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九霖
10月15日，國家統計局公布了9月份的居民消費價格指數 （CPI）和生産價格指數 （PPI）的數據。CPI同比上漲3.0%，PPI則同比下降1.2%。自2013年11以來，CPI首次邁入“3的時代”。于無聲處聽驚雷。這些數據蘊藏什麽秘密嗎？它們給了我們什麽啓示呢？
CPI上漲的主因
此次CPI的大漲，作爲“二師兄”的豬，背了不少的黑鍋，源于豬肉項在CPI中的占比相對較高。在CPI中，豬肉項的占比約2%-2.5%。
那麽，爲什麽豬肉占比較高呢？
首先，我國每年對于豬肉的消耗，在世界上一直排名第一，全球占比近50%。當需求不減而供給端減少的時候，價格自然就走高。其次，我國過去豬肉的進口量，占消費的比重非常低，只有不到 5%。再次，即使擴大了養豬的規模，但是，到真正地形成供給需要大約18個月的周期，這就是政府采取了較多扶持養豬措施而豬肉的價格依然步步走高的原因。
我國統計局每月都會對CPI中的各類商品的權重進行微調，從而盡可能地形成平滑的CPI數據。每月國家統計局也會在公布數據時對于物價的主要影響因素做出一些說明。豬肉價格對CPI的拉動=豬肉權重x豬肉價格漲跌幅，一旦豬肉價格上漲過快，國家統計局就會把豬肉在CPI中的權重比例調下來，反之則提上去。2019年豬肉的價格，從1月份的12元／公斤一路飙漲到10月21日的37元／公斤，漲幅達兩倍多。隨著豬肉價格的上升，豬肉在CPI中的占比同比也下調了不少。即使這樣，爲什麽CPI依然走高呢？這是因爲：隨著非洲豬瘟的來襲，生豬出欄量的大幅下滑，豬肉價格的上升，人們對于很多替代豬肉的其它肉類的需求增加了，從而拉高了CPI。據金投網上的數據，牛肉價格從今年1月份的35.61元／斤漲到了10月16日46.83元／斤，漲了三成多；而羊肉、雞肉、鴨肉和雞蛋價格等的漲幅，也在9.4%至18.8%之間；鮮果價格上漲7.7%。豬肉價格的上漲，拉動了整個肉食以及蔬菜、水果等食品價格的全面上漲。
這也表明了，這輪CPI的上漲是全面上漲，而不是像有的專家所說的那種僅僅拿掉了豬肉後就是一個“通縮”的情況。
豬肉價格之所以居高不下，主要還是與供應有關。豬瘟的來襲，導致不少養殖戶遭受嚴重損失，生豬的生産大幅下降。能繁殖母豬的數量也降到了曆史新低，約下降了40%。然而，從生豬存欄量增速的改善到豬價見頂，通常需要6個月左右的時間；從培育能繁殖母豬到仔豬再到生豬出欄，需要大約一年的時間。
總之，細心分析後發現，在這一波CPI上漲中，豬周期起了比較大的作用，但在其帶動下CPI中的各種肉類、果蔬也呈現了全面的上漲。
非典型滯脹
一般來說，當CPI同比上漲突破3%並維持一段時間後，意味著出現了通貨膨脹。當CPI超過了5%的增幅時，就被認爲是嚴重的通貨膨脹。我國9月份的情況是，在CPI數值上漲的同時，PPI卻同比下降了1.2%，出現了連續3個月的負增長，且跌幅不斷擴大。如何解釋這種現象？
對此，存在多種解讀。有一種說法，認爲在CPI和PPI二者的比較中，應該重點關注CPI。按照這個說法，9月份以及此前的數據顯示出來的，可能是通貨膨脹。要從通脹的角度進行調整。
另有一種說法，PPI和CPI的背離，表明國內經濟結構失衡。供給和需求在不同産業和不同行業之間，出現了錯配，是經濟結構失衡的表現。治理應從經濟結構入手。
這種情況也讓人想起了滯脹這個混合詞。它起源于1965年英國政治家伊恩•麥克勞德在英國議會中的一次演講。麥克勞德指出，滯脹這個詞，指的是經濟停滯（stagnation），失業與通貨膨脹（inflation）同時持續高漲的經濟現象。若這種觀點成立，就應該采取治理滯脹的措施。
那麽，究竟哪種解釋更加接近事實呢？
首先，我不贊成僅看CPI而忽視PPI的做法，那種只見樹木，不見森林的做法並不可取，甚至會因爲對PPI視而不見，聽而不聞而産生惡果。
其次，僅僅憑一兩個月的CPI和PPI背離的情況就判斷經濟結構失衡，也會失之偏頗，因爲：第一，在一些時候，CPI和PPI背離是一個常態；第二，如上所述，今年的CPI上漲主因是豬周期，是由非洲豬瘟等因素引起的特殊時期的特殊現象。這也就是我爲何在上文中花了那麽多的筆墨去描述CPI上漲成因的原因和理由。
那麽，我們從“滯脹”的角度分析，會是什麽情況呢？換句話說，當下情況符合滯脹標准嗎？
判斷滯脹的一個重要標准是，麥克勞德所言的“經濟停滯”（stagnation）。
從行業表現上看，農副産品加工、有色金屬等行業的價格不僅沒有下降，反而擴大漲幅，呈現出供不應求的狀態。這很可能表明，經濟並未停滯。 PPI降幅擴大的行業，有油氣開采、燃料加工、黑色金屬和化學原料制品，呈現出供過于求的局面。但這樣的數據存有國際油價持續低迷的原因，也並不意味著經濟停滯。
