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場社會運動，一場疫情，讓香港經濟陷入長達兩年的萎縮。展望未來，等待香港人的是觸底反彈？還是剛剛踏上一條漫長下坡路？
香港的經濟結構非常獨特，服務業占比全球最高，超過93%，占比最大的貿易物流和金融服務，分別占GDP的20%左右。
在貿易物流方面，香港主要在轉口貿易中獲利，幾乎沒有制造業的香港，卻是全球第六大商品輸出地。以2018年爲例，轉口貿易量是香港GDP的三倍左右，香港只要收取6%左右的服務費，規模就能達到GDP的20%。
轉口貿易之所以有利可圖，在于各國對于香港和內地的區別對待。但在中美持續對峙的大背景下，這塊收入可能說沒就沒。
而另一大支柱金融業，則在低迷經濟中依然穩健增長。但金融業吸納就業能力極差，占經濟20%左右，僅創造6%-7%的職位。
如何優化産業結構，成爲後疫情時代香港首先要思考的問題。從業界到專家，都把目光投向創新科技。國家“十四五”規劃綱要也明確提出，支持香港建設國際創科中心。
但香港要發展創科的官方口號早已喊了多年，至今似乎仍然未能找到一條適合的道路，還多次錯失先機，症結何在？
人才難留
發展創科最重要的是人才。香港最引以爲傲的是擁有五所世界排名前百名高校，基礎研究優勢明顯、具備國際化制度和環境，似乎是全國當中最具能力從事尖端科技研究的城市。
但在急于求成的香港，大多本土大學畢業生並不願意繼續深造，據《2020年世界創新指數》，香港每百萬人口的研究員數目爲4026.5位左右，在發達經濟體組別中表現弱勢，與韓國相比更是相差近一倍。
香港大多本土大學畢業生不願意繼續深造。
並且，無論教授還是研究生，似乎都不太願意“坐冷板凳”。香港教資會數據顯示，2019/20學年的公立院校研究院研究課程，亦即坊間所稱的“學術型研究生”，非本地生人數爲6864人，占總學生人數82%，按此推算，本地學術研究生只有不足1400人。
另外，在香港，理工科課程難度較大，但就業前景卻遠不及金融、醫科、教師等專業人士，在2018/19年，香港的工程及科技系的畢業人數也不少，占比超過兩成，但畢業後從事工程師的人數僅占7.3%。除了薪酬差距外，還有一個很重要的因素，就是就業崗位，理工科的缺少“學以致用”的機會。
即使香港最後培育出來的很多優秀教師和博士生，相當一部分還都去了歐美、新加坡等地發展。
爲什麽香港留不住這批人才？
首先，是香港政府對高校研發投入、教育投入過低。香港大學經濟及工商管理學院院長蔡洪濱指出，香港的公共教育支出占本地GDP比重只有3.3%，低于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OECD）平均5.1%的水平。香港的研發開支也只占本地GDP的0.86%，而OECD成員國的平均值達2.4%，韓國和以色列均超過4.5%，瑞典、日本也有3%。正因爲對研發投資不足，即使香港在高階的基礎研究，即上遊部分在區內以至國際也赫赫有名，但始終發展空間有限，研發成果商品化的成功例子並不多。
其次，在資源已然短缺的情況下，大學爲了獲得更多資源而追逐排名，導致同質競爭嚴重、缺乏合作。大學教授以發表論文爲目標，難以靜下心來做棘手的前沿科技研究。
香港不缺少好的大學，但是沒有研究院。
香港首位中國工程院院士陳清泉指出了香港創科目前的痛點：“香港有名牌大學，沒有研究院，所以大學産生了科學、理論，但産生不了技術。”他提議香港成立專門的“研究院”，以建立完整的科研生態。
香港現有的研發中心規模較小，合共聘用研究員的數目不超過400人，而且各研發中心背後依托大學的實驗室，難以進行跨院校、跨學科研究。
而近年英美等經濟體都已經開始建立跨機構的大型研究機構。以美國博德研究所爲例，設立目的旨在促進深度的跨學科、跨組織及跨地域合作研究，以解決當今複雜的生物醫學難題，美國聯邦政府每年資助約1.5億美元來支持其研究工作。
成本高企
香港要打造高科技産業的另一障礙是成本高企，高科技企業不足。
香港在發展制造業上並不是沒有機會，電子行業也曾盛極一時，集聚了大批國際高科技企業乃至工廠，例如飛利浦、摩托羅拉等過去電子行業的龍頭，都在香港設立過亞太區研發中心和工廠。香港甚至曾經擁有亞洲首屈一指的芯片産業鏈。摩托羅拉半導體香港有限公司在1967年成立，是摩托羅拉亞太區半導體部門中心。1990年，大埔“硅港中心”建成，爲21世紀初時亞洲第二大的半導體測試裝配工廠，每周能測試520萬芯片。
不過，這些都是曆史了。內地改革開放後，資本開始自然選擇，香港輕工業逐漸北移到營商成本更低的珠三角區域。
