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04月19日，中央民族大學曆史文化學院第120期史學名家系列講座在騰訊會議線上舉行，主題爲《從“馬來化”、“英化”到“再華化”——關于19世紀末20世紀初新加坡華人的曆史文化考察》。講座由中央民族大學曆史文化學院張晨怡教授主講，來自國內多所高校及科研機構的一百余名師生聆聽了此次講座。
張晨怡教授認爲，如果我們能將目光投向更大的華人文化圈，能夠更好地理解華人文化表述的同一性和多樣性，從而爲我們闡釋中國文化提供一個新的視角。在講座中，張老師主要分四個方面對19世紀末20世紀初新加坡華人社會從“馬來化”、“英化”到“再華化”的過程進行了闡述。
新加坡
首先，張老師介紹了19世紀末20世紀初新加坡華人“再華化”之前的“馬來化”和“英化”現象。張老師認爲新加坡華人的“再華化”，是繼新華社會特別是土生華人出現“馬來化”和“英化”現象之後發生的，是海外華人文化再造的重要體現。“馬來化”和“英化”，是新加坡華人在與其他族群的互動和對當地社會的參與中結合了新的文化要素所産生的本土化。要探討“再華化”問題，首先要厘清新加坡華人文化形態由“馬來化”、“英化”向“再華化”轉變的演進過程，以便理解新加坡華人不斷變化的文化形態。由于長期生活在馬來人群中，在與馬來人持續的深入接觸過程中，華人群體中出現了一定程度上的“馬來化”傾向，其中土生華人“馬來化”的程度尤爲嚴重。新加坡土生華人雖然始終有意保持華人傳統中的核心原則，保留一些具有祖先傳統的文化實踐，但是在馬來人的影響下，在語言、宗教信仰、生活習俗等方面都進行了本土化的調適，並呈現出“馬來化”的特性。繼“馬來化”之後，隨著1819年新加坡開埠以及1826年新加坡、馬六甲和槟榔嶼三地被英國整合爲海峽殖民地，又造成土生華人“英化”的傾向，從而形成新加坡華人華巫西兼容的文化特點。土生華人在家庭中往往使用峇峇語交流，在社交場合則多用英語。雖然由于中西文化上的差異，早期改信基督教的華人並不是很多，但是語言與教育的影響力是巨大的，隨著英語教育在土生華人中越來越受歡迎，基督教在新加坡華人中的傳播也有了很大的進展。在英國殖民者的影響下，到19世紀後半葉，土生華人在“馬來化”基礎上的“英化”傾向十分顯著，並且與不斷湧入的新客華人形成鮮明對照。新客華人源源不斷移民到新加坡，對于華社具有深遠的結構性影響，有利于新華社會與中國在經濟上、文化上保持持續的聯系。不過，土生華人人數雖然比新客華人少得多，但是英化的海峽華人領導層在殖民地政府扶植下的強勢崛起，對整個華人社會的影響不容低估。
其次，張老師講述了清駐新加坡領事館在新加坡華人“再華化”的過程中發揮的重要作用。經過清政府與英國政府的交涉，1877年10月，清政府在新加坡設立臨時領事館。清駐新加坡領事館的設立具有裏程碑式的意義，它結束了新加坡華社與中國無官方聯系的局面。清駐新加坡領事館設立後，清政府不斷加強從政治、文教等方面對新華社會加強影響，不斷拉近新加坡華人與中國的關系，增強華人的歸屬感。清駐新加坡曆任領事、總領事都在其中貢獻了自己的力量。尤其是第一位常駐領事左秉隆被後世學者認爲是“新華文化的奠基者”，他在文教方面所做出的努力，如發起興學運動，創建會賢社、會吟社、雄辯會等多個文社、文會，更使新華社會中的中華文化傳統進一步發揚光大，土生華人的華人性也得到加強，爲新加坡華人的“再華化”打下了重要的基礎。
之後，張老師主要從華語運動和儒教複興運動兩個方面談了新加坡華人“再華化”的主要文化表現。張老師認爲，“馬來化”與“英化”造成新加坡華人的文化形態發生明顯的變化，並影響到華人語言的傳承，雖然族群認同的延續並不依賴于特定語言的延續，但是語言變遷會影響對認同的理解與文化表達，因此，“馬來化”與“英化”給19世紀末20世紀初的新加坡土生華人造成了嚴重的身份認同危機。土生華人自我認同爲華人，也被當地土著和殖民者承認爲華人，但是因爲他們大多不會說華語和方言，而被人數衆多的新客華人認爲並非“純華人”。土生華人得到殖民者的優待，接受英語教育，並且加入了英國國籍，但是社會地位卻比英國人低得多。對于這些接受現代教育並且引發了對殖民政策反思的土生華人來說，族群的現狀和前途令人憂慮，于是他們把希望寄托在中華文化上面，認爲中華文化可以將他們從無所適從的文化困境解救出來。19世紀末20世紀初，在新加坡華人社會中興起了一場規模浩大的中華文化複興運動，主要包括華語運動和儒教複興運動。華語運動發端于林文慶主持的新加坡華語訓練班的成立，首先在土生華人社會興起。華語運動的蓬勃開展引發了清駐新加坡領事館的關注，並且獲得了領事館的有力支持，推廣到整個新華社會。華語運動的持續廣泛開展，推動了新加坡華社內部分散的幫群意識上升爲華人的族群意識，對中華傳統文化的傳承和發展也起到促進作用。儒教複興運動與華語運動基本于同時興起，並且互相推動。儒教複興運動深受康有爲領導的孔教運動影響，同時也有新加坡華人文化尋根的內在需求，由新客華人和土生華人共同發起，邱菽園、林文慶是儒教複興運動的最主要領導者。語言和文化是民族和族群認同的基礎，華語運動旨在以華語爲華社共同的語言表征，儒教複興運動力圖將儒學改造爲儒教，作爲華人唯一的信仰支撐，都是爲了從曆史悠久的中華文明中獲取到改造新華社會的力量。上述舉措的動力，一方面肇始于清駐新加坡領事館對中華傳統文化的傳播所帶來的對中華傳統文化的認同與回歸，另一方面則與接受英殖民政府提供的現代教育的新加坡華人覺醒後對殖民政策的批判與反思密切相關。因此，華語運動和儒教複興運動既是中華文化複興運動，同時也是華人社會文化改革運動的重要組成部分。
