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小接觸多元文化對于孩子的成長也很有利，可以塑造更包容、更寬廣的國際視野。
疫情之年，一些在新加坡定居工作的外籍人士，選擇放棄原有國籍，在小紅點落地生根。跨境旅遊受限，兩年多無法與家鄉親人團聚，甚至見不到最後一面，讓他們深感無奈遺憾。但他們依然憧憬在這裏建立新家園，融入新加坡生活，譜寫各自的新加坡故事。（嚴宣融、卓祾祎、何家俊攝，以及受訪者提供）
更換國籍是人生大事，事關職業規劃、公民權利、身份認同，以及效忠意識。新加坡一向保持開放態度，歡迎有能力並願意融入新加坡社會的外來人才在這裏安居樂業。
然而疫情當下，國際航旅限制重重，放棄原有國籍會有怎樣的影響？新公民面臨怎樣的挑戰，又爲何義無反顧地選擇在獅城落地生根？
《聯合早報》采訪來自不同國家和行業的新移民，有單身青年，有核心家庭，聽他們講述在疫情期間，各自的新加坡故事，以及如何在生活中融入新的大家庭。
馬裏奧 |
看好新加坡智慧國願景
2000年，31歲的平面設計師馬裏奧（Mario Van der Meulen）從家鄉比利時只身前往上海工作，不僅讓父母捏一把汗，自己也懸著一顆心。他心想給自己三個月適應時間，大不了卷鋪蓋回家。那時吸引他的不僅是即將蓬勃發展的中國市場，還有甜蜜的愛情在向他招手。
馬裏奧的太太盧坤兒（50歲）是出生于菲律賓的華人，當時在台灣工作，兩人從網絡筆友開始相識相知。1999年，馬裏奧借由出差香港的機會見到夢中情人，很快就確定關系並計劃如何縮短遠距離戀愛。剛好盧坤兒的阿姨就職的國際廣告公司在上海的辦公室在招人，馬裏奧因此獲得到上海的工作機會。幾個月後，盧坤兒也在上海找到工作。
正當兩人即將迎來幸福生活的時候，突如其來的公司重組讓馬裏奧被派到香港工作，兩人又被迫開始了異地戀。馬裏奧說：“我們對彼此的感情非常笃定，在頻繁的兩地奔波中，我們決定攜手走入婚姻。”
2002年，兩人在香港注冊結婚，在上海的教堂辦了婚禮。隔年，馬裏奧從香港裸辭回上海與妻子團聚。他說：“2010年世博會前的上海正值經濟發展的黃金期，雖然我沒有全職的雇主，但從來不缺工作。”
爲兒子移居獅城
一個是廣告與設計界的專才，一個是國際餐飲業巨頭的高管，馬裏奧和盧坤兒見證並參與了中國在本世紀初的經濟起飛，卻又爲何選擇移居新加坡？馬裏奧摸著兒子盧世鈞（14歲）的頭說：“這個小家夥出現後，我們就覺得應該換地方了。”
馬裏奧（右）認爲新加坡雖然是國際都市，離大自然並不遙遠。（受訪者提供）
“除了空氣質量等因素，也爲了孩子的成長環境。”盧坤兒說：“當時作爲跨國公司的外派高管，雖然各方面待遇都不錯，還有專車接送，但終歸與當地人的生活有隔閡。比如外國小孩只能去國際學校，有一種生活在‘泡泡’裏的感覺。”
早在初相識的2000年春節，馬裏奧就和盧坤兒攜手同遊獅城，留下不錯的第一印象。2013年前後，馬裏奧有意參與一個在新加坡的項目，“那段期間我每個月都從上海飛來新加坡，新航空姐都記得我的名字。”
2013年，馬裏奧在新加坡找到工作，舉家搬來新加坡。相較于已經工作和生活了13年的上海，夫妻倆卻在這裏瞬間找到歸屬感。盧坤兒說：“我從小在家裏講福建話和菲律賓語，在學校使用英文和華文。來新加坡後，耳邊聽到各種不同的語言、方言，很親切。”
盧坤兒（左）認爲新加坡多元種族、文化、語言的環境讓她倍感親切，對于兒子是非常好的成長環境。（受訪者提供）
多元文化可擴大視野