香港中華廠商聯合會發布的一份分析稱，不僅是新加坡，台灣、韓國都在産業轉移的浪潮中保留相當可觀的制造業，占經濟比重五分之一到四分之一，並且在持續的創科投入中擺脫重資本重人力的傳統制造業，形成具有全球競爭力的高端制造業。反觀香港，制造業完全外流，經濟結構嚴重失衡。
香港的制造業完全外流，經濟結構嚴重失衡。
報告將這種現象歸咎于香港政府長期奉行的“積極不幹預”管治哲學，導致産業政策缺位和政府經濟功能弱化。也因此，香港過去的産業一直由金融及貿易所主導。新增利潤溢出到地産行業，地價不斷高企，發展工業的成本變得更加高不可及。
由于土地、人力成本急劇上升，摩托羅拉工廠于2002年宣布關閉，生産線遷往天津、吉隆坡，後來“硅港中心”亦被改建爲鳳凰衛視的辦公樓。
在産業結構大規模洗牌後，香港失去的遠不止“工業”，相伴而來的“去科技化”影響深遠。大量富有經驗的工程師失業、轉行、離港；高校內培育的創科種子因缺乏工業而選擇北上落地，本地難造“獨角獸”；中層藍領崗位大減，阻礙了向上流動、加劇了貧富差距；年輕人進入科技行業的意願亦大減，理工科人才出路渺茫⋯⋯
事實上，縱觀全球，一旦邁入“去工業化”的發達經濟體行列，就很難再回去了，人工、土地各項成本太高，不符合經濟規律。
在經濟學人智庫每年公布的生活成本排行榜上，香港常年蟬聯第一。很多創業者到香港後，最不適應的是高昂的生活成本，包括房租和食品。而高昂的生活成本，在創業過程中會轉嫁爲創業成本。
這爲很多創業者帶來了一個新問題，爲什麽選擇香港，而不是一河之隔的深圳。
短視風氣嚴重
從港府到市民，都對發展科技有過太多遲疑。中芯國際、大疆科技和數不清的北上港企，太多發展科技的機會曾擺在香港政府眼前，卻沒有珍惜。
香港是個高度經濟化社會，前沿科研偏是最難談經濟效益的事情。研究“十年磨一劍”的科技，打造“國際創科中心”，這當中不只需要商界轉變對科技投資的模式，更需政府在頂層設計上有前瞻布局、政策傾斜和財政投入，以“長遠規劃”對抗市場中追逐經濟效益的“短視風氣”。
眼見新加坡厚積薄發實現經濟奇迹、深圳GDP反超香港，香港政府似乎已著手轉型。2015年11月，香港政府組建創新及科技局，目的就是實現“再工業化”的目標。2016年，特區政府首次將“再工業化”納入《施政報告》之中。
香港是個高度經濟化社會，前沿科研偏是最難談經濟效益的事情。
2020年7月，港府又推出“再工業化資助計劃”，生産商若在香港設立新的智能生産線，可以獲得最高1500萬港元的資助。
反應在數據上，香港初創企業數由2014年約1100間，增至2020年超過3300間，聘用人數由2400人增至10700人。
但“再工業化”很艱難，且目前項目大多集聚在傳統工業升級，而非推動先進制造業。據港府統計處2019年的數據，制造業GDP占比還是僅爲1.1%，産值在過去5年始終在400-500億港元間徘徊，2020年還大幅下探到420億港元。
相比內地，港府政策的資助機制還是顯得保守得多。自“十四五”規劃定調要發展尖端科技後，針對半導體企業，內地地方政府的態度更大膽，財政補貼力度也更大，還有各種形式的購房補貼和子女教育補貼等等。在本地科研資源不足的深圳，市政府直接發起成立了規模達100億人民幣的“天使母基金”，與深圳本地部分科技創投公司簽約，實行1：1的資金配套，戰略性投資一些深圳短板的初創企業。
恒光半導體科技有限公司行政總裁劉振韬直言，港府若想推動科技發展，必須“大幅度改革”，長期布局創科生態和制定鼓勵政策，“投資都是跟政策來的，如果政策不鼓勵，企業、工廠是不會落地過來的。”他解釋，創科行業與其他行業不同，回報周期相對長，“若沒有一個很強勁的支持，那些公司分分鍾死掉。”
毫無疑問，香港有很強的動力使經濟更加多元化——擁有雄厚的資金，良好的國際化服務（法律、信息），同時緊鄰廣東這個全球最重要的生産基地，以及內地的龐大市場。但香港能否轉型成功，打造“國際創科中心”，尚取決于香港能否真正發揮自身所長及滿足國家所需。
今年4月剛被委任爲香港科技大學（廣州）創校校長的倪明選直言，如果單打獨鬥孤軍奮戰，香港很難在創科上有所建樹，全世界都在搶占中國市場，本該“近水樓台先得月”的香港卻一直慢半拍。30年前港科大曾經是全國唯一可以做出芯片的地方，但後來特區政府沒繼續提供經費升級更新，等于是“自廢武功”。20年前深圳非常謙虛跑來香港尋求合作，香港完全不上心，錯失了很多機會。如今深圳已是世界創科高地，香港在幾年前才開始成立創新及科技局。從某種意義上說，國家“十四五”規劃關于香港創科中心的定位，實際上已是香港發展創科的最後機會。香港再不融入內地用好國家資源，很可能“過了這村沒這店了”。（編輯：文東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