新加坡的唐人街市場
此外，張老師還談了新加坡華人“再華化”的政治影響。張老師認爲新加坡華人的“再華化”不僅體現在文化方面，也表現在他們對于中國政治的強烈關注與積極參與，當時的新加坡華人在政治意識上並不認同其居住地，對中華文化的認同與對中國國家的認同是緊密交織在一起的。新加坡華社對中華傳統文化的認同與回歸，給來自中國的政治活動家們提供了一個可以動員組織力量的特殊舞台。到19世紀末20世紀初，新加坡華人對中國的政治意識逐漸增長。新加坡華社在各種政治活動和思想的刺激下，呈現出高度政治化的局面，促使華人進一步認識到一個強盛的中國才能夠真正成爲海外華人的靠山，因此，他們對中國的改革和革命運動均有所回應，並對中國政治産生了重要的影響。1877年清駐新加坡領事館的設立，建立了新華社會與清政府之間的官方聯系。清駐新加坡曆任領事官不僅在華人中播撒中華文化的種子，還努力激發他們對清政府的忠誠之心。除了利用會賢社、雄辯會、圖南社等社團的政治議題，引發新華社會對中國政治的持續關注外，領事官們還通過售賣官銜等措施，拉攏了不少華商依附于清廷。戊戌變法失敗後，中國政治局勢日趨複雜，維新派和革命派先後來到新加坡爭取新加坡華人的支持，導致新加坡華社分裂爲親清廷的當權派、親康有爲的保皇派和親孫中山的革命派。華人的政治意識就在這種對抗性的政治氛圍中逐漸增強，華社各派的經濟利益、政治立場與救國理念雖然並不一致，但是政治認同的指向均爲中國。面對新的政治形勢，清政府調整了華僑政策，開始在海外各埠建立中華總商會作爲領事館的外圍組織以輔助領事館控制海外華社。1906年成立的新加坡中華商務總會在清政府與殖民地政府爭奪對華社的控制權時堅定地站在清政府這一邊，對于革命派的海外反清活動也持反對態度。在清政府試圖加強控制華社的同時，維新派和革命派也在新加坡進行密集的活動，希望將新加坡變成自己的海外基地。與革命派相比，以光緒帝爲號召的維新派在新華社會具有更加深厚的基礎。但是自立軍起義失敗後，一部分維新派的支持者對康有爲感到失望而開始轉向革命。維新派、革命派在對自身思想宣傳的過程中，都意識到報刊媒介的重要作用。1907年，同盟會新加坡分會的機關報《中興日報》創刊，自創刊之日起，即與保皇會喉舌《南洋總彙報》發生了長達三年的激烈論戰。《中興日報》與《南洋總彙報》之間的論戰也成爲革命派與保皇派論戰的一個重要的分戰場。19世紀末20世紀初新加坡華人對政治有極高的參與意願，但是在英殖民政府統治之下，除了少數土生華人精英外，大部分華人被排除在殖民地政治之外。清政府與英殖民政府對華社的爭奪，維新派和革命派在新加坡的思想傳播和政治活動，強化了新加坡華人與中國的關系，同時也形塑了新加坡華人的民族主義情感。這種民族主義情感的影響是長期的，導致新加坡華人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前對中國政治一直保有持久的參與熱度。
天福宮（Thian Hock Keng）坐落于新加坡市區的直落亞逸街，早期華人稱這裏爲源順街。天福宮始建于1840年，曆時3年才建成，目前已有170多年的曆史。天福宮供奉的是護航之神“天後娘娘”（即媽祖、天妃），因是福建幫人士建造經營的，所以也叫“媽祖宮”。
講座最後，張老師在總結中指出，19世紀末20世紀初新加坡華人的“再華化”是相對于新加坡華人特別是土生華人的“馬來化”和“英化”傾向而言的，新加坡華人的“再華化”雖然有明顯的中國因素，但是其內源因素卻在于新加坡華人內部尋根意識的湧動。新加坡華人的“再華化”是一種經曆過文化變遷之後的延續，這種延續並非單純的回歸，而是結合了新的社會文化要素後的反思與再造。20世紀80年代以來，新加坡政府開始倡導推廣華語運動和儒家倫理運動，新加坡華人社會再度出現“再華化”現象。新加坡前後兩次“再華化”有著顯著的不同，19世紀末20世紀初新加坡華人的“再華化”不僅是關乎文化的，也是關乎政治的，但是20世紀80年代以來的新加坡華人“再華化”僅僅涉及到文化方面的內容。新加坡第二次“再華化”中的儒家倫理運動已經在20世紀80年代末結束，“講華語運動”則是一個長期的社會工程，至今已經延續40余年。“講華語運動”雖然取得了一定成績，但是比較強調實用，缺乏深厚的人文底蘊，如果要長期延續下去，並且在族群認同、文化認同等方面發揮重要的作用，可以從百年前新加坡華人“再華化”的過程中汲取一定的經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