“而且在新加坡街頭不會被當作‘稀有動物’，還被‘砍菜頭’（敲詐）。”馬裏奧回憶初到上海的生活忍不住笑著說：“2000年代初，在中國的外國人還很少，走在路上常常被人拉著合照；還有一些商家見我是老外，就漫天要價。”
記得剛結婚的某個情人節，馬裏奧買花的時候不忘太太的日常叮囑，特別記得跟商家講價，結果還是被“宰”，盧坤兒知道後堅持拉著老公回到花店討公道。馬裏奧說：“新加坡是個多元種族的國際化都市，大家相處融洽，不會有誰得到特殊對待。”
“比利時也是個多民族、多語言的國家。不幸的是，這些議題總是被放在對立面上討論。”馬裏奧說：“從小接觸多元文化對于孩子的成長也很有利，可以塑造更包容、更寬廣的國際視野。”
一家三口在2015年SG50金禧國慶日前夕成爲新加坡永久居民，2019年全家提交成爲新加坡公民的申請。盧坤兒說：“兒子在這裏長大，講一口地道的Singlish，幾乎就是新加坡人。新加坡政策大體上更照顧新加坡人，比如在升學方面，我也希望他不被能力之外的因素拖累。”
科技業資深設計師馬裏奧（中），與妻子盧坤兒、兒子盧世鈞在2019年申請成爲新加坡公民。（嚴宣融攝）
一家人就要整整齊齊的，當然也包括護照。馬裏奧的想法頗具憂患意識，他在目睹了2004年印度洋海嘯後意識到，如果遇到自然災害或爆發戰爭等狀況，各國撤僑的硬標准就是護照。此前，馬裏奧和兒子持有比利時護照，太太持有台灣護照。
在上海期間，馬裏奧也曾爲太太申請比利時護照，但最後的移民評估裁定，沒有在比利時生活過的盧坤兒與比利時沒有“生活上的聯系”，這讓馬裏奧感到被冒犯。不過他並沒有搬回比利時工作或養老的打算，因爲他認爲未來屬于亞洲，屬于以打造“智慧國”爲願景的新加坡。
“在科技創新行業裏我們有一個說法：亞洲總是比歐洲快半天——這是句雙關語，不單指時區上的差異，也形容行業發展態勢。”馬裏奧說：“我在1995年就獨立設計了第一個網頁，一直走在行業前端。新加坡一直強調科技創新，這不僅符合時代潮流，也與我的專業貼合。而且從新加坡建國57年的發展來看，政府提出的願景都能做到，因此我對新加坡的未來非常有信心。”
分享經驗提攜後輩
馬裏奧現任一家國際知名咨詢公司的客戶戰略與應用設計總監，時常作爲講員出現在新加坡的理工學院、企業培訓和交流會上。他觀察到新加坡很多從事設計工作的年輕人並非出于熱忱，設計類專業也被視爲次等選項，他希望以自己近30年的行業經驗告訴後輩們，創意能真正改善人類的生活，在未來會越來越值錢。
馬裏奧的新書《逆思維：做有意義的創新》，主體內容源自他在新加坡職場中與一名馬來族男生的交談和思考。（受訪者提供）
2020年，馬裏奧出版了自己的第一本書《逆思維：做有意義的創新》（Counterintuitivity: Making Meaningful Innovation），內容源自他在職場中與一名馬來族男生Ziqq的交談。“Ziqq一開始對自己從事設計工作很沒有信心，因爲他沒有學過畫畫。”馬裏奧說：“我告訴他在這個行業中技能不是最重要的，關鍵是思維能力和心態。
“後來Ziqq成功申請設計新加坡獎學金（DesignSingapore Scholarship），2021年取得英國皇家藝術學院和帝國理工學院頒發的雙碩士學位。我也是在他和其他同事的建議和鼓勵下，在90天內完成書稿，付梓出版，希望可以啓發更多的人。”
因爲疫情的緣故，馬裏奧已經兩年多沒有見到在比利時的父母。上周剛剛宣誓成爲新加坡公民的一家人現在希望可以盡快拿到新護照，早日與親人團聚。
史蒂文 |
因疫情沒趕上母親葬禮
