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次聽一個語言學家講“禮”這個字，聽得我一驚一乍。他說“禮”由“示、曲和豆字組成。“示”字上面兩橫，分別表天和地，要我們感恩天地的養育，“小”表日、月、星。“曲”是“曰”和“草”字組成，“曰”是說，草即是草木，草木的幼苗從土裏剛冒出頭時，都是躬身卷曲的。下面豆字即表小，讓我們明白自己的微不足道。
他說“禮”“理”同音，意思是人要有禮數和禮節，離不開“理”。我們不單要在行禮時躬身，還要把禮存于心中，反應在言語中，面部表情中，生命活動中。“禮”就是天地之理，天地之道，是上天給我們的啓示。要我們在人際交往中委曲求全，求同存異，保持弱勢心態，說話做事不要逞能，待人接物恭而有禮，這樣才能立足于天地，彰顯生命之美。
我對此不僅異常陌生，甚至還有點抵觸，因爲我們從小所受的教育，是做“革命闖將”，要“敢批敢鬥”。所謂“周公之禮”，不僅迂執陳腐，還反動透頂，不僅要嘲諷貶抑，還要批倒批臭，“再踏上一只腳”。我讀初中時正碰上批林批孔，課本都沒有了，不是搞勞動，就是開大會，聲討孔子的“克己複禮”。
如此一來，我們漸漸養成了不守禮儀的習慣，對很多民間習俗，一概視爲繁文缛節，絕不依從。記得父親去世，請來道士做法事，要我下跪，我不肯配合，村人議論紛紛，說我不孝，我拗著脖子，置若罔聞。要過年了，人家都在團聚，我卻往外跑，還傲然著文，題爲《叛逆的年》。
不僅如此，我們說話還故意避開一些文雅的詞語，譬如說上廁所，我們就說屙尿、屙粑粑。去年上半年在荊州小住，我大嫂都聽不慣，私下問我大哥，奇怪我說話怎麽這麽粗俗。吐痰雖不敢隨地，但卻敢吐在街邊草叢裏；煙頭不敢亂扔，但丟在街角牆邊亦不愧疚。還不習慣稱呼人家，問個路，雖然面帶笑容，也用了“請”字，卻大都以“哎”字做代詞，和人家打招呼。
而我們，卻自以爲是一群知書達理的人，是文明社群的一員。及至到了新加坡，才感覺自己的文明程度不達標。陌生人在電梯裏，在路上都向你問好，或者點頭微笑，我起初都疑惑人家是不是在跟我打招呼。幾乎所有人都那麽溫和有禮，特別是公務員，就覺得他們臉上的微笑不是裝出來的，是心底純善的自然流露。
也許新加坡的人並不是人人都有文化，有知識，有見識，但他們有文明，守禮儀。這好像是另一碼事。由此想到禮儀的重要，它不僅只是一些表面的客套，因爲習與性成，外在的行爲舉止經過長期的規範訓練，會觸及到人的心靈，抹去心中的陰暗與猙獰，換以平和與友善。它給我們的人生帶來快慰與溫情，給社會帶來秩序與規範，功莫大焉。
不得不承認，這種人文環境對我很受用，如沐春風。而在春風的包圍中，想到遙遠的故國，又不免怅然若失。其實我們的先祖把禮儀看得很重的，詩經說：“人而無禮，胡不遄死？”意思是一個人如果不懂禮，不如趕快死了。“做人先學禮”，禮儀教育是人生第一課。人生如此，社稷亦然，我們稱華夏是禮儀之邦，用禮來安定社會，維持秩序。
據說我們鄉間殘存的那些禮儀，很多源自朱熹。這位“集大成而緒千百年絕傳之學、開愚蒙而立億萬世一定之規”的亞聖，緣情制禮，弄出一套禮儀規矩，全民履踐，以達良善。雖然這一“濟世良方”屢遭後世的暴君奸徒們破壞，現實圖景也並不如人所願，但還是起到了一定的約束教化作用。沒有朱熹，情況可能更糟。
海外的華人世界，特別是儒家文化濯熏的東亞諸國，卻較多地承繼了先祖們付托給我們的遺珍，以致使我們現今去旅行時，恍然是穿越到了明清與宋唐。當然他們也不是全盤接受，正如扶桑之國，“摹仿中國文化，卻能唐朝不取太監，宋朝不取纏足，明朝不取八股，清朝不取鴉片”。取其精華，去其糟粕，簡明常識，實爲至理。
再看遠一點，西土未出孔孟，遠離鄒魯，爲何能走出野蠻，趨近文明？人類的文明進程，並不局限于一國一域，我們這邊“天生仲尼”，人家那邊也降誕了蘇格拉底、柏拉圖、佛陀、耶稣，文化突破，精神提升，同步推進。延至文藝複興、二戰以降，精英輩出，人文主義漸成聲勢，沛然爲主流，弱肉強食的叢林法則爲契約法規的社會法則所取代，精神文明煥然一新。
幸福人生，絕不僅僅是錦衣玉食，名車豪宅，優良的人文環境，帶給我們的愉悅與舒適，如明月清風一般，同樣顯要寶重。君不見，謙謙君子之間，絕無爭鬥之釁；文明國度當中，略無兵燹之患？倘若戰狼嗷嗷，青面獠牙，戾氣沖天，愚氓遍地，那不僅給你添堵，甚至會危及人邦安全。而複興禮儀，峻立法治，施以愛的教育，截斷恨的灌輸，欲救世道人心，欲達君子之國，舍此別無它途。
（文章原載于微信公衆號詩與歌的旅行，原標題爲《人而無禮》，新加坡眼轉載標題節選自原文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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