動的傳言，更加奪人耳目、曆久不衰。據說時任副總理的李顯龍與其他高級部長在內閣會議上激烈地吵了起來，導致陳慶炎和丹那巴南雙雙憤而辭職。這場風波甚至讓澳大利亞學者羅斯·沃辛頓寫進了他在2003年出版的著作《新加坡治國之道》裏，給流言增添了幾分真實感。作者指稱，李顯龍與時任財政部長的胡賜道因意見不合而起沖突，而陳慶炎和丹那巴南是站在胡賜道這一邊的。丹那巴南在內閣會議上責問李顯龍，李顯龍當下更是隔著會議桌刮了丹那巴南一巴掌。陳慶炎和丹那巴南遂憤而辭職，以示反擊。沃辛頓的書出版後，吳作棟在同一年裏，也就是2003年總理任內最後一場國慶群衆大會演說中，以他那獨一無二的吳氏幽默，主動提及這個故事。他當時說：“你們可能也已經聽說了這個有關顯龍的老故事了。如果還沒聽過，我就在這裏告訴大家吧。故事是1990年發生的，顯龍和胡賜道吵了一架。丹那巴南是胡賜道這邊的。顯龍大發脾氣，隔著桌子狠掴了丹那巴南一巴掌!整個內閣頓時一片嘩然。我接著逼顯龍道歉。我看我八成是患上失憶症了。這事我怎麽完全記不起來!現在你們知道新加坡人多有創意了吧!”他嘗試以幽默的方式來化解謠言，結果卻失敗了。這個傳言非但未曾平息，反而更添一分虛虛實實的混淆與揣測。吳作棟在爲本書受訪時坦言自己這招“惡作劇式的幽默感”有點弄巧反拙了。“任何進過內閣會議室的人都會知道這事不可能是真的，因爲你根本沒法隔著桌子伸手掌掴坐在對面的人，內閣會議桌太寬了!”他先是笑著澄清，緊接著詞鋒一轉，決絕地戳破流言:“爲免這本書的讀者還是沒能看懂我的笑話，我要在此挑明——顯龍賞丹那巴南巴掌的傳言完全是子虛烏有。全是假新聞!”然而，在1991年最後幾個月的那段黑暗日子裏，先是一場遠不如預期的大選結果，再得面對陳慶炎和丹那巴南兩位部長的雙重辭呈，讓吳作棟幾乎笑不出來。他說:“我簡直說不出話了。”只是，他初任總理的顛簸之路尚未走完。接二連三的打擊接踵而至，一跨入1992年，他又迎來當頭棒喝。那一年4月，副總理王鼎昌告訴吳作棟自己患上淋巴癌。六個月後，另一位副總理李顯龍也確診罹患同一病
症。聽著兩人先後透露病情，吳作棟心亂如麻，千頭萬緒湧上心頭，完全茫然失措。“我感覺自己像是連遭兩次雷擊。”他大叫起來。“我仿佛見到自己內閣團隊中四根最堅實的支柱一下子全消失了。” Q&A問:您是怎麽得知兩位副總理患上癌症的? 答：鼎昌的病況我知道得比較早。到了10月29日那天，顯龍打電話給我，以最沉重的語氣說：“要告訴你個壞消息。我患了淋巴癌。”問：您當時有什麽反應? 答：震驚。鼎昌才剛確診不久，怎麽緊接著又是這個消息。坦白說，當初聽鼎昌說他的病情，我還不知道淋巴癌是怎麽一回事。我們安排了一位腫瘤專科醫生到內閣來進行講解。他向部長們解說什麽是淋巴癌，這種癌症有多嚴重。鼎昌患上的是低度淋巴癌，醫生能做的不多，但病人還能活上好一些日
子。
問：您當下最關注的是什麽? 答：當下最先想到的倒不是內閣，而是他們倆。一聽到是癌症，馬上聯想到的是最壞的情況。他們會怎麽樣?還能活多久?滿腦子想的都是這些問題。 問：當時陳慶炎和丹那巴南都已經離開內閣了，您有多擔心內閣團隊的實力? 答：非常擔心。我跟你分享一件有關顯龍的事。這也是爲什麽我如此敬重他的原因。他告訴我患上淋巴癌隔天，又打了一通電話給我，說:“你最好還是找慶炎和丹那談談。萬一我和鼎昌有什麽不測……你，還有整個新加坡，就會陷入困境。最好能把慶炎與丹那請回內閣。”當時我其實已經打算把慶炎和丹那找回來。即使在他們離開後，我仍然與他倆維持很好的關系，可以說是我的先見之明吧。顯龍的想法也跟我一樣。他這人才剛得知自己患上癌症，就已經在假定自己和王鼎昌可能無法繼續工作。他這樣想是很理智的，是領導人的風範。他想到的不是自己，他想著的是內閣與新加坡。顯龍在自身遭受劫難之際，卻更憂心國家大事，這充分展現了他氣度非凡。我在後來跟他的幾次對話中發現，他處變不驚，沉著應對病情，很清楚自己該怎麽去對抗這場疾病。他並沒有因爲生病而心煩意亂;就只是接受現實，然後往前看。問：結果您跟陳慶炎和丹那巴南談得如何? 答:我打電話給慶炎，向他大致說了眼下處境有多嚴峻。他說:“先別慌。看看接下來事態如何發展。”這就是陳慶炎，對吧?非常冷靜。總是那麽沉穩。我確實有點焦慮，不過他說別慌。丹那當時正准備出國旅遊。我撥電找他，說:“我知道你正准備出國度假，但我有些壞消息不得不讓你知道。”你如果認識丹那，就大概能猜到他的反應。他對著電話筒大喊:
“什麽?!”他不願接受這個消息，拒絕相信我說的話。現在回想起來，他的這些反應大概換作是誰都會有的。對于這個消息，我們全都很震驚。我告訴他，顯龍患的是中度淋巴癌，我們確實大難臨頭了。所以我請他想想度假回國後可以怎麽幫幫我們。爲了使這個請求更有分量，我告訴他顯龍也讓我找他談談。接著，丹那在出國前也親自和顯龍談過。問：李光耀呢?您沒找他談嗎? 答：他當時正在南非展開公事訪問。他收到顯龍患癌的消息後打了電話給我。他想要傳達的主要信息就是:爲顯龍盡一切努力，盡我們所能幫助他抗癌。“他多活一天，新加坡就多賺了一天。”這是他的原話。但他也同時讓我做好最壞的打
算，盡可能招攬人才加入我的團隊。他遠在非洲，可是他關心的不只是顯龍，還有新加坡——他讓我盡可能爲團隊招攬更多人才，還有，幫助顯龍與癌症對抗。問：要勸服陳慶炎與丹那巴南回來，會不會很困難? 答：不會。他倆清楚了我們的處境，都義不容辭地重返內閣。丹那巴南幾乎是立刻走馬上任，接管貿工部。陳慶炎讓我給他一點時間處理銀行的事務。不過兩人都表明，一旦危機解除，他們還是要回到私人企業界，尤其丹那巴南。6我要求慶炎掌管國防部，費盡了一番唇舌才成功說服他。我認爲慶炎會爲國防部注入全新視角，他也會讓這個部門變得更有自信。畢竟他嚴肅認真也善于分析。慶炎起初不太有把握能否把國防這一塊做好。我對他說他完全可以勝任。我也曾經是國防部長，也同樣沒有任何軍人背景。最後他說好。我也決定讓他升任副總理。這點倒是他沒料到的。問：您新官上任，就不幸處處碰壁，先是大選失利，而後部長辭官，接著是副總理患癌。坊間當時可有議論，說您的政府走衰運?答：“衰”字其實是用在鼎昌和顯龍身上，因爲患上癌症確實“很衰”。
問：經曆了這一連串事故，您會如何評價自己的團隊?答：一個人最重要的是：氣度。陳慶炎：永遠沉著冷靜；丹那巴南：信守承諾，在我們需要他的時候回來了；王鼎昌：一如既往，繼續生活，履行任務；李顯龍：不自怨自艾，專注走好下來的每一步，關心的是我的內閣團隊能否保持強勁的後盾；李光耀：心系國家，而不只是關心兒子。這支團隊，危機當前依然堅強。我爲他們所有人感到自豪。李顯龍後來完全康複了，他在吳作棟內閣中留任副總理，2004年接棒出任新加坡第三任總理。吳作棟透露，李顯龍此後之所以再也沒有重返貿工部，是因爲李光耀相信頻繁出訪也是患癌導因。他告訴吳作棟，李顯龍不適合頻頻出差。“何晶也向我提出請求。”吳作棟說道，他指的是李顯龍夫人。
王鼎昌也戰勝了癌症，還在1993年當選總統。不過他所患上的低度淋巴癌不幸惡化，于2002年病逝。對吳作棟而言，1990年11月宣誓就職才剛滿兩年，就遭受一連串意想不到的打擊。他想要建立一個更寬容、更溫和的社會，無奈命運卻讓他接二連三地受盡黴運與冷眼。吳總理就是一個傷痕累累的領導人，以最不吉利的方式開啓了自己的主政生涯。然而關鍵是，他在政壇上堅強存活了下來。縱使步履踉跄了，卻不至于失足跌倒。不過，終究還是有賴于他摯愛的堅實後盾馬林百列，才讓他的總理生涯出現了重要轉捩點，爲其主政時代送來了一份遲來的激勵，那份他早在1990年就引頸長盼的激勵。
本文收錄于《登高望遠·吳作棟傳》一書中，本書爲新加坡前總理吳作棟個人傳記，由作家白勝晖撰寫。通過情節鋪設，將吳作棟描述得繪聲繪色。
領導人造就國家，而不可預測的時勢則造就領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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