時間就是生命，這句話在疫情下顯得尤爲殘酷，特別是對有年邁親人遠在故鄉的新移民家庭。和馬裏奧相似，擁有韓國首爾大學博士學位的化工工程師李史蒂文（Steven Lee，63歲）2001年受公司派遣，一家四口從韓國遷居新加坡地。
然而史蒂文卻無法像馬裏奧一樣，期待很快與母親團圓。2020年6月，母親病危的消息讓他心急如焚，當時入境韓國的隔離期是14天，減班的機票更是一票難求。不久，弟弟那邊傳來母親去世的噩耗。
盡管韓國並未對史蒂文的外國護照設限，甚至對奔喪人士豁免隔離，他還是沒能趕上母親的葬禮。他說：“母親去世當天，我取得韓國大使館的免隔離入境許可，但要隔日晚上才生效。我買到最早的航班是第三天一早飛抵韓國，落地後我馬上做了核酸檢測，要等三四個小時結果出爐才能入境。”
也因爲疫情，在醫院舉行的葬禮須一切從簡並加快流程。史蒂文就晚了幾個小時，沒能送母親最後一程，成了他余生的痛。
報名學習華語
史蒂文作爲一名新加坡房産經紀，接受韓國MBC電視台采訪。（受訪者提供）
2016年，史蒂文幾經衡量後決定申請成爲新加坡公民。“畢竟要放棄故鄉的戶籍在情感上也不是件容易的事，而且我的母親還生活在老家。”史蒂文說：“但考慮到兩個女兒都在新加坡長大，大概也會在這裏工作、結婚，我還是希望和她們在一起，在這裏享受含饴弄孫之福。”
在疫情前，史蒂文每年兩次回韓國看望母親，生活還算美滿。已經退休的史蒂文，本想創辦自己的工程咨詢公司，發揮在高分子紡織工程領域的專長，卻因爲疫情無法出差、聯絡生意而作罷。
史蒂文現在是一名自雇房産經紀，除了幫助同鄉物色房子，也積極參與教會的公益慈善活動。他還使用技能創前程培訓補助（SkillsFuture Credit）在民衆俱樂部報名學習華語。寶刀未老的他說，希望疫情過去後，可以繼續完成創業的理想。
王夢媛 |
幾經糾結定下心入籍
2020年1月23日，除夕前一天，中國政府宣布千萬級人口城市武漢因暴發冠病疫情而進入全面封鎖，事態的嚴重性令世界矚目。
當時，在新加坡就職的土木工程師王夢媛（28歲）正在江西家中與父母團聚。面對緊急疫情，王夢媛幾乎是下意識地與朋友討論，在微信建群籌款，短短三天內籌得8萬元人民幣（約1萬6500新元）的善款；幾經波折，終于購得醫療物資，通過可靠渠道送到直接對接的武漢當地醫院。
大年初三，王夢媛趕著最後倒數的航班，以新加坡永久居民身份回到新加坡。
熱心腸，善交際，組織能力強是身邊人對王夢媛的評價。與她大氣豪爽性格形成鮮明對比的是，王夢媛是個外形嬌小的美女，出得了廳堂也進得了廚房。2008年，14歲的王夢媛考取新加坡教育部獎學金，入讀南華中學，後在新加坡國立大學取得土木工程學士學位。
疫情動搖入籍計劃
“因爲從中學就在這裏成長，氣候文化都逐漸適應，朋友圈也在這裏定型，回中國或去國外發展的可能性不大。”2019年8月，王夢媛提交了公民申請。然而疫情突然暴發，加上曠日持久讓王夢媛心生動搖，幾度想要撤回申請。
“當時的心情很複雜，一方面是從小受到民族主義影響，感覺換國籍好像是不太對的事情；另一方面是疫情的現實困境。”王夢媛說：“很多和我相同背景的人都面臨一個‘魔幻’的抉擇：雖然新加坡護照可以帶我去世界上幾乎任何一個國家，但放棄中國護照，在疫情的大背景下，意味著不知還要與家人離別多久。”
在當前的中國入境政策下，外國公民除非接種中國疫苗，或在中國有直系親屬病危，才可申請探親或人道主義簽證；盡管如此，入境後動辄一個月起跳的隔離時間也讓很多人望而卻步，更無法趕上見親人的最後一面。自2020年春節回到新加坡，王夢媛就再沒見過父母；每次和家人視訊通話，奶奶都忍不住落淚。
