調查顯示，64％的新加坡人意識到，爲父母提供經濟支助，對他們的個人財務目標形成了阻礙。（聯合早報）
作者 王震宇
通貨膨脹和日常開銷增加所帶來的經濟壓力，使國人在生活上越來越感到“透不過氣”。
在新加坡，首當其沖的非“夾心層”莫屬。
“夾心層”泛指年齡介于35歲至59歲的成年工作人士，上有父母或長輩、下有年幼孩子仰賴他們提供經濟援助及照料。
財富管理公司St. James’s Place Asia近期展開了一項調查，了解新加坡和香港兩地夾心層在財務方面日益嚴峻的挑戰。
77％受訪者相信，爲了投資孩子的未來，他們在其他方面的個人財務規劃面對了壓力。（法新社）
調查訪問了520名新加坡人及501名香港人後發現，照顧父母和養孩子的壓力依舊存在。
來看看調查揭露的關鍵數據：
接受調查的1021人當中，64％自認有責任在財務上支助父母，但當中三成表示這僅限于緊急情況；
64％的新加坡人和58％的香港人意識到，爲父母提供經濟支助，對他們的個人財務目標形成了阻礙；
兩地近65％受訪者也說，這將減低他們籌集養老金的能力，也影響他們未來能留給孩子的儲蓄；
超過半數人（57％）坦言，他們的父母退休得太早了；
另有55％因需要爲父母提供經濟援助而感到某種程度的沮喪；
77％受訪者相信，爲了投資孩子的未來，他們在其他方面的個人財務規劃面對了壓力；
另有75％擔心，孩子未來可能會索取更高額的經濟支援，但身爲父母的他們根本供不起。
若只聚焦新加坡人的反饋，520人的樣本或許稱不上是大數據，但調查結果反映的社會問題卻值得關注也堪憂。
調查除了體現新加坡夾心層在個人財務規劃上遇到的困境，也反映出另一個令人關注的經濟壓力來源：父母的退休年齡。
人力部不久前宣布，從今年7月1日起，我國退休年齡將從62歲調高至63歲，重新雇傭年齡也從67歲提高至68歲。
除了延長退休年齡，鼓勵年長員工繼續留在職場，我國政府幾年前也相繼推出建國一代、立國一代等計劃，減輕年長國人的醫療和生活費負擔。
幾個月前，當時還未接任副總理一職的財政部長黃循財也談及，財政預算案會如何幫助夾心層群體。
他說： “政府並沒有忽略中等收入的夾心層，這個群體能從財政預算案的各種家庭援助配套中受惠，當局也會繼續探討進一步改善政策，幫助這些家庭。”
他舉例，有六名成員的三代同堂家庭，每月收入7000元，他們未來五年可獲得總值2萬元的各項援助，平均每年獲得4000新元的援助。
從今年7月1日起，我國退休年齡將從62歲調高至63歲。（海峽時報）
這些社會支援應該能在一定程度上減輕夾心層在奉養父母方面的壓力。
然而，另一個問題也值得深究，即：
新加坡人越來越長壽。
從50年代至今，新加坡人的預期壽命（life expectancy）逐年升高。
根據衛生部最新數據，本地居民出生時的預期壽命在2020年是83.9歲，屬于全球最高之一。當中女性（86.1歲）又比男性（81.5歲）更長壽。
另一邊廂，我國整體生育率仍處于低水平。雖然從前年的1.10微升至去年的1.12，但這並非因爲新生兒人數增加，而是因爲育齡女性人數減少。
我國整體生育率仍處于低水平。（聯合早報）
若家中子女不多，或生産年齡不斷延後，以至于父母年邁時孩子才剛成年開始工作，這些夾心層日後“蠟燭兩頭燒”的壓力，不言而喻。
下一代夾心層壓力更大？
這對下一代的夾心層影響更爲嚴重。 有數據顯示，到了2050年，308萬名新加坡人或47％的新加坡人口預計會是65歲。
另外，26.6％的本地年長者預計到了2035年將飽受慢性疾病的困擾。若真如此，夾心層在父母醫療費用上的支出也會增加。
數據顯示，到了2050年，308萬名新加坡人或47％的新加坡人口預計會是65歲。（海峽時報）
新躍社科大學老年學教授高海倫（譯音）幾年前接受《南華早報》訪問時曾說道，她相信年輕新加坡人必須有心理准備，往後的日子將比父母所經曆的來得更艱辛。
“未來，照料年長者所牽涉的挑戰將更巨大。他們須做好准備，扛起這些照護責任，並確保他們自己在邁向老年時，身體依然強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