然而，從利潤角度來看，情況就大不一樣啦！工業企業利潤增速，從2019年年初開始，就一直處在負值區間，而這恰是工業經濟處于通縮階段的重要標志。再進一步聯系到10月18日國家統計局公布的GDP數據，情況就更加明了，那就是：我國第三季度國內生産總值（GDP）同比增長放緩至6.0%，是自1990年代初期以來最低的增速，也低于市場預期的6.1%，經濟減速大概也可算作麥克勞德所言的“經濟停滯”（stagnation）的一種特色現象吧！
再從“滯脹”的另一個重要因子——失業/就業情況來進行分析。我國政府一直高度重視就業，並長期將確保就業列爲最重要的課題。盡管如此，因企業倒閉而形成大批不得不返鄉的農民工，以及大學生不願意“低就業”而造成的就業困難，使得我國不能放松對失業/就業的警惕。
因此，從表面上看，對于這種CPI上漲、PPI下跌的吊詭現象，似乎難以理解。但深入分析之後，我們依然可以稱之爲“滯漲”。只不過，這種“滯脹”，其實是一種“非典型滯漲”罷了！
那麽，滯脹是怎麽形成的呢？
基于國外發生過的滯脹現象，傳統的經濟學家普遍地認爲，造成滯脹的主因有兩個：一是經濟産能被負面的供給震蕩而減少。其中的一個典型事例是石油危機造成石油價格上漲，生産成本上升以及利潤的減少，使得商品的價格上升，也造成了經濟的放緩。二是中央銀行容許貨幣供應過度增長，或者政府在商品市場和勞動市場作出了過度的管制等不當的經濟政策。
對症下藥
一般來說，滯脹——尤其是CPI上漲、PPI下降——這種非典型性滯脹，是很難解決的。如果通過加息或提高存款准備金率來扼制物價，就會讓經濟增長繼續放緩；如果降息或降准來刺激低迷的經濟，則會讓物價繼續飙升。所以，看上去解決滯脹問題可謂騎虎難下。
面對這種進退維谷的狀況，有些經濟學家大聲疾呼跟隨歐美步伐，降息降准，增加貨幣供應。
對此，有必要看看市場的貨幣供應情況。
央行公布的數據顯示，9月末廣義的貨幣余額（M2）是195萬億，同比增長8.4%，比上個月高了0.2%，狹義貨幣（M1）是55萬億，同比增長3.4%，與上個月持平。再看最近3個月的M2數據：7月份增8.1%，8月份增8.2%，9月份增8.4%，數值是在逐步走高。這與GDP的逐步走低形成了鮮明的對比，這表示我國的貨幣之“水”已經悄然放出，市場上的貨幣供應充足，不需再繼續釋放。此前，市場預期，9月社融爲1.8萬億，結果卻達到了2.27萬億，這說明信貸、非標還有企業債劵等已有非常明顯的貢獻。這也從側面說明，市場中需求正在逐漸增加。信貸需要的增加，又表明市場對于中國經濟未來看好。因此，並不需要大規模放水。
傳統的解決滯脹的措施包括：一、擴大公共財政支出；二、對企業實施減稅；三、適度地提高利率來壓抑通脹。但這種做法，會增加國債負擔。
俗話說，兩害相權取其輕。在當下兩難抉擇的情況下，我個人認爲，應該抓住核心，各個擊破，優先解決物價問題，然後再去解決PPI問題。我主張，央行不用急于降息刺激經濟，而是要等到CPI降下來之後，再通過貨幣手段刺激經濟，那樣效果會更好。其理由如下：
第一，通過解決CPI源頭——豬周期，CPI可以得到控制。如上所述，隨著豬周期慢慢地過去，居民消費價格指數會逐步回落。尤其是加大了國外豬肉、其它肉食乃至水果的進口之後，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平穩物價。
第二，在CPI問題沒有解決的情況下，通過降息、降准等貨幣政策，投放過多貨幣到市場，只會繼續推高CPI，造成百姓將大部分的資金用于消費，卻沒有實質性地提升購買力，最終還會導致企業利潤下降，繼續推高對資金的需求。
第三，在實施降稅減負的政策下，企業的受益面較廣。對于降稅減負，社會上達成了共識。而降息降准所帶來的利益，則往往是國企和少數民企寡頭受益，因爲它們貸款多，它們貸款容易，其它企業（尤其是中小民營企業）不會因爲降息降准而産生較大的獲得感。這一條是我國區別于其它國家的地方。我國産生滯脹的主因也不同。所以，解決滯脹問題的措施也應該有所不同，不能與歐美國家亦步亦趨。
第四，在普遍減稅減負和貨幣供應充足的情況下，著力點應該是公平分配，尤其要讓中小企業獲得所需資金，而不是讓少數企業寡頭擠占資金而國家繼續供給貨幣。那樣，只會造成CPI和PPI更加嚴重地背離，漸行漸遠，惡性循環。
陳九霖：博士學位，現爲北京約瑟投資有限公司控股股東和董事長。世界500強企業中國航油集團奠基人之一，曾任中央企業中國航油集團副總經理、上市公司中國航油（新加坡）公司總裁、中資企業（新加坡）協會會長，中央企業中國葛洲壩集團國際工程有限公司副總經理。
見習編輯：李茜楠 主編：程凱