最後是朋友的啓發讓王夢媛安下心來。“朋友讓我思考未來10年、20年的長期規劃在哪裏，如果我有意在新加坡安家，那就該堅持原計劃，因爲疫情總會過去。”
2021年底，王夢媛成爲新加坡公民；2022年7月，王夢媛即將和未婚夫郭文舉行婚禮，並已經在中峇魯購置婚房。唯一的遺憾是，雙方父母無法來新加坡見證孩子最美的時刻。
王夢媛（左）期待搬入新家後，發揮自己的“特長”，積極參與社區活動。（卓祾祎攝）
辦活動當“紅娘”
助單身朋友拓展交友圈
殘酷的現實不由人的意志改變，人們唯一能做的就是以積極的心態面對生活。過去兩年，王夢媛發動自己的人脈優勢，通過微信平台組織各種室內外活動，讓單身朋友積極拓展交友圈。她和郭文就是在籌款赈災時認識的。
王夢媛說：“尤其是疫情剛暴發的第一年，情侶間的分手率奇高。主要是大家突然開始居家辦公，天天24小時無死角的相處會暴露很多問題，很多情侶發現彼此不合適就分開了。加上疫情時期大家深居簡出，非必要都不出門，就更沒有認識新朋友的機會。”
疫情期間，王夢媛常常組織室內和戶外活動，包括徒步、射箭等，幫助單身朋友拓展交際圈。（受訪者提供）
王夢媛組織的活動豐富多彩，從戶外徒步、射箭、野餐，到室內的桌遊、牌局，只要符合社交安全距離措施，她都盡可能安排。兩年下來，成功撮合了五六對情侶，其中兩對已經結婚，這讓王夢媛充滿成就感。
回頭來看，王夢媛說當初內心的糾結在宣誓成爲公民那一刻就消散了。剛剛注冊成爲公民的頭幾天，她覺得生活如常依舊，好像沒有什麽不同；但日子一天天過起來，融入感也在一點一滴中建立起來。
在濕巴刹感受溫情
喜歡下廚的王夢媛經常一早去樓下的濕巴刹買魚買菜。“現在下廚的年輕人本就不多，大多是在超市買菜，所以巴刹裏的安哥安娣對我印象特別深。有時幾天不去，還會問我去哪裏了。”王夢媛說：“就在這小小的巴刹裏，讓我感受到人間的煙火氣，和一餐一粟的生活感。
王夢媛（中）和郭文（右）喜歡去濕巴刹買菜，感受最接地氣的人間煙火。（卓祾祎攝）
“因爲之前我都在租房，幾乎一兩年就會換住址，所以沒有參加居民聯系網或民衆俱樂部。”不過面對即將在中峇魯展開的新生活，王夢媛相信自己一定會在鄰裏繼續發揚她熱心腸，愛交際的“特長”。
馬少華 |
組織活動拉近鄰裏關系
在組織街坊鄰裏的聯誼娛樂項目上，馬少華（41歲）經驗十足，他一針見血地說：“活動要好玩才是最重要的。”
馬少華來自中國天津，2010年從新加坡國立大學取得政治學博士學位後不久開始自主創業，是一家留學顧問公司的創辦人。他于2015年成爲新加坡公民，但在此之前，他就開始在西海岸景（West Coast Heights）的居民委員會（2018年後稱居民聯系網）參加志願服務。
馬少華不僅是商場上的一名創業者，也是組屋鄰裏不可或缺的好幫手和活動組織者。（何家俊攝）
舉辦鄰裏聯誼活動
“人總是要交朋友的，不能關起門來過日子。”馬少華說：“萬事開頭難，只要邁出第一步，之後就容易了。”馬少華現在是所住組屋的居民代表，該座組屋的日常維護，比如遇到電梯故障，居民都會先找他；他也負責定期舉辦鄰裏聯誼活動，並協助組織歡迎新公民的宣誓儀式。
“有小孩參與的親子活動最受歡迎，比如打扮成卡通人物的派對。”作爲一名父親，馬少華頗有心得，他說：“孩子們最容易打成一片，陪孩子下來的家長們自然也就熟絡起來。有關公積金、養老理財等則是樂齡人士比較關切的話題，我們也會舉辦宣講會。過年的時候，我們還會組團去辦年貨。”
