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ansen Tham是新加坡的一名公務員，他在公共服務領域度過了一段相當艱苦的歲月。在這九年間，他在安全部門遭遇了各種各樣的事情，因此他必須不停地去思考，幾乎沒有喘息的時間。
剛開始，他在新加坡網絡安全局（CSA）工作了三年，在戰略與規劃部門擔任助理主任。現在Jansen已經在內政部（MHA）擔任了新的職位，主要工作是解決與資源規劃有關的棘手問題。
Jansen Tham
2018屆公共政策碩士
新加坡內政部及網絡
安全局助理主任
我在新加坡內政部開啓了公共服務領域的職業生涯，在那裏我主要負責看管重要的基礎設施、監測邊境安全。我曾在新加坡民防部隊(Singapore Civil Defence Force)和移民與關卡局(Immigration and Checkpoints Authority)有過短暫的工作經曆，所以能全面地了解新加坡的安保狀況，這能夠幫助我在工作中爲內政部制定政策和調整組織結構。
三年後，我決定去李光耀公共政策學院（LKYSPP）深造，因爲我想在政策制定方面接受正規培訓。我對國際關系尤爲感興趣，並且非常幸運的是，我可以作爲交換生前往華盛頓特區的約翰·霍普金斯大學高級國際研究學院（Johns Hopkins School of Advanced International Studies）開展一學期的海外學習。
當前，亞太地區的安全局勢以及中美之間的緊張局勢都是由二戰後該地區的安全架構引起的，這是我在李光耀公共政策學院學習到的寶貴知識，這些知識與回憶成爲了我最爲珍貴的經曆之一。在新加坡的學習讓我更好地理解了這種安全架構對東盟、特別是對新加坡的影響。假如我在美國或者英國讀書，可能就無法設身處地地理解這一點了。
但我在李光耀公共政策學院最大的收獲還是與我相互幫助的同學們。
政策的制定與落實從來不能由一個人來單獨完成，我們需要他人來出謀劃策，更好地去解決問題。我們接受過相同的培訓，所以他們能指出我的思維盲點、以及邏輯和決策上的錯誤。這樣的關系非常有意義，因爲我們能夠相互學習，逐漸成長爲合格的領導人和政策執行者。
挑戰全新領域
在課程即將結束之際，一位前輩朋友向我推薦了CSA的職位。他提到，人們目前對網絡安全還比較陌生，全球還沒有人能完美地解決網絡安全的相關問題，所以我當時對這個職位産生了濃厚的興趣。
我對他說的話很好奇，而且網絡安全也很符合我對工作的幾個預期：我希望今後從事的工作與戰略發展、國際政策以及數字領域相關。事實證明，這是一個很好的契機，因爲我在研究棘手政策方面的能力得到了很大提升，我發現，這是個全新的領域，而且還在不斷發展，因此，我們給出的解決方案也不能一成不變。爲了適應不斷改變的環境，我們必須跳出原有框架進行思考。
如果要向外行人解釋我的工作，我會用飲用水來舉例子。
在新加坡，飲用水都需要經過集中處理和過濾，居民才能喝到幹淨的水。同樣，CSA的工作就是確保每位用戶都能接入“幹淨”的網絡，我們會盡可能切斷上遊的惡意威脅（相當于過濾上遊的水），同時也會鼓勵用戶養成良好的網絡習慣（就像把水燒開）。
在數字領域要做到這一點是很難的，我們都知道水的來源，但互聯網的流量卻來自世界各地。即便這樣，這也是必須要做的，因爲網絡安全是數字領域互信的基礎。我們需要竭盡全力維持公衆對網絡空間的信心，特別是在全球疫情的推動下，網絡安全對我們的日常生活越來越重要。
網絡安全工作就像一場貓鼠遊戲，我們需要不斷審視政策，確保走在居心不良之人的前面。光這一點就足以讓我感到振奮了，因爲我的工作永遠不會有無聊的時候。想要從事網絡安全行業，就必須忘卻原有的知識體系，重新開始學習，即使是最有經驗的網絡專家，也必須這樣做。不法之人總會用新的方法來套取我們的信息、身份資料和錢財。作爲一個合格的專業人士，我們必須意識到傳統工具很難再解決新的威脅，因此必須制定全新的方案，爭取“快人一步”。
新工作，新階段
現在我已經回到內政部從事資源規劃方面的工作，面對人口老齡化和越來越低的出生率，以及新冠疫情造成的財政困難，我的團隊將竭盡全力解決預算和勞動力緊張的問題。
這份工作對我來說是一個全新的領域，因此我也遇到了很多新的挑戰。從根本上來說，資源規劃就是一場零和遊戲，需要我們在有限的人力及預算下進行規劃，優先對某個領域采取措施，將非緊急事項放在之後處理。
面對有限的資源，要想制定一個雙贏的方案是非常困難的，因爲人們往往很難確定哪一個才是需要優先解決的事項。此外，需求增長的速度總是比産出更快。我們最終只能利用科技之類的“助推器”緩解資源的限制，提高勞動力的工作效率。
然而，這些挑戰卻讓我倍感興奮，對上班充滿了期待，就像之前我在做網絡安全工作時一樣。公共服務工作的美妙之處就在于，它讓人打破常規去思考問題，探索新的解決方案，並且在不斷變化的政策環境中打破原有桎梏，獲得新生。
文章來源：LKYSPP，2022年2月23日，星期三
部分圖片來自網絡
本文內容來自于作者，不代表新加坡國立大學李光耀公共政策學院官方機構觀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