馬少華還是西海岸景居民聯系網園藝興趣小組的組長，他說：“兒子念小學三年級的時候，我發現科學課裏有很多涉及生物多樣性的知識，心想不如在樓下的社區花園種一些瓜果蔬菜，好玩又好吃，還能讓小朋友學習自然知識。”從他的手機相冊裏看到，除了絲瓜、茄子、豆角，他們甚至還種過D24榴梿樹！
爲居民提供防疫物資
馬少華在社區花園裏錄制“Earth Hour”節目，倡導使用太陽能設備，節約能源，以及回收花草植物。（受訪者提供）
有些活動也意在寓教于樂。馬少華不時會邀請警察局的代表，在活動中宣講有關防詐騙，或心髒複蘇術等急救知識。疫情期間聯誼娛樂活動受限，馬少華轉向服務居民的生活需求，比如分發口罩、消毒液等防疫物資，或如果有居民全家確診冠病無法出門，給他們送飯等。
“除了身體上的不適，疫情也讓人在心理上面對諸多挑戰。比如與親人的分離，失去工作等。我認爲最重要的是要找人說出來，雖然現實問題可能沒有辦法立刻解決，但至少能夠舒緩心情。”
隨著新加坡防疫措施進一步解封，組屋樓下的燒烤台也已重新開放。馬少華已經迫不及待組織燒烤派對，希望看到孩子們久違的笑臉。
穆利 |
用善意邁出第一步
來自印度的水處理工程師穆利（Muley Tushar，52歲）曾參與新加坡多個水處理工廠的建設，包括我國首個海水淡化廠——新泉（Singspring）海水淡化廠、樟宜新生水廠和克蘭芝新生水廠等。
2020年初，穆利與太太和兩個兒子同時成爲新公民。他說：“在這生活的16年裏，新加坡讓我的內心感到平靜祥和，就像自己的故鄉一樣。”
穆利（右）隨蔡厝港集選區議員周凱年探訪居民。（受訪者提供）
“此心安處”三條件
穆利認爲，“此心安處”要滿足三個條件：首先是物質條件上的充足，這一點新加坡毋庸置疑可以滿足絕大多數人的需求；其次是身邊要有好朋友，要和鄰居做朋友；最後是要接受自己與他人的不同。
他舉例說：“我剛來新加坡的時候，總有人問我‘Do you understand what I mean？’這句話在英文中很平常，但是在我的文化背景中卻讓人感到不適。當我理解這種文化差異後，就不會感到被冒犯。之後慢慢認爲，在新加坡這樣多元文化的環境中，多溝通、多澄清是消除誤解最有效的方法之一。”
作爲蔡厝港吉豐第四區居民聯系網的一名執委，穆利不僅在疫情期間幫助有需要的家庭，他在疫情前就是民衆俱樂部的跆拳道助教，每周活動一次。他給一些新移民的建議是，不要羞于表達自己的善意。他說：“有些性格內向的人總是不敢邁出第一步，可以從很簡單的微笑、點頭做起。你就會發現，新加坡人其實是樂于接納新朋友的。”
國民融合理事會委員梁振雄博士說：“正如我們的祖輩把各自的文化和才能帶來，融彙成爲今日的新加坡；新移民也在爲建設更好的新加坡做貢獻，其中包括努力融入新加坡社會。歸根結底，促進社會融合和凝聚力是整個社會的責任，是雙向的努力。新加坡人應保持開放心態，幫助新移民融入新加坡生活，與他們建立友誼。這樣，我們之間的不同和多樣性就能成爲力量的源泉，而不是分化的嫌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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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